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培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次日摘下法網男單桂冠，他的感言：「天佑中國人民。」這種人道情懷不僅來自一個十七歲華裔青年，來自一個基督徒，更來自人類正常質樸的感情。至於「坦克碌豬」說；曾蔭權「代表香港人」稱後六四國家發展成就驕人，亦給香港帶來繁榮；香港教育局高官謝凌潔貞稱：「在中國歷史長河上，六四事件只不過是一件小小的沙石。」這都屬非人類的感情和價值判斷。「碌豬說」的冷酷不必贅言，曾蔭權的「後六四繁榮說」，形同魯迅小說《藥》裏的人血饅頭，他告訴大家，每個中國人都沾了六四人血的光，於是很「驕人」。在謝凌潔貞口中，六四事件是小小的沙石，死去的中國青年恐怕是比沙石更小的一粒微塵！
解放軍總政治部為編寫六四戰史而成書的《戒嚴一日》，記錄了裝甲車軍士趙斌的回憶，他說前進路上竄出兩個人，「怎麼辦，躲，對方也會左右移動，隨車變化，倒不如─我加大油門，方向絲毫不改，徑向前衝」。對於路障，「果斷處置，能撞則撞，能軋則軋，說心裏話還是躲的多，因為每撞一個障礙物，像崗亭、油桶甚麼的，心裏就一陣難受，為國家財產而可惜」。這再明白不過了，對於宛如小小沙石的人命是不必難受的，那不如「國家財產」可惜，更不如後來的經濟繁榮和「驕人成就」來得重要。
本來六四屠殺已是中國的大不幸，告訴下一代殺人是有理的，應該的，甚至是必須的，這對青少年一代而言簡直是恐怖，是對他們靈魂的又一次屠殺。李娜、姚明六四那年才八、九歲，郎朗才七歲，他們當時不會知道甚麼是歷史真相，委實不能要求他們承擔起這份歷史記憶和道義責任。李娜在六四忌日這天勇奪法網桂冠，也被記者婉轉地提到六四問題，她回答：「我只是個打網球的，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李娜言辭得體，作為一個職業球員，她沒有義務回答政治問題。姚明也曾被記者問到對伊拉克戰爭的看法，他也回答：「我只是打籃球的，不懂政治。只聽說這場戰爭沒有通過聯合國決議。」顯然姚明是有立場的，但他的措辭頗得體。郎朗面對英國獻花男的祭奠六四亡靈請求，他可以回答：「我只是彈琴的，不懂政治。」更得體的話是：「我對那件事沒有記憶，不過我為全世界所有災難中喪生的人彈奏一曲。」他沒有這份智慧，但再無智慧也不該拂袖而去。
李娜當年炮轟：「國家隊體制不是很好」，國家隊教練對她幫助「不是很大」。這番話遭到國家網球主管官員孫晉芳的強烈抨擊，指李娜「道德水準和責任感太差」，「以她的素質不可能代表中國」。李娜法網奪冠果然沒有感謝黨和國家，而是感謝贊助商和她背後的團隊。當國內記者問道：「你覺得這是一次中國的勝利嗎？」李娜答：「中國？是不是有點大？今天算是我夢想成真的一天，但如果說是中國的勝利，有點太過了，太大了，我承受不起。」李娜讓我想起胡適的話：爭你的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的權利，就是為國家爭權利。換言之，李娜爭取自己的光榮，就是為國家爭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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