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一)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二)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三)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四) 

〔编者按: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陈小鲁口述;徐绥之,黄晓一采写;编辑:陈晓彬 米鹤都〕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善后和转业

“六四”清查和整党结束以后,政改研究室被撤销。我没有受处分,当时还是留守的党委书记,负责这帮弟兄们的遣散、善后。工作组找我谈,说,现在这些人都各回各单位了,你的情况,不归我们管。但是我们愿意给你出个证明,证明你表现不错,你是正局级,如果部队需要的话,你还是应该争取一下,级别应该动一动。我想,也对,我们“六四”后就被当成赵紫阳的人了,我也不想在部队干了,也别给领导添麻烦,提你不是,不提你也不是,转业算了。

所以,我当时就找二部副部长姬胜德,提出转业。我说,我想转业。他说,“转业好啊。部队,没劲!我都想转业。”我说,我转业,你能不能给我调一级?我1976年调到总参二部的时候,我已经是副团职了。到现在还是副师。我在政改研究室,中组部给我出函证明我是正局。如果你给我调到一个正师,我转业在地方工作,还能多领俩钱儿吧。

结果他说,“哎呀,很困难呀,这个东西很复杂。”我说,“好吧,实在不行就算了。那就还是副师吧,我只是提出我的想法,不行就算了”。其实,我1976年到二部任副团职的时候,熊光楷当时还是正连职;姬胜德还是副连职。他们这时已经提到了正军和副军职,蹦了多少级?我还是副师,常理上我是比较亏,不过我这一辈子,对当官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我当时为什么转业呢?也是对整个“六四”的情况很不满意。一个是开枪。我在英国,前面提到的人家处理防暴枪的态度,不能随便拿枪去打人的,是有底线的。另外呢,党内斗争比较激烈。中央开会批赵紫阳的时候,那份19号文件怎么说呢?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扩大的,我不敢说别的,政改研究室这一块基本上没有真的。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经过文化大革命,真的没有接受教训。到了现在,还是搞这种手段。赵紫阳下台,不是很容易吗?老邓一句话就行了。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不是他的问题,栽到他头上?还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政改研究室这段经历,就是知道了中央决策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我有点心灰意懒了,没法奉陪了。我下了个决心,就是从此不在体制里干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不能再说违心话了。

◇ 在国外讲学

1992年1月,政改研究室正式解散。全部工作做完,财产封存,文件封存,人员全部安排了。因为我是借调的,没有什么安排,我就回原单位了。回部队以后,通知我去学袁木〔27〕讲的什么三套——“三代”领导班子。当时我讲,第一,我要学,就学马列著作,学小平著作,他那个不是马列主义;第二,他讲的错误很多;第三,我现在已经要求转业了,要找工作,没功夫。

当时,外国专家局的局长是我的朋友。在英国的时候,他是三秘,我是武官,大家谈得来。他一听说我要转业就说,“哎,到我这儿来吧,你太适合干这个活儿了,有外事经验,思路又开阔。”我当时说,我不想做具体的,你给我个虚职,把我从部队转出来就行了。

中组部赵副部长亲自找我谈话,对我还不错,问我去哪儿。因为外专局那边要,我就说去外专局。他说到局里安排比较困难。我说,我不要求到局机关,就想到挂靠外专局的人才交流中心、协会什么的。另外,我对级别无所谓,副师就是副局级,我到那儿也不当什么局长、秘书长,给我个研究员什么的就行了。过段时间,我就下海。他说,那问题不大。

结果还是不行——换人了,外专局新来的局长坚决不要我。后来赵部长没找我,他秘书打电话告诉了我。我说,我很理解。换了我,我也不要。因为我这个身份,干好了不会添什么彩;干不好他拿我没办法,还是大麻烦。我说,我太理解了。感谢赵部长,我自己再找吧。

我就找体改委贺主任,他给证监会打电话。那时证监会正在搭班子筹建中,刘主任那边说,欢迎!要做哪个局的局长随便挑。我说,哎!老贺,我真是对官场寒了心了。这样吧,你就出个函,我把档案放体改委下面的联办〔28〕。后来老贺看我挺坚决,就说好吧。他后来就向部队发了文,就把我从总参调出来了。我把档案就没往体改委放,直接就放到联办的人才交流中心去了——自由啦!

后来阎明复〔29〕找我,说民政部彩票中心缺个主任,要我去。我说,官方、半官方的,我都不想干了,我下海。阎明复说,那你就给找个人过来吧。我就把原来政改研究室的办公室主任推荐过去了。我开玩笑说,你知道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委吗?中顾委、中纪委,还有一个知道吗:“中募委”——“中国福利彩票募集委员会”,这个可厉害,钱也不少。怎么样,去吧。结果就把他推荐去了。他去了,干的还不错,跟老阎也搞的挺好。

这时,美国华盛顿大学邀请我做冷战史研究,是访问学者。因为我当年在战略协会的时候,有朋友找我参加一个中美学者的讨论会,他说,这是中美双方学者第一次交换对朝鲜战争的看法,讨论会缺一些军界的人。我当时还有军衔,所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们谈了谈,大家感觉挺好的,我就参与了。然后我就为此采访了杨尚昆、乔木、师哲等人,还有一些军界的学者,写了一篇文章《1949-1950年的中国对美政策》,参加这个会。好像在陶然宾馆,开了五天,和美国学者面对面的交流。李慎之参加了,他算领导,下面是一些青年学者。这第一次,大家还交流得不错,挺高兴的。以后我就介入这个圈子了。后来,美国方面邀请我去访问,因为在部队的身份去不了,我就没去。

这时我是自由之身了,也没去过美国,我就答应了。我以个人身份,去了三个月。我的研究课题就是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同一年,我还去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去讲了一次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六四”后,我是下决心不在体制里干了,不能再说违心的话了。所以我讲话也没有顾虑。我讲的主要观点,就是改革开放肯定要继续下去,而且中国的发展前途很好。

当时听众也有很多问题,与学者们交流也谈到一些观点。比如美国的奥森伯格教授,很有名的汉学家。他对中国很熟悉,他说,你看,毛泽东怎么样,邓小平如何,说到江泽民,他说nothing——什么也不是。我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nothing的领袖。因为这个社会的体制在转换。当时我有个观点,“六四”当然是个悲剧,但是也有“好处”。它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人人关心政治,恨不得大家都要来管天下大事,这就乱了。实际上,分析所有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和最不民主的社会,“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有那种理想中的大民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政改研究室就讲的,没有那种纯民主,什么都投票。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美国也一样。当然了,它的形态比你高一点。“六四”后,中国人迅速地世俗化了。所谓“世俗化”,就是关心自己,然后去发财。这样一来,社会就有一个稳定器了。另外呢,它也打破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大家知道自己努力了,靠组织,靠不住了。那个组织有它自己的利益。

讲完以后——他说,咦!你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当时美国总统是克林顿,我说,克林顿是什么?克林顿也nothing。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列宁那句话,“持常人见解”的路线。“常人”就是平常人,不是像毛主席那样的“神人”。神人有很多思想,但是他脱离实际。老江离实际会更近些,体会到普通人想什么,所以他说,发展经济呀,让大家生活有所提高啊。他就求实了嘛。

  ◇ 改革开放变不了

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要发挥制度的作用,领袖不能老改变制度,那不行,那样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比如改革,老邓有他的想法,换个人可能想法就变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要政党去做呢?我认为政党代表制度,领袖代表个人。

当年耀邦下台时,很多人看到耀邦就这么给搞下去了,觉得比较忧虑和悲观。我当时就讲,不要着急。现在老邓在,老邓靠什么起家?靠得是改革开放。老邓跟毛老爷子,有什么不同?就是在改革开放上不同。老邓的观点我们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其中,讲“四个坚持”,那毛老爷子比老邓在这点上要坚决得多。讲四项基本原则,列宁就是呀,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也是,直到江青还是。我说,老邓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就是改革开放。所以,老邓奋斗这一辈子,就整出个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开放拿掉,就没有邓小平了。这是他的旗子,他能这么扔掉吗?不可能的。可能是我看到事物的本质了,或者,我看到他的人性了。这是从最高领导的思想来看,他不会改变的。

“六四”以后我还这么说。第一条,不说别的,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他们在想什么?看看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能够回去吗?不要说“右派”了,就看看那些“左派”们的子女,他们能回去吗?他们要真是“清如水,明如镜”,倒让人害怕了,那很可能还真要回到五十年代了。第二条,江泽民当时讲什么:小商贩,要“把他罚得倾家荡产”,这是文件上写的。但是过两天他就不说了,“倾家荡产”?当时两千万个体户,一亿人口,你赎买下来?你养不养?你给他解决就业问题?你解决得了吗?你还得允许他,甚至还要发展他。李鹏那时候讲,乡镇企业是和国企争资金、争人员……我说,他懂不懂,乡镇企业当年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干两年就知道了。

很清楚,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你收不回来了。老邓厉害就在这个地方。比如搞股票,他表态说,“允许试”、“不行就收”嘛。其实,允许试是真的,不行就收是假的。他早想清楚了,别人可能没想清楚。允许试,就试呗。反正后边有句话,不行就收。收?怎么收?靠行政命令收?收得了吗?你发了那么多股票,要花多少钱再把老百姓的股票买回来?你花钱买,正好给大家“解套”。再者,你有这笔钱吗?你政府要是有钱,何必搞这个呢?所以没法收!老邓这个人,比较聪明。战略上他想透了,后一句话,就把那些反对者的嘴堵上了。别的老头一听,啊,允许试,可以收,好啊。可一试,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反杜林论》的那一段话,非常精辟:“平行四边形”。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他的意义,只要有一个“力臂”,社会运动轨迹就要改变一点点。老邓的思想符合多数群众的利益,获取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所以成功了。毛老爷子开始也是,文化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啊,多数人都支持他。可慢慢的,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他再坚持也没有用。最后,老邓往这边一偏,就整个“打左转灯向右转”了。

这个笑话它有点道理。搞改革开放,老邓的想法,无非还是要搞社会主义,要把中国搞强。毛老爷子和邓老爷子的想法,都是这样的。江青的想法就是搞“穷社会主义”吗?也不是。她是为了打倒对立面,即使“宁要社会主义草”也行。这是手段,就用这个把你打倒。其实那一段,四人帮在上海搞得相对还比较好。因为他们已经控制和巩固了上海这个地方。

◇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他的种种东西,应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单民主墙。特别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的是《毛选》,学的是“雷锋”。我们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你得出的结论能走出多远啊?说实话,当年在党内没有人敢跟毛主席辩论,不论谁都说不过毛主席,都会折服于毛主席的雄辩。毛主席批彭德怀,多“精彩”,别管他有没有道理。

过去有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愿意反思的话,文化革命就不是历史吗?就红军长征是历史?说起来,红军长征是不错,延安精神是不错,但它们毕竟是在夺取政权当中创造的这种传统。现在是建设时期了,这期间我们党内最大的财富,应该说,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难道不要了?本来应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全党,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们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训,现在就要建立一种机制,要能不断地调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对手。过去的政治斗争,每个人在反对对手的时候都打出一个“崇高”的旗号,说对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自由化”等等,无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达到一个共识,容忍对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护对方的权利。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民主党、共和党不论谁上台,对美国都不是灾难。我们则不是这样,而是只有我上台,中国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灾难、就是“复辟”、就是“自由化”。所以斗争变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极端手段,动不动就要动用军队等“专政”手段。

我们需要宽松的机制,我就不明白这个:他们为什么老说,中国“国情”不适于搞这个。这是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在阻碍。所有当权者都一样,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分权,与虎谋皮是做不到的。那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种制约、一种限制,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但这些东西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否则做不到这点。现在你看不到这种改变。

当然,新的变化也是有的,比如领导人终身制的结束,这是从老邓开始的。这只是进了一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不能总是自我copy(复制)。两个党竞争,它们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我们现在是自我copy,这就造成血缘上的“近亲繁殖”。结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就弱化。现在就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因为在共产党的体系里,在权力中泡得太久了,就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历史的惰性。毛主席讲“最聪明的人是战士”,就是说,可以从不同的地方选拔人才,来打破这种惰性。所以,文化革命的所谓的“合理性”呢,就是毛老爷子想要探索出这样一个体系。他当时对官僚体制很不满意了,想改造这个体系,所以他把王洪文从工人中选拔起来。但他不是从搞文官制度、搞政党竞争这个思路来做的。

◇ 商场上的洗礼

大约1993年,海南三亚市要开发亚龙湾。原来有一个亚龙湾开发公司,资金也不够,没搞起来。后来由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公司,我也参加了,是这家“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借着发法人股,当时想多敛点钱吧,按两块钱一股,发了3亿人民币的股。敛了一部分钱,然后把开发的土地征下来了。

但我在那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一个就是1993年底,朱镕基那时正在搞“宏观调控”,钱不让进海南,由银行把口,钱就是不让进。另外,我们那儿有个失误。就是一开始想搞点综合经营,搞了块地,投了一个多亿,结果因为一调控,就没钱了。而那个项目又是海南旅游的重点项目,“国家旅游度假区”,当时是国家旅游局搞的,但是计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当时香港有一个中粮集团下属的鹏利国际,一方面他们有钱,另外当时度假村的理念在国内还不清晰,而他们比较明白。既然我们没有能力,就交给他们做吧。于是我们就扩股,转让了股份,鹏利拿钱进来,当了大股东,当然我们就要退出了。

1994年3月份,我们离开了。他们继续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后悔,但是我说,要是我们接着搞,没有钱,也难以为继。那么大个项目,我们当时把规划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当时也有点儿烦。特别是在亚龙湾那儿,看见的事也挺黑的。就说派出所借摩托车吧,他们找我说,我们派出所要帮着你们拆迁,需要交通工具。我说那好吧,送你们个摩托车吧。他们不要,说借用吧。我觉得他们还不错,只借不要。下面的同事说,什么呀,陈总,你不懂,他当然不要,因为摩托是借的,所以坏了你得给他修,汽油你得给他加。你要送给他,我们就不用管这些了。哎哟,人家想得真精。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感觉真不好。

后来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说,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过年,夜夜兴奋”。我难受,干不了。后来这话被传到海南的领导耳朵里,他很不高兴,说我,“陈小鲁才黑呢!他发股票,一块钱卖两块”。我不否认这点。但是,发股票的钱是给海南开发用的,还不是给你海南弄钱?我又没有拿这个钱。我当总经理,当时的工资是两千块钱,仅此而已。

从海南回来以后,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面,搞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说,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万块钱,成立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标准国际”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几个项目的海外上市做顾问。当时,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刚刚准备起步。由于做投资顾问的都是老外,一些领导不大信任,就想找个中国顾问,心里有底。这样子,我们正好就找到了客户,就担任中方的顾问,去搞些撮合啊,咨询啊。不过这个赚不了多少钱。而且我们这种人,就不是经商的料。

比如,广深铁路H股在海外上市,我们做它的顾问。他们上市收入了5亿美金,当时我们的上市顾问费是30万人民币。可是由于铁道部内部的矛盾,我们被拖了两年。关键是有两个问题要我们协调。一个问题是火车票定价问题。当时,铁路价格是国家统一制订的,车票由计委物价局统一定价。可是要没有自主定价权,在海外就等于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人家凭什么买你的股票啊?为这个,我就找计委的副主任。那时候正好闹涨价呢,计委主要怕涨价。我说,按现在的情况,它不会涨价,可能还要往下调。因为它面临着高速公路和飞机的竞争。最后,由我们公司写了报告给计委,他批示,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浮动”,但是不“放开”,但给它一定的定价权。这样子在国外还有卖点。

这是一个难度多大的问题啊,等于要改变一个体制的事儿啊!这个最后我们帮他拿到了。这价值多少钱?没法计算。但是计委给它的这点儿权力,公司就募集了5亿美金。

此外还有一件事。它那条铁路有个特点,是从广州到九龙,所以它有外币收入。公司把这些外币打包,给了一个中资的金融公司,等于给卖了。国家规定,外汇进、出都是要报告的。这样,一千多万美金的外汇就没了。一年半以后,铁道部内部矛盾解决了,又重新启动上市了。人家一看,财务报告又不对了,每年的一千多万美金收入没了。这就没法上市了。于是他们决定回购。这一回购,又麻烦了。有钱有贷款,但是没有外汇指标。为了让它能上市,这又成我们顾问的事了,我就出面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我说,你批给它一千万美金的额度,拿这个回购外汇。这样,它上市后能拿回来5亿美金的外汇。外管局领导说:但是它违规。我说,两边都是国家的事,这事铁道部也着急。外管局领导说:就这样吧,但是我们得罚它。最后给了它指标,但罚了8万美金,问题解决了,它就上市了。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企业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加倍给了60万人民币。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人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两件事,就挣了60万人民币,发什么财?不过,这件事儿,我们总算做成功了。

◇ 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

下海几年,感觉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挺没意思的。除了文化领域还没有介入过,不论军事、政治、经济,我感到我跟这个社会整个地不适应。就是说,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太不一样了。我是有点理想主义化,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除非你说服我。你说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但是有一条,我这个人也不愿给人找麻烦。如果老接触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挺难受,大家都会挺难受。我不行,我离开还不行吗?1997年,我身体不好,后来高血压。主要还是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就退下来了。

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请我当个独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个项目,邀我参加呀。我有一条,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门面,但是不参加管理。而且我也不问待遇,愿意给多少给多少。所以大家都觉得处得挺好。

我现在是博时基金和江西长运两个上市公司的独董,都是朋友邀请的。因为是邀请我去,不是我主动去找的,这样我就比较超脱,可以好好考察一下这个公司。我不是一般的股民啊,而是要当它的独立董事啊。所以,我就调来资料看,发现这两家公司还不错,比较规范。就做了它们的独董。独董,就是代表小股东监督大股东,让大股东不要做危害小股东的事。在基金,就是对基金持有者的责任。另外一个是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要合规经营,并不是说赚的钱越多越好。你不合规,你赚的钱多,你反而越容易出问题。当然,独立董事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因为你不在公司里,要想蒙骗董事,那太容易了。

从我做独董的这两个公司来讲,应该都还可以。博时基金非常不错的,在基金中排前三名。“长运”也是一个不错的搞交通运输的公司,非常稳健,号称是中国交通第一股。其实,一个公司的关键最终取决于其管理层怎么样。

多年来,我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为人处事一直在遵照这三个座右铭,没有做那些违心之事,也无愧于这个社会。孔子还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是圣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

  注释:

1.读chua,篮球进篮的象声词。

2.林彪之子,文革中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3.陈毅长子,后任对外友协会长。

4.指北京市的第四、第六和第八中学。

5.指文革初期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黑帮”。

6.指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人的“反党集团”。

7.彭真夫人。

8.指谭震林副总理。

9.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10.当时士兵的军上衣两个口袋,排长以上干部的军上衣四个口袋。

11.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

12.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的小名。

13.1960年代,一个少先队员刘文学,发现地主分子偷盗生产队的蔬菜,与之斗争而被杀害。当时被广泛宣传。

14.“三个世界理论”:指1974年毛泽东对当时世界战略格局的说法。“三个世界”即: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非、拉美及其他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

15.英国称其为福克兰群岛,英阿两国均称对此群岛拥有主权。

16.一种美制自动步枪。

17.鲍彤,当时任赵紫阳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

18.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谈到:“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20-343页。”

19.指新中国成立后,对接收下来的旧政府人员实行酌量减薪,作为稳定物价、克服财政困难推出的主要措施之一。见《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5页。

20.前苏联长篇小说《夏伯阳》,描写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红军指挥员夏伯阳足智多谋、顽强勇敢,但政治上不成熟,作风散漫。政委克雷奇科夫到任后,把他引上了正确道路。1934年《夏伯阳》拍成电影,在中国曾影响广泛。

21.“团结工会”:1980年11月成立,当年发展到1000万会员,瓦文萨当选为主席。1981年团结工会的《纲领决议》明确提出要改变现行社会制度,且不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同年12月,波兰当局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团结工会随后被取缔,瓦文萨等数千人遭拘捕。1989年4月团结工会再度成为合法组织。随即投入大选,在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中获得成功。翌年12月,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

22.“黑工事件”、“黑窑事件”:2007年5月,山西省洪洞县警方破获一起黑砖场虐工案,解救出31名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之后,数百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网上联名发帖寻子。案件引起中央震动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23.“军政、训政、宪政”:1924年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提出的建立“民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或称三步骤:⑴在军政时期施行军法,实行军事统治,既以兵力统一全国,又训练人民接受三民主义。待一省之内秩序完全安定后,就可停止军政,开始训政时期。⑵训政时期施行约法,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运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一省之内全部的县已实行自治时,就可以结束训政,开始宪政时期。⑶在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宪法颁布后,即“还政于民”,举行全国大选。民选政府成立,就是建国大功告成。《辞海》

24.“小舰队”:文革中,林彪之子林立果建立的一支以效忠林彪为宗旨的武装力量。

25.“团派”:指在共青团系统、特别是在团中央工作过的党内领导干部。1957年至“文革”前,胡耀邦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26.指邓小平1989年“4.25讲话”,认为学生上街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27.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六四”前后曾兼任国务院发言人。

28.全称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为中国最早引进股票市场设立的机构。

29.阎明复,“六四”前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六四”后改任民政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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