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刘晓波离开我们三周年的日子，如果他还健在，他也获得自由有些许日子了。若他生活在拥有合理的制度的土地上，他也不会坐牢。十一年前，他为了这片土地拥有合理的制度，推广新的宪章，因此被剥夺了自由，最后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片土地上不止一个刘晓波，还有很多人，为了反抗不义，为了自由公平，让自己身陷囹圄。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用刘晓波和他的同道们祭旗，让这片土地上的十三亿人，看着追逐正义与公平的代价是如何残忍，迫使着人们沉默不语，噤若寒蝉，道路以目，不得不纵容恶，对现实妥协，对未来失望，不期待有任何的转机。国民性也是刘晓波批评的内容，他在那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可以过度强调历史文化对国民性的塑造，后来他的声音，我们就听不到了。不知道他有没有转变观点，发现这样的国民性的决定性因素，是这七十年的极权统治塑造出来的。

刘晓波对民族主义的警惕，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对知识分子不作为的痛心，他的很多理念，也许忽略了时代背景的局限性。观点可以商榷，也可以反对，但唯独不能成为制裁他的理由。他的境遇应该让更多人看到，他的言论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迫害，而是一旦为新宪法去推广去实践，极权制度立刻暴露出本性的凶残。集权体制最怕的东西，就是合法性的立宪。那意味着他们没有合法性，是非法政权。

如何正确的纪念刘晓波，我认为不该是愤怒与哀怨的诉诸民众无能，也不是凄惨悲伤的控诉与要求平反。而是通过一系列行动，筹备起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性组织，与非法政权的中共在国际社会分庭抗礼。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义要建立在法理性的基础上，才能逐渐团结更多的力量，争取更大的共识，唤醒更多的人民，为以后的人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土地上，大家承担起使命与责任。

首先，是对中共不具备合法性进行法理性的澄清。一个不具备合法性的政党，控制的政府自然不具备合法性。一个侵犯着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公正的政党，一个控制着金融、媒体、教育、司法等重要领域的政府，一群压迫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家族及其帮闲与帮凶，是必须用法律的名义来论证他们不具备法理性的统治，才能以法律与正义的名义进行解散和清算。

其次，制定新的宪法与相关法律条例。一个国家的政府与政党不具备法理性，主动违背宪法，控制法律，剥夺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力，而且在宪法中写入对政党的拥护，自然没有合法性。对待没有合法性的宪法，只有推倒重建。晓波先生是因为新宪章而身陷囹圄，我们该继承的遗志，则是对新宪法的制定，用法理性来赋予和捍卫中国人民应有的权利。也为未来中国的变革打好法理性的基础。

再次，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好充分的准备。新的制度必须考量到中国的现状，以最小的代价推动社会的转型，政策制定方面必然需要做出大量的妥协与折中。我们推动社会的改变要用理性与宽容的态度，一方面避免制造多数人的暴政，另一方面拒绝新的独裁形式的诞生。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民主制是最不坏的政治。大陆改变政体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和矛盾，我们一定要放下仇恨，依法行事，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团结更多的力量一起推动社会制度的转型。

刘晓波先生是被迫害致死的。他说自己没有敌人，并不意味着宽容。是因为残害他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这个独裁政府和极权统治的制度。他未竟的志业，是新宪法的诞生。正确的纪念他的方式，我觉得是继承他的遗志，召唤更多人来参与新宪法的制定，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去承担起推动社会变革的使命，让正义公平的阳光能够照耀这片土地。这该是刘晓波先生的夙愿吧，他没来得及践行理念，就为我们付出了生命。我想，苟且着的人们，唯有行动起来，这才是对刘晓波先生最好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