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二年：社会矛盾激化

首先，今年”六四”纪念日，香港依然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而且参加人数创近年新高。有报道甚至说看，今年”六四”二十二周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集会人数将近十五万。不管这一消息是否属实，”六四”过去二十二年来，香港已经成为全球唯一每年固定隆重纪念”六四”的城市，尤其在香港主权移交十四年来，这一传统依然没有任何改变，从中似乎可以让人看到香港市民的正义感和香港的公民社会精神。

就在”六四”纪念活动前夕，香港民主派人士和天安门运动领袖王丹等人，在台湾成立了”民主大学”，试图整合全球的华人民主运动力量，并未持续提升华人的民主素养而进行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然而，坦率讲，”六四”已经过去二十二年，关于这一历史悲剧，北京高层至今依然没有任何表示，而中国大陆民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则似乎也都基本淡忘了二十二年前的那一幕。但对中华民族长远的健康发展而言，”六四”却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曾经经历了两场噩梦，一场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另一场就是二十二年前的”六四”。对一个所谓正在崛起的民族而言，如果这两场噩梦无法得到清理或清算，那么这个民族未来的道路将是艰难和充满风险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六四”以来的二十二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基本上是遵循一个逻辑向前发展，那就是经济上高速发展，而政治上则是铁板一块。在短期内，这一策略似乎取得一定的成效，那就是在政治体制不动的情况下保证了经济的高速成长。但在二十二年后的今天，这一策略则已明显遇到了瓶颈，那就是由于政治体制没有触动，所以经济成长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造成官商勾结，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并继而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因此，中国大陆近年的所谓刚性维稳，就有了其”用武之地”。只不过刚性维稳的思维，完全没有顾及中国大陆社会矛盾的根本来源，因此不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反而引发了新的政治凝固，并由政治凝固引发政治动荡。

“独立参选人”被压制，社会缺乏阀门？

在这一背景下，革命的种子某种程度上正在中国各地悄悄酝酿。虽然这些种子之间彼此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但其反映的本质却是一样的，即：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地步。但正如笔者之前所阐述，中国当局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而在各地方之间，也出现了所谓的”模式之争”，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

另一方面，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最著名的就是江西下岗女工刘萍。刘萍宣布参选后，立即遭到当地警方的严密监视。随后，中国著名的体育评论员、在新浪微博拥有290万粉丝的李承鹏也宣布作为”独立参选人”参加当地的人大代表选举。虽然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气候下，人人都知道所谓的”独立参选人”并不可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实质性政治进步，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对此抱有期待，并希望”独立参选人”至少能在遴选人大代表机制的改革上起到一点推动作用。有一些开明的舆论还认为，与其将精力放在对付所谓的海外敌对势力或内部动乱方面，倒不如切切实实地将选票还给人民。

但最近的消息显示，中国全国人大已经宣布，”独立参选人”缺乏法律依据。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日前表示，中国的县乡人大代表候选人，只有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选民依法按程序提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经讨论、协商或经预选确定的”正式代表候选人”，没有所谓的”独立候选人”；”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换言之，只有经过官方认可的”候选人”才能得到认可，这就彻底堵死了”独立参选人”的参选之路。

 “独立参选人”的参选之路可以被堵死，但中国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却不会被掩盖。本来，”独立参选人”的出现就是社会多元，公民参政意识增强的体现，引导得法其实对缓解社会矛盾很有好处。但现在这一来，前景就不乐观了。

作者：李崇光（香港的中国问题分析员）

责编：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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