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又谈大公报

一段时间里，文坛发生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不断地谈论一家在内地已经不复存在的报纸—-大公报。这种谈论渐成公议，以至许多学者（含老中青），都对此一话题倍感关注，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虽然迄今为止，不能说大功告成，但是结了硕果。大公报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面镜子，研究其“镜像效应”当然工程浩大，指日待成，谈何容易，因为历史的机遇未到，我们和这家百年老报重逢之日，尚摇摇无期。人们在回忆中憧憬，有乐观，也有悲观。于是，至少谈论，也是化开块垒之一招。

大公报研究的热潮或许可以追溯到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叶，而此前一段时期，大公报问题虽然不是绝无人谈，如一些大公报的老前辈李纯青先生、唐振常先生等，已经谈过此话题—-非但是老生常谈，而且有惊人之谈—-但是，他们的见解多不为人知。那个时期以后，也就是在社会形态呈现“多元化”、舆论一律的老式禁锢已被稍稍松动以后，人们发现谈论大公报历史者由少渐多，形成了一个规模。究其原因，是因为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真面目，不可不涉及大公报；要倡导今天的新闻改革，也不可不涉及之。而媒体更新的讨论，其实也就是研究第四种权力的产生与发展，对这种权力通常的解释，就是舆论监督的权利。

稍加回顾，我们看到，在大公报研究勃然兴起以前，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中叶，李纯情先生关于大公报问题的言论已经极为尖锐，他的文章是为大公报翻案而来，而非一般的人云亦云。其主要论点、论据，已经涉及到如何看待大公报的所谓历史反动问题，如：小骂大帮忙问题、大公报的国民党政学系问题、大公报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云云。李公的文章一石千波，关注此事的人倍感振动。文章当时是在香港发表的。这个先例一开，人们看待大公报就很不一样了，这份报纸在６６年被迫关闭以后，一直被一种模糊哲学所笼罩—-大公报是否定文革后，唯一没有恢复的官方报纸—-虽然，李公们其实不是在谈北京永安路那张报纸。也许更早，台湾学者，前大公报人陈纪滢先生撰写的关于大公报人的长篇文章，也是这个研究的重镇，如他写的张季鸾，胡政之，徐盈，子冈的传记，就很有份量。

９０年代初期，唐振常先生由于抑郁、苦闷而发的随笔文章里，写大公报人的篇章不在少数。他为后来结集的书命名为《往事如烟忆逝者》。书中写了大公报的主脑人物王芸生及张琴南、李纯青、刘克林等人。唐先生的写法，已经和所谓“正统”评介文章很不一样。他的书，没有做关于大公报的正面历史评定，但却给人一种大公报人人性洋溢的画面，如报馆中人都唤总编辑王先生为王芸老，由王芸老而唤王老芸者，亦不乏其人；对张琴南先生，则称为“蔼然长者”；唤那时刚进入报馆的谭文瑞先生为白孩、刘克林先生为黑孩等。相比之下，报纸中人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人性，像报人中的败类张春桥、姚文元那样，只有一些冥顽愚忠之气。笔者将此称作“为大公报人恢复人格形象的大手笔”。后来人写大公报，都无出其右。

不久，周雨先生的《王芸生传》有幸面世。他的附录里，更刊印了王先生的文章，有些是文革时被看成很“反动”的文章。

到了９０中期，以王芝琛先生为主将的大公报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格局。紧紧跟进的学子，有志于大公报研究者不乏其人，如谢泳、智效民、丁东等诸位实力派学者都是。而王芝琛为王芸生先生子嗣，家事国事融为一炉，更有其研究优势。他的几十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即《百年沧桑》，可以说是恢复大公报研究的一大业绩。王的书大多是在为一些大公报的历史积案作辩护，他的课题在此之前或者是被禁止的话题，或者以讹传讹，都是错误的表达。他的课题在任桐那里也有更为详尽的说明，如西安事变大公报立场问题、抗战时期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问题，以及他关于鲁迅之死讣告问题、中条山战役问题、内战未起时期重庆谈判问题、“另起炉灶”问题、“沁园春*雪”一诗问题、小骂大帮忙问题，以至现在尚无人详尽提及之“可耻的长春之战”问题，等等。

在大公报成立百年前后，又有天津南开大学教授贾晓慧的《大公报新论》面世，加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新近出版的任桐先生的新书《徘徊于民本和民主之间》，可以说此类研究后继不乏人。这些书籍的出版，将近乎半个世纪对于大公报的禁声状态一举摧垮，令读者和更年轻的人们，产生了大公报的正面形象、张季鸾和王芸生的正面形象，实为功德无量之举。

当然，这其间，也存在大公报研究的某些不足。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的命运，和新纪大公的命运深深维系，无可割裂，也是此类研究之重；而对于大公报在二十年代以来的总体概貌，涉及者则少。所以，我们在深一步关注诸如王芝琛、任桐、贾晓慧先生的断代研究之外，当可以期待有学者总持其史料，完成整部大公报历史的复写。但是，只是开掘这一段历史，即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开时期的大公报历史，也是极为必要的。这个时期，正好是大公报凸现其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时期，也是她纵横捭阖，指点国内外天下事，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时期。在此其间，关于大公报的历史评介，将会同恢复其真实面貌两相呼应，泽被后人。

我们看到，在任先生的书中，开宗明义，就是确定大公报的自由主义倾向和民营报纸的性质和性能。这一点极为重要。大公报不同于后来的报纸，用唐振常先生的话说就是，时代变了，此一大公报，非彼一大公报，除了严复的报头题字。这个话是言重而不错的。那么，自由主义本身的发展和变化，及其中国化之间、大公报的自由主义及其同样首肯的某种社会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等等，书中有过很好的回顾。任先生以历史现实主义之眼光来看待大公报的自由主义，他的论点虽笔者不能完全苟同，但大体上是合乎逻辑的。仔细观察，任的观点可以大致分为三点：一是，自由主义本身的演绎。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在融合了后来产生的社会主义以后，其内容有了增值或改进。这个说法是事实，但是，这种演绎为整体社会主义思潮在全世界的影响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值得注意。

再则，自由主义本身，其实也是在和穆勒、边沁的修正有着否定之否定的变化。穆勒等人对于社会主义的某种憧憬，使得边沁和后来的社会改良运动，有了辨正社会主义的可能。“因为在哈耶克看来，弥尔（穆勒）是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导致了费边主义的兴起，扩大了边沁哲学的传播，对社会主义的因素渗透自由主义有重要影响，因此哈耶克认为，这一转折是错误的……”（【哈耶克传】）他主张回到原先的自由主义，即辉格党时期的自由主义。

何以有如此严格的对于自由主义的界定，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的不同。而这个不同，正好是被糅合在所谓的趋同倾向上。于是，大公报人如张季鸾、后来肖乾等人，虽然都鼓吹过自由主义，但是，他们的看法很幼稚。

肖乾在关于自由主义那篇社评中写道：“（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是并重的。我们认为列宁只写了一部民生主义，甘地只写了一部民族主义，杰斐逊只写了一部民权主义。中山先生之伟大，伟大于三民齐重……（二）……我们在谈的自由主义异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主要在于（三）我们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前提。如果人类仍然逗留蒙昧在时代，则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无成为同义了。人们既集居一处且分为国家省郡，个人自由与集体安全间必须求到和协。个人根本是集体的成员。在经济上，我们赞成公用事业国有，也希望生产工具不归于个人。中山先生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迟早要兑现……。（四）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五）我们认为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

这个看法就是，主张自由和民主的同时，又主张苏联式的经济模式。这是中国自由主义从三、四十年代以来普遍的主张。大公报记者曹谷冰的苏俄纪行，对于那个模式没有多少批评。人们也未见大公报上有关于类似纪德的《从苏联归来》那样的反思。这是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由于蒋介石的经济在内战时期的崩溃，人们期待一个大一统的强盛民族之崛起，也就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走到自由主义的反面。正像书中所谓，连胡适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社会主义的远景。

任先生认为，关于边沁的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问题，就是所谓的改革的成本问题，是可以计算的。但是，其实这个计算基本上无法完成。但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倒是影响深远。

三是，大而言之，五*四的科学民主之倡导，没有关联到西方另外两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和宗教。自由，是相对于民主而言，相对于平等而言的；宗教，上帝，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如果没有自由的总原则，平等和民主，就是一种虚假的模拟和有害的试验；如果没有对于理性主义的宽容的限定，就没有理性本身的理性

—-最近，王元化先生对于理性启蒙的反思，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许多西方学者并不是无条件地肯定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启蒙和启蒙运动的。（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的革命输出和自由主义的战争输出，是否异途同归乎，很值得思索。）如果人们没有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胸怀，就完全可能自称是理性的占有者而行非理性的暴力；再就是，如果没有人们还看见一个比科学指向更为庞大的世界之对象，宇宙之对象，就会走向一种科技至上主义和所谓的工具理性说（其实，西方现代哲学已经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产生了合二为一的认同；工具说的性质已经非常可疑）。而今，谈论自由主义的源流，就不可只说其一，不说其二。当然，自由主义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思考，就是对于上帝的批判—-这种批判和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加上尼采等人对于耶稣基督的批判相辅相成，是对一个事务的辨正思维。因为，如果没有自由主义对于政教合一的攻击甚至毁灭之，宗教中邪恶的部分，就会站到宗教善良愿望的反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应该注意到，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的信徒身份—-他和他的知交马相伯神父的交往，也是大公报办报宗旨，起码是一种潜在的意志和诉求。

思考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感谢任先生把我们带入了这个思考。

在这个思考里面，人们可以多少看清楚，何以从一开始，从张季鸾那里，就有对列宁的歌颂；何以王芸生，任先生称之为“自由主义最后的守望者”，会北上“

招安”于社会主义，何以现在人们还是将自由主义看成是和社会主义水火相容的一个期望，这些都是可以纳入思考之列的课题。

在考证社会主义及其原教旨和修正主义的历史时期时，我们看到西方社会主义之一部分，从其原教旨中有所分离；在老“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学说的修正版里，衍生出不久前产生的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有同于王芸生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道而行”，也有极大不同，王其实是在说，要在苏美之间中道而行，即不同于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中道而行”—-当然这种中道，就是毛泽东说的那些自由主义分子的第三条道路……他们的宗旨，也许和自由主义有某种必要的互补。而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和对于时局的看法，老实说，还停留在对于此一涵义的朴素的诠释阶段。虽然，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大公报人的看法、王芸生的看法，已经磨合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这里就是我们通常注意到的如新闻自由问题、开放党禁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等等。就是说，大公报是在不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主张基本的自由主义之前途。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公报如何面对中国的具体现实。书中援引了一位外国学者的看法，提出了何以社会主义占了上风、自由主义占了下风。简单说来，是因为社会主义为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是一个事实。像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样的人物，甚至像宋庆龄、张澜、沈钧儒这样的大人物，不是也接受了社会主义吗？遑论几个摇笔杆子的报人乎？是的，我们记得为边沁的书《政府片论》作序的哲人蒙塔谷的名言，他说，一个民族的天才，可以创造一种天才的政治制度，而这种制度，未必可创造政治天才。如果说胡适们、殷海光们也是自由主义者，那么，他们的实践，后来有了民主的报偿，这是制度还是天才的产物呢？

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大公报在所谓的两极决战中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她在选择国共两个党派的政治方向上，的确是倾向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她的小骂大帮忙，确实是主张国民党进行政治改革的（见贾晓慧《大公报新论》），只是这个改革由于内忧外患而功败垂成。所以，前几年我们将此课题只是放在大公报也骂过蒋这一点上，是有历史局限的。

任先生说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是大公报之灵魂，也是大公报拥护蒋介石独裁的一个证明。这个结论的历史定位，是内地作者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局限。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孙中山的训政时期的长短，是夹在民主和独裁之间的一个模糊概念，孙中山和苏俄的联合，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他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欧美化的努力，这为蒋的独裁带来某种历史的机遇；再者，蒋的独裁和张季鸾眼里苏俄、共产党的独裁，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民主的多少与有无的差别。所以，撇开战时的特点，只就国共两党，对于自由之空间而论，张季鸾没有考虑非蒋化于西安事变之中，是有他的历史预见和感觉的，而王芸生后来容纳大量共产党地下党员于报馆，和张季鸾的做法大相廷径，为后来他的北上，做了有意无意的铺垫—-

只是到了晚年，他才发现“枪杆子里面”出来的究为何物！

所以，大公报和蒋介石的关系，在其支持并拥护其抗战，张的历史选择没有任何过错。也是大公报在西安事变时期正确因应的证明。

其实，张季鸾对于蒋是有着某种复杂关系的，他早年痛骂过蒋。二十年代末期，蒋统一中国后，他没有发现其他可以和蒋构成抗衡的任何势力。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表现；日寇还没有大举进攻内地身份；华北之大，尚可以放下那张书桌。所以，张的态度是历史的态度，也是现实的态度。这个“国家中心

“即便是到了抗战结束，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以至毛不是也在重庆谈判时高呼”万岁“吗？更不要说蒋介石的改革，后虽偏安一隅，但是毕竟是那场民主改革的潜在动力。这个功绩，也应了张的历史眼光。

最后，我们不能把张与蒋之私交，看成是张对蒋的惟命是从。不，大公报在那个时期的许多文章，是大骂而痛加诟病蒋的许多举措的。这说明张自有主张，说他是蒋的诤友，也为尝不可！

话说回来。大公报的个人主义，主要体现在张季鸾、王芸生等人”一支笔“的言论负责制上。除掉了他们的”一支笔“，大公报也就名存实亡了。简而言之，是蒋介石允许这样一张报纸存在，而到了毛，大公报就寿终正寝了。

张季鸾死在四十年代初；胡政之是在易帜的隆隆炮声中辞世而去的，很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而王芸生的命运，在以后的时期，确实是滑向了以”公“代其私的地步，”大公“的涵义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质变，成为一人之私下面的”公“了。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