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 陈炯明不是叛徒 乃宪政实践者

陈炯明

叶曙明：当时大家都把共和宪政挂在嘴边，宋教仁和陈炯明属于少数真心想践行共和宪政的人。陈与孙中山的恩怨，传统观点是认为陈炯明后来背叛了孙中山。其实只是政治理念的分歧，谈不上谁背叛谁。

作者：卜松竹，选自：广州日报

陈炯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争议颇大的人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时事人物之一。他与孙中山的分合恩怨，他“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和实践，成为无数人研究的对象。有人指责他叛变了革命，有人称他是中国“联邦宪政”的实践者，还有人对他的地方建设，尤其在广东地区的建设成就赞誉有加。对于这样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应当如何解读？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设广州为全省首善之区

陈炯明在广东期间，在地方建设方面建树颇多。对此，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段云章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在《陈炯明与地方建设》文中有着深入的分析。

1918年改组军政府时，当局根据胡汉民的建议设立市政公所。1918年10月，广州市政公所成立，设于育贤坊的禺山关帝庙。这是广州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城市行政机关，也是广州有正式专管市政机关的开始。

1920年，粤军回粤赶走了军阀莫荣新等人后，陈炯明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对于广州市政规划尤其尽力，就职后“首倡地方自治，以为各省先导；并以广州为全省首善之区，市政规划，刻不容缓”，成立了法制编撰委员会，孙科也是会员之一。因为孙科“留美多年，对于市政素有研究”，因此受委托很快起草了《广州市暂行条例》。1920年12月23日，陈炯明将这一参照美国市政制度的最新发展趋势设计的条例亲自公布。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正式设立，采取市长制，孙科任第一任广州市市长。

首届市府六个局长全是“海龟”

研究者指出，市政委员会时期的广州市政府是迈向近代化城市政府的真正开始。市长虽然还不是民选产生，但是已经有了立法监督机关的设置。如果说市政公所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市政机关，那么广州市政府的设立则表明了市行政权的统一和完整，也标志着广州真正进入一个近代化的城市政府时代。

除了机关组织结构的变化，广州的市政管理方法也向近代化迈进。民国广州市政之所以得到时人的称誉，重要原因之一是主持市政者的组成。首届市政府成员组成充分体现了市政管理人才专门化的原则：市长孙科是孙文之子，为美国加州大学市政科的毕业生；属下六局局长三人是美国留学生，两人是日本留学生，一人是法国留学生。市政府其余职员中也有20余人曾受过西方的大学教育，政府中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占89%。因此人言：“广州市长局长，尽留学专门家，其他职员有专门学识者至百分之八十以上，其汲引新人才，可谓至矣”。

此外，当时的广州市政府职员年轻化倾向十分明显，25~50岁的青壮年占到75%，正是年富力强，且具有相当的变革与创新精神。

推动骑楼景观，建设“见称于国内外”的模范城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州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广州在软硬件方面都取得了飞速的进展，包括筑路、园林、治安、卫生、教育等各个方面。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做法，令广州博得了“模范市政之誉，见称于国内外”的美名。

陈炯明推动广东省会警察厅颁布了《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规则》，其中规定：“凡堤岸及各马路建造屋铺，均应在自置私地内留宽八尺，建造有脚骑楼，以利交通。至檐前滴水须以水槽、水简引水透入明渠，不得另设檐篷，致碍行人而伤堤路。”由于骑楼街道被视为城市马路近代化的理想方案，因而，民初广州建造的马路大多设有骑楼。骑楼成了近代广州城市独特的街道景观。

1912年3月，陈炯明下令将一部分裁余民兵编为工兵，拆除正东门城墙，同时计划辟宽马路，开民初拆城筑路的先声。到了市政公所时代，制订出修建39.4公里现代化道路的计划。1921年初广州市政厅成立前，修筑成惠爱路、一德路、丰宁路、永汉北路、万福路、百子路、德宣路、文德路、永汉南路、越华路等花砂马路。至1921年，广州城区内已筑成的近代马路和街道达27公里，另有12公里马路正在修建之中。工务局与卫生局还用新式街沟法成功地改造了广州市失修、水泄不畅的排污渠沟。

上世纪20年代初孙科主政时期的广州，在观音山、东较场、海珠三地各规划建成一所公园，东较场公园还附设公共体育场。此外，公安局将全市分为12个治安单位，任用了4046名警察，广州的社会风气得到很大的改善。市卫生局把全市分为6个卫生区，每个区有5人负责管理，全市有800名清道夫扫除大街，并有苦力打扫小街偏巷的秽物，同时在市民中大力普及卫生知识，对浴室、餐馆、旅店等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也制订了新的规则。

兴学兴教深得人心

金融商业成功转型

在当时主政者的构想中，广州应当成为中国最进步的都市，于是大力兴办教育，公私学校大量涌现。192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选在广州举行，以广东提案为骨干，制订覆盖全国的学制系统草案。这次年会和新学制系统草案使广州成为全国教育界的焦点和关注的中心。而作为新学制试点单位的执信学校，也成为中国最早实行新学制的学校之一。

进入民国以后，广州传统商业开始向近代转型，而百货商业的发展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国内近代化的大型百货零售店最早就是出现于此。如20世纪初在西关一带的商业中心成立了光商公司和真光公司，后来又有先施百货、大新公司等，逐渐形成了长堤、西濠口商业中心。

同时，金融业也在转型。票号、钱庄、典当、银炉坊等旧式金融组织日渐式微，华资银行却迅速崛起，广州进入银行业发展最兴盛的时期。保险业也逐渐走向繁盛。直到抗战爆发前夕，广东仍是拥有保险公司最多的省份。

专访近代史学者叶曙明

陈炯明与孙中山：谈不上谁背叛谁

广州日报：您曾经说过，在民国初年，有两个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一个是宋教仁，一个是陈炯明，能否为我们详解一下？

叶曙明：当时大家都把共和宪政挂在嘴边，但真懂得怎么去干的人并不多，宋教仁和陈炯明是属于少数真心想践行共和宪政的人。宋教仁的主要贡献在于搭建国家政体框架、建立议会政党和议会政府方面。而陈炯明的主要贡献，在于推行地方自治，兴学、筑路、禁赌、吏治、法治等。

广州日报：关于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您是怎样解读的？

叶曙明：与孙中山的恩怨，传统的观点是认为陈炯明后来背叛了孙中山。其实，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一直是合作与共事的关系，并不是追随的关系。早期的同盟会不是一个很严密的政党，合则来，不合则去。因此，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是政治理念的分歧，谈不上谁背叛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