嗨！历史 | 控箍之灾：50年代农村合作化运动性质真相

农村合作化运动

中国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并非名实相符，它与传统的合作互助方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集体化、集中化而非真正的合作化。因为合作互惠的前提或基本条件是自愿和自主，而“农村合作化运动”所达成的农村合作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却是强制的结果，是被剥夺了退出权的原子化农民所组成的集体。不准退出当然不是真正的合作化，甚至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化，而只是“控箍”造成的集中化。这种集中化在人民公社时期达到顶峰，而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达至最大。

作者：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选自：《中国改革》

坐落于陕北黄土高原的骥村（化名）是当下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西北村庄，它所在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它所在的镇共有19个村，当年的乡级扶贫对象有四个村，骥村是其中一个。

这个普通的村庄历史上却曾有过令人瞩目的辉煌，让它名声在外的有两件事：一是出了以“光裕堂”为首的有72户之多的马氏地主集团，使之成为名门望族聚居之地；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当年转战陕北时，曾在此驻扎数月，从而有了“老革命根据地”之称。

如今，当年的声名远播和重要地位都已烟消云散，这个归于平静和平凡的村落如同千百个普通村庄一样，默默地在厚重而绵延的黄土梁峁中过着自己的日月。

都是受苦人

在骥村，农民称自己为“受苦人”。回忆起过往的生活，似乎每一个被访问者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苦痛。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困窘和不适体现为贫穷之苦、劳作之苦、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之苦、性别区分甚至身体残疾之苦。饥饿是贫苦最突出的表征，在骥村人的讲述中，这类痛苦的记忆，从能够记忆的年代起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

人们的“苦”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或来自生存环境的恶劣，或因为家境不好，“先人没挣下”，后人只能在地里“受苦”；或者由于身体残疾，连个“婆姨”（媳妇）也娶不上，成了“凄惶人”；妇女们所讲述的“苦”似乎更无从归因，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是妻子、是母亲，她们就注定要受生育之苦、劳作之苦和地位低下带来的种种苦难。因而，她们的苦似乎是与生俱来、命中注定的。

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的几年时间中，骥村是一个相对平静、似乎无事可陈的社区。这种平静大约持续到下一个运动——“农业合作化”到来之前。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从“变工组”“变工队”开始的，“三户一个组，两户一个组，个人找对象”。入社的方式是农民将各家的牛、驴、羊等牲畜，犁、耩子等大农具和籽种进行“股份定价”，作为投资交给集体，此外就是劳动力投入了。其实，“变工”作为乡村互助的形式早已存在，其实质是劳动力、畜力、生产工具的交换与共同使用。然而据一位土改时入党、最早响应号召带头开始搞合作化的老干部回忆，即便如此，“那阵思想都接受不了”，需要干部和积极分子“慢慢劝导”。

如果说初期的合作化以说服教育农民为主，而且还有传统的“变工”互助作为基础，因而是一个相对自然和顺利的过程，那么，后来的“小社”（初级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就带有更多的强制性了。按照一位老党员、“变工队积极分子”的话说，“思想上一气给他控箍着了，一气给他传达呢，不能叫他退股……初起入的时候自由着了，入后就不自由了，不能退了嘛。”到了1956年，“那就你非入不行，箍定（限定）了，不入不行，上边就是这么个政策。”最后的结果是“入了社，家里甚也没了。没入社单干时还有点余粮，以后一年不如一年，分的赶不上吃了，到1958年那阵，就底垫完了”。

农业社，从根本上改变了骥村人延续数十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把属于家户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牲畜、农具和种籽集中起来，作为共同财产；由一家一户的劳动和临时性变工互助变为集体劳动；由自给自足地获取土地收成变为通过记工分实现集体的按劳分配。对许多农户来说，干了多少年、盼了多少代才分到手的土地，还没捂热就归公了。而这一切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正如村民回忆的：“国家一个号召下来，你能咋了？你一个人能抗硬（强硬）了？我说是我不愿意，那能了？……上边来工作组，上边指示，主席指示下来的，你能说你不愿意了？……集体化的时候捣（敲）起锣嘛，早上该几点下地，这个锣一捣，就传开了，噢，地里受苦人就起身了，就赶紧走，到时间了，怕迟了，人家去得早的，头你到地里人家都动弹（劳动）上了，你还这儿走呢，就给你扣分了。那国家的办法可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