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 金雁：东欧各国转型成功 动力都来自内在

金雁

在金雁看来，东欧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转型，或成功或曲折，都是来自内在动力，不是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也不是外来力量强加的，与1948年之后的强制“苏联化”是不同的。

记者：石剑峰，选自：东方早报

《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是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金雁的新作，是她对东欧转型二十年来的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现状的观察与评论。在金雁看来，东欧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转型，或成功或曲折，都是来自内在动力，不是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也不是外来力量强加的，与1948年之后的强制“苏联化”是不同的。从整体上看，这些国家的转型基本完成，尤其是已经于2004年加入欧盟的国家，在追赶老欧洲，在融入欧洲，也可能这期间会有一些反复和小曲折，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过程，但是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决心。

《从“东欧”到“新欧洲”》以及您之前的著作，其实都是在做去标签的工作。当我们谈到东欧问题的时候，有时指前苏联各国，有时指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有时指前南斯拉夫国家，有时又指代所有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把这些国家在地域、经济、宗教、政治、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复杂和差异性遮蔽了。

金雁：东欧涉及这么多国家，而这些国家自己也反对“东欧”这个称呼，“东欧”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名词，容易引起反感。而且这片地区每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又如此之大，尤其是民族问题特别复杂。我们现在一谈起东欧就觉得，这些小国家分量不重，其实它们各自的发展模式差异很大，异彩缤纷。它们之所以在二战后被笼统地称为东欧国家，主要还是一个《雅尔塔协议》把它们划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是由苏联的坦克造就的国家。只有南斯拉夫在二战中由铁托领导打了四年的游击战，所以还有自己的本钱。其他大部分国家冷战以后又是共产党情报局、又是经互会和华约等组织被纳入“苏维埃帝国”统治下，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按苏联的榜样搞建设，于是这些国家在一个统一的体制内存在了四十年，这四十年当然给它们打下了烙印。

这是东欧各国转型时的大背景，但在具体转型过程中差别还是很大的，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成了笼统叙述和评价。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媒体有一种说法，说东欧国家的转型比较失败，尤其是经济方面。或者说，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方案都是西方经济学家设计的，是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是为了让共产党没有经济基础，所以进行了激进的私有化等等。这些说法都存在很大误区，而且有的根本不合逻辑。

例如所谓为了挖前政权的根而急于搞国企转轨，这不是莫名其妙吗？的确，大量国企是前政权上台后的产物，但反过来，苏东体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大量国企的产物。包括苏联、中国在内，有哪个国家是从国企中崛起了共产党并且掌了权的？中共是从农村崛起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也是从私企和士兵中崛起的嘛。其实，倒是国企中容易出现政治性工会，当然“正常”时是官办工会，但气候一变，反对派工会也容易产生，而私企反倒不容易出现这种工会。道理很简单，工会是与雇主“对着干”的。国企的雇主是政府，自然就是与政府“对着干”了。倒是私人企业的劳资纠纷通常就是民事纠纷，不容易把政府卷进来。

其实1980年代剧变前的波兰政府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曾企图以加快国企改革来瓦解团结工会：把企业变成经理自己的，赋予他雇用和解雇工人的全权，从而把工人与厂方的矛盾变成与私人老板的矛盾，政府反倒成了调解人。只是团结工会抵制了这种“官方的私有化”，政府才没有得逞。剧变以后也是因为私有化，曾经呼风唤雨的团结工会很快衰落了，倒是“前共产党”的后继党却没几年就东山再起了！

所以把中东欧各国的私有化简单地予以“政治解释”或“意识形态解释”是完全不对的。这些国家的私有化都是因地制宜。以波兰为例，波兰工会很强大，高潮时期三千八百万人中有一千万人在工会，它的农业又没有集体化，所以它的国家资产在退出过程中，雇员所有制起到很大因素。捷克有很强的左派传统，它的宏观经济状况也比较好，选择的方案是把国有资产分给每个国民。匈牙利最为外人所称道的就是“卖”，这是因为当年匈牙利的外债水平非常重，卖国有资产是为了还外债。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重要的是要做到公开、透明和公正。这些方式在进行过程中其实就是各种力量的一个博弈过程，政府意志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参与博弈的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

当然，除了捷克实行了国有资产全民初始分配而解决了矛盾之外，其余诸国的私有化过程都拖得很长。由于博弈链条比较长，所以交易成本比较高。这个“学费”交的是有好处的，它带来程序公正和代理公正。如果国有资本守护者没有合法授权的身份，它就不被百姓信任。当年为什么会有团结工会，就是因为政府上涨物价引起工人不满才有的，可是当团结工会执政的时候，物价比之前还要高得多，工人也忍受了，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政府是我授权的，这其实就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所以总的来说，第一，民主政治不是领袖指航向的“理想实验场”，连自己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民，何况那些无权无势的外国学者？这种过程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与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多大关系，也不是当权者、更不要说外国人能够包办的。第二，许多人都认为越是“右派”越主张“休克疗法”或者激进的转轨战略，越是“左派”越反对这种做法。其实在中东欧的许多国家中恰恰相反，左派的转轨方式往往比右派激进得多。这是因为东欧剧变前激进的反对派大都具有反苏的民族主义或反世俗化的宗教背景，对普世性的“全球化”和“物欲横流”的自由市场未必很热衷，还有的反对派出身草根，崛起于工运农运，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带有更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或工团主义色彩。剧变后他们这些“右派”反共的确坚决，走向“自由市场”就不免有些左顾右盼了。倒是那些出身“前共产党人”的左派要急于甩掉共产党的历史包袱，上台以后更急于私有化。所以并非像我们想象的，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在东欧大行其道。

波、捷、斯、匈等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社会动荡，这是由哪些原因促成的？

金雁：首先，这些国家都是在政治体制变革以后搞经济转型，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其次上台的人都有道德资源，这些国家都经历了长期的底层社会运动，在以往的积累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比如波兰团结工会等东欧新兴政党都不是一下涌起的。在这些运动和组织中，知识分子扮演的是理性角色。所以当1989年大变革到来的时候，他们不是以激进比赛的“哗众取宠”来凸现自己。第三是它们的军队的特殊性。苏联为了使这些国家军事力量不能与苏联对抗，控制很严，这些国家的军队调动需要来自华约的指令。而戈尔巴乔夫后来实际上放弃了华约，当社会大潮起来的时候，苏联军队不可能再像1956年、1968年那样出动了，而本国军队不愿意干涉群众运动，所以出现了军队缺失、镇压无果的局面，最后当然是双方坐下来谈判的圆桌会议了。还有一点就是，当时东欧的知识界和党内民主派其实是有互动的，不是完全对立。这些因素的合力，促成了非暴力的温和的转型。

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看，经济改革和政治转型，到底哪个先行更有利呢？

金雁：东欧是政治先行，但经济转型并不是不重要。在1989年剧变之后，这些国家的国有资产的保存都是完整的。对于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东欧操作的经验是，社会是各种利益群体组成的，是多元化的，这中间有天然的距离，谈判的过程不能省略，在这个过程当中，宁可分得慢一点，分得公平一点，分得透明一些、公正一些，虽然会加大交易成本，但是奠定了产权合法性的基础，以后就没有人“秋后算账”，不存在原罪的问题。而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面临的是“击鼓传花”，没有长远打算，在经济好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对进行更深入的改革采取消极态度，那么等到经济糟糕的时候，要改就是最脆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