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初，沈玄庐随陈独秀南下广州，与陈独秀、谭平山创办《劳动与妇女》杂志，沈任主编，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妇女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898年，沈玄庐16岁，按照中国人早结婚早生子的习俗，与坎山镇望族周家之女14岁的周锦潮结婚。第二年，生下儿子剑龙，又过了一年，生下女儿剑华。
以后，纳母亲的贴身丫头王秉芝为妾，后又将两名烟花女子韦云、绛云纳为小妾。1920年，沈玄庐与上共产主义小组中的唯一女性丁宝林“热恋”，直到丁宝林
出家当尼姑方罢休。此时，尽管沈玄庐高喊“以天下解放为己任”，但在生活上却始终是封建地主式的，而且还不满足一妻三妾的腐朽生活，1924年初夏又迎娶
了比他小23岁的王华芝。沈玄庐一夫五妻，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中共早期娶妻最多的党员。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沈玄庐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领
导衙前农民运动的声望，他仍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党的四大。但在会上，沈玄庐反对党的国共合作路线，声言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全面
服从国民党。他的错误主张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严厉批评。此后，沈玄庐与戴季陶沆瀣一气，发表了许多违背四大路线的反动言论，并在5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
全会上，公开支持戴季陶的“国民党最高的唯一的原则就是三民主义”，“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反动主张。鉴于沈玄庐的背叛行径，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沈玄庐的
党籍。
1928年8月28日，沈定一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暗杀于浙江萧山县衙前镇家乡。到了40年后的“文革”时期，沈定一的坟墓又被当地的红卫兵用炸药炸得粉
碎；而到了处处开发、经济第一的2006年，残存于萧山凤凰山上的沈定一墓地在轰隆隆的推土机下被彻底铲平毁弃。直到今天，当地的政府官员仍然把握不住是
非分寸、依旧是模棱两可地对外讲：“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1925年1月，沈定一出席有20名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5月，他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附和戴季陶提出的所谓纯粹的三民主义，公开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但亦有一种说法是，他本人因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退党。
1978
年7月，著名作家茅盾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沈定一，“这个人很特别。杨之华原先就是他的儿媳。他是萧山县的大地主，但思想开明，曾主动搞减租减息，还办起第
一个农民协会，在当时全国算是最早的一个。他很早就信奉共产主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他写了封信，指责说，共产党搞得太滥，什么人都可以参加，连地痞流
氓、拆白党也拉进来了。还说什么拐走他儿媳的，竟然也是共产党员，等等。总之，他表示不干了，当然，这里也有误解和猜测。他的这种错误态度，当时曾受到党
内同志的批评。”
谁是历史上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地主？不是改革开放以后，而是早在建党之初，此人就是沈定一。因此，本博秦全耀觉得工人日报作家韩三洲的文章值得一读。
2010
年，《文史参考》杂志刊发了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的回忆文章《瞿秋白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文章揭露“文革”期间，瞿秋白遭受“四人帮”的迫害，一下子从
无产阶级革命家变为“贪生怕死的叛徒”，他的家属以及生前好友均遭株连，不仅瞿秋白本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坟墓被红卫兵挖掘毁掉，甚至暴骨扬灰，就连他家
乡父母的坟墓，也都统统被摧毁踏平了。文章透露，很多在盛世才的新疆监狱里都没有受过刑的人，在“文革”的时候却被整死了，其中包括她的母亲杨之华，也是
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致死的。
国内媒体都称瞿独伊是瞿秋白的独女，瞿秋白去世时，她只有14岁。其实，严
格说来，瞿独伊是瞿秋白的继女，其母杨之华与生父沈剑龙仳离再嫁瞿秋白的时候，她年仅5岁，到14岁从报纸上得知瞿秋白被杀害的消息，她在继父身边只生活
了短短的4年。据今年已届90岁的瞿独伊说，“这段充满父爱和亲情的时光，却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记忆。”
值得注意的
是，瞿独伊生父沈剑龙的父亲沈定一(字玄庐，1883———1928)，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中国农民运动的“最先发轫者”，在沈定一的身
上，生前死后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只不过现在研究中共党史，无论从官方角度的还是民间的立场，早就不提甚至是刻意回避沈定一这个毁誉参半的名字了。
《民
国人物大辞典》中，有一段关于他的传略：沈定一在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上海，二次革命失败后又流亡日本，1916年回国任浙江省议长，1919年与戴季陶创
办《星期评论》，1920年与陈独秀等发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早期党员，后在家乡衙前兴办农村教育，领导农民运动。
1923年加入国民党任候补执委，1923年孙中山逝世后破坏国共合作，1927年“四·一二”后任浙江反省院院长，清党委员会党务委员。
可见，作为一个早期参与中共建党活动的革命者、大地主、政治家、新闻记者、教育家和国共两党的早期党员、被孙中山评介为“浙江最有天赋之人”，到今天仍未有最终的论定。
组建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
1921
年8月19日，沈定一在浙江萧山龛山东蓍草庵戏台上的讲演题目中，提出“谁是你底(的)朋友”。据记载者形容，“当时听者，拥挤不堪，大多数的农人工人，
听了他的话，感动到十二分，如见天日，这是因为他极力模仿那地方的土话，说出很明白的利害来，句句话都被农人工人听懂了。”
1921
年9月，由沈定一和刘大白、宣中华等组建的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而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组建的广州海陆丰总农会，成立时间是在次年
的6月，所以，衙前的农民运动应该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民运动，先后有十多万贫苦百姓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之中。
而
更早在1916年浙江省议会成立时，作为议长的沈定一曾将家里农田分送给佃户，实行“耕者有其田”，他自己也下田耕作，并要求其他地主为农户实行二五减
租。对此，地方官吏则加以威逼利诱，诬指农民运动是“过激主义运动”，为此，沈定一于1921年11月9日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沈定一代农民问官吏》，
特向地方官吏提出三条质问，并限省长八日内予以答复。可以说，当年的沈定一，说话一言九鼎，在浙江地段，是横跨党政两界的显赫人物，浙人称其为名副其实的
“定一”。
1928年8月28日，沈定一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暗杀于浙江萧山县衙前镇家乡。到了40年后的“文革”时期，沈定
一的坟墓又被当地的红卫兵用炸药炸得粉碎；而到了处处开发、经济第一的2006年，残存于萧山凤凰山上的沈定一墓地在轰隆隆的推土机下被彻底铲平毁弃。直
到今天，当地的政府官员仍然把握不住是非分寸、依旧是模棱两可地对外讲：“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细查起来，沈
定一还有着很多连个人传记都未曾记载的个人历史。他的父亲是满清的名进士，官至巡抚；自己则是满清的末科秀才，在云南广通做过知县、武定做过知州。辛亥革
命后，身为知州的沈定一居然擅自剪去发辫，被上司发现后弃官逃走，第二次到日本留学。他第一次留学日本时，曾先加入蔡元培的光复会，后又加入孙中山领导的
同盟会。在早期革命活动中，从主持报纸到组建党部、领导抗租斗争、主持省议会、实行解决农民的自治计划，沈定一都是在向权威挑战。
作
为地主，他不惜损害自身利益，动员工农群众起来造反，并领导了抗租运动；作为省议员，他敢于怒斥省督军；作为另立山头的西山会议派，他却呼吁不怕牺牲，赶
赴广州争夺权位；作为自立实践的创办者，他的这一切新思路和新观念可以说都是惊世骇俗的，让那些旧势力们胆战心惊、惶恐不安。
从参与建党到被开除出党
十月革命炮火传到中国后，沈定一转向笃信社会主义，他曾受孙中山委托，到俄国去考察。1920年5月，沈定一与戴季陶、陈望道、沈雁冰(茅盾)、刘大白、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依照国内党史专家丁弘的说法，这一天其实应该算作中共真正创建的日子。
同年8月，又与陈独秀、戴季陶、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七人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并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党纲》。
9月，沈定一又在家乡衙前镇成立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由他起草的宣言与章程，刊载于上海的《新青年》杂志上，文章中大声疾呼：“无产阶级的人，大家起来呀！”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而作为浙江代表的沈玄庐却拒绝与会。同年9月，沈定一受孙中山先生委托，陪同蒋介石到莫斯科考察，曾与共产主义领袖列宁、托洛斯基会晤面谈。
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国民党中枢即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共41名,其中的共产党人占10名,沈定一名列其中，其他9位共产党人包括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拥有近四分之一席次。
1925年1月，沈定一出席有20名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5月，他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附和戴季陶提出的所谓纯粹的三民主义，公开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但亦有一种说法是，他本人因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退党。
这
年底，沈定一参加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从极左转向极右，并当上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有关资料，沈定一担任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
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浙江省1800多位革命者被捕，932位中共党员被杀害，让原来生气勃勃的江南大地陷入了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能言善辩，力倡早期民歌诗
据
时人回忆，沈定一躯干修伟，双目有神，善饮酒而且学问广博，声音洪亮，能言善辩，演讲极富说服力和煽动性，青年人多为之倾倒，江浙优秀的共产党人如宣中
华、徐梅坤等均是他一手提拔培养的。除此之外，沈定一还写得一手好字，当年杭州大王巷王顺兴饭庄，曾悬有他一副擘窠大字的对联：“肚饥饭碗小，鱼美酒肠
宽”。
此
外，沈定一与刘半农、刘大白等，同是新文化运动早期民歌诗体的代表人物，强调新诗应向民歌民谣学习。1930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玄庐文存》(诗集、论
集)，内中的诗歌揉入地方语言色彩，富于乡土气息，极具有童谣味。衙前农民协会被解散后，心情沉痛的沈定一曾赋诗一首：
杭州城里一只狗，跑到乡间作狮吼；/乡人眼小肚中饥，官仓老鼠大如斗。/减租也，民开口；/军队也，民束手；/委员也，民逃走；/铁索镣铐拦在前，布告封条出其后，/岂是州官恶作剧，大户人家不肯歇，/不肯歇，一亩田收一石租，/减租恶风开不得，入会人家断烟炊。
沈定一的新诗主张，直接影响到40年代的民歌诗体派诗人如李季、袁水拍等人。文存中十一首组诗《十五娘》，被朱自清认为是“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他本人的很多新诗，都琅琅上口，流布甚广，最有名的是作于1920年的《对策》：
镜中一个我，/镜外一个我/打破了这镜，/我不见了我。/破镜碎纷纷，/生出纷纷我。/我把我打破，/一切镜无我。/我把镜打破，/还有破的我。/破的我也破，/不知多少我。
这首诗今天读来，还颇有新意，大有佛家见心明性、开口破禅之意，大概能算上超现实主义的早期朦胧诗吧。
另外，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的婚姻家事，与沈定一有关联。
瞿
秋白的结发夫人为王剑虹，可惜年仅20岁时便因肺病去世。1924年11月，瞿秋白与来自萧山的社会系学生杨之华结婚。杨之华原是沈定一的大儿子沈剑龙的
妻子。这对夫妻当年一起在上海大学上学，恰逢正担任上海大学社会系主任瞿秋白，其学识、口才、风度，引起杨之华的倾慕，二人接触后互生情愫。而沈剑龙也是
五四后的新派人物，于是便在1924年11月同一天的《民国日报》上刊出三则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声明仳离；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正式结婚；三是瞿、沈
二人共同具名，结为好友，说“我们仍是亲爱同志”。这桩好合好散的现代婚姻，当时曾是舆论哗然、惊世骇俗一则新闻。
是非功过，盖棺难论定
沈定一的一生，可以说充满着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语言与行为，到今天都难以给一个中允的价值评判。
曹聚仁评介说，“沈定一先生，虽已为社会淡忘，他却是火一般热烈有血性的人，直到他被暗杀为止，没有一天不活泼泼地生活着。”
原
先被称为十次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之一的头子罗章龙，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介沈定一：“沈玄庐本身为官僚兼大地主，却刻意深入劳动者中生活，其率先对佃户李虎成实
行退佃退租，并参加衙前农民斗争，因此引起大家刮目相看。我在沪杭甬铁路开会时，沈闻讯骑着自行车，头戴雨帽，皂衣布鞋，暗夜中赶到郊外数十里道棚参加开
会。沈在会上倾听大家讨论，并发言道‘我们很早就听说过书记部和共产党人来人到工人区去，便像春雨后竹林一样，一夜工夫，毛竹就冒出苗头来了。’随后，沈
把革命道理用当地土语譬解，深入浅出，听者无不动容。在会完毕，沈手推脚踏车，步行随大家走回城站，边走边谈，好像完全忘了疲倦似的。”
1978
年7月，著名作家茅盾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沈定一，“这个人很特别。杨之华原先就是他的儿媳。他是萧山县的大地主，但思想开明，曾主动搞减租减息，还办起第
一个农民协会，在当时全国算是最早的一个。他很早就信奉共产主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他写了封信，指责说，共产党搞得太滥，什么人都可以参加，连地痞流
氓、拆白党也拉进来了。还说什么拐走他儿媳的，竟然也是共产党员，等等。总之，他表示不干了，当然，这里也有误解和猜测。他的这种错误态度，当时曾受到党
内同志的批评。”
中
共早期领导人彭述之的夫人、当年与瞿秋白、杨之华过从甚密的陈碧兰，在其回忆中也说到，1924年初，沈玄庐曾带着他的儿媳妇杨之华来上海并访问上海大学
社会学系主任兼教授的瞿秋白，并要求瞿帮助杨之华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而平时不喜待人的瞿秋白却对沈十分热情。宾客宴请之后，杨之华还得以免考进校上
课，并在学校入团入党，这对杨之华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即从大地主和官僚家庭的少奶奶生活里解放出来。但沈玄庐却因此向后退了，由于杨之华与瞿秋白结
合，沈玄庐大起反感，甚至骂瞿秋白为流氓，因此他愤而脱离了共产党。
清党过后，沈定一因国民党内部派别互相倾轧，辞职退出浙江省党部，又回到他所熟悉的家乡，在当地组织农会，结纳农民，推行减租，试办农村地方自治。其被刺身死时，得年44岁。
这
个被农民兄弟亲切称为“三先生”的沈定一，角色可谓复杂多变，扑朔迷离，甚至连他的被暗杀都成了难解之谜。有研究者分析，沈定一的被暗杀极有可能是国民党
人所为，因为沈定一的最后一次远行，是去莫干山与国民党的要人戴季陶、朱家骅、李济深等人见面，会谈的过程不很愉快，结果在下山返回萧山的途中遇害，在那
样兵荒马乱的乱世，对凶手的追究最终也只能是不了了之。
而据沈定一的学生徐梅坤《九旬忆旧》记载，沈定一之死，是因为这年春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掌国民党大权，他在衙前成立自治筹委会，集结旧友亲信，分任要职，以图推翻蒋介石统治，这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和不安，所以“通过何应钦派刺客在衙前刺杀了沈玄庐。”
沈定一的死在今天看来，不但是一个谜，也是一个历史的悖论，表现在革命初始阶段时的思想纷乱性与动摇性。要知道，革命本身并不是按照程序预设的、恒定不变的和纯净无瑕的，革命过程本身有着它多种可能性与可变性，作为革命的同路人恐怕亦难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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