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与刘波君谈Liberal的译法
因为我随手写下的一段话“这本《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译本，译者刘波将Liberal翻译成了‘自由主义者’，引起不少误解。实际上较为确切的译法应该是‘自由派’。而自由主义者对应的是Liberalist，至于Libertarian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就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及其侧重而言，克鲁格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自由主义者。”（李华芳：《克鲁格曼怎么了》，《读书》2009年第9期）刘波君满怀诚意写了一篇文章解释他为什么将Liberal译成“自由主义者”（刘波：《Liberal不能译为“自由主义者”吗？》，《读书》2010年第7期）。在当下浮躁的翻译界，这样的举动实在令我深深感佩。投桃报李，我想进一步谈谈我对这个词到底怎样翻译为好的看法。
先让我总结一下刘波君的观点。刘波君指出诸多词典中并无将Liberal解为自由派的，而且之前的中译本中也找得到将Liberal解为“自由主义者”的例子，并认为Liberal和Liberalist是同义词。在他的翻译过程中，他也将中译文“自由派”和“自由主义者”作为同义词使用。
我很理解刘波君所说，“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者”在各种语境和翻译中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以至于要正本清源的话，可能本身就足够写一部“自由主义”思想史了。也正因为关系复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每一次“弄清爽”的努力就都弥足珍贵。所以我尽管还是不同意刘波君的翻译方法，但也认为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
实际上，刘波君在后面的一段解释中，已经揭示了为什么“自由派”不同于“自由主义者”的理由。“为了照顾国内习惯，因为我们习惯上将美国的Liberal与Conservative分称‘自由派’与‘保守派’。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是标准的、非此不可的译法。而且翻译要考虑具体的语境与中文的习惯。”这段解释显示刘波君已然明了国内的习惯是将“自由派”与“保守派”对立，而保守派通常是指美国的共和党所代表的一支，与作为自由派的民主党相对，构成在选战和具体公共政策上的“驴象之争”。
克鲁格曼在《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对罗斯福新政的念念不忘，其作为民主党人的理念非常清楚。而说到共和党的保守主义政策，最容易被人熟知的恐怕就是里根政府了。里根时代的经济政策几乎均受弗里德曼的重要影响，而弗里德曼当时的身份就是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和弗里德曼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如果我们把其中一个人叫做“自由主义者”的话，另外一个人就要换一种称呼，否则这个名词就失去了它在中文环境里的意义。
一个名词不能同时代表两个截然不同的意思，刘波君实际上也清楚这一点。不过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刘波君将弗里德曼当作Libertarian ，实际上Libertarian是指“自由至上主义者”，一般是指更加极端的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而以弗里德曼等为首的芝加哥学派是称不上“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而是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惯，被称为“自由主义者”。
刘波君有意无意的提到克鲁格曼的思想传统中蕴含了对“Liberalism”的继承性，我也不否认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对“自由主义”的阐释和竞争。但回到切实的翻译问题，在中文语境中如何避免混淆呢？
如果说弗里德曼被“习惯上”称为“自由主义者”，那么我认为就必须用另外的词语去形容克鲁格曼。这并不涉及到什么左右派争夺“自由主义”解释权，或者如刘波君后续提到的“盗用”之类的阴谋论。这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文语境中，弗里德曼已经被习惯上称为“自由主义者”，那么克鲁格曼怎么办呢？难道也用“自由主义者”去称呼一个与弗里德曼立场针锋相对的人？我认为这样的做法，至少在翻译考虑上是欠妥当的，尤其是译者已经认真考虑过其中的差异，并且明了各种区别的情况下，再用“自由主义者”来称呼克鲁格曼，就更加让我疑惑不解了。
刘波君辩称：弗里德曼也自称自己是一个“Classical Liberal”，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弗里德曼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自由派”，但我想这是十分不同的。“古典自由派”与“自由派”之间的差异，至少先有两个字“古典”，而熟悉思想史传统的人，绝对不会对这两个字熟视无睹，处理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简单，在“Classical Liberal”的翻译中，我们依旧翻译成“古典自由派”，而正如弗里德曼自己声称的那样，“古典自由派”所承接的恰是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而认为如果不把“自由主义者”与“自由派”等同使用就会犯下大错的观点，则的的确确忽略了“古典”一词在思想史上的重要作用。
不妨多谈几句关于“古典”，这里承接当然就是亚当·斯密的思想。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态度就是对政府的态度。“古典”的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将会阻碍经济发展，因此需要将政府赶出市场，让政府仅作为市场的“守夜人”。这一“古典”思想，我相信刘波君也非常熟悉，因为克鲁格曼恰是在这一点上站在了对立面。克鲁格曼推崇罗斯福新政，要求政府大力干预经济。因此，刘波君如果逻辑足够清楚，是不会混淆“古典自由派”的含义的，因为“古典自由派”完全不同于“自由派”，而且“古典”这个限定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说弗里德曼已经习惯上被称为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克鲁格曼？这里有一个非常简便的办法来进行对比。利用搜索引擎例如“百度”，键入“克鲁格曼”和“自由主义者”，将会获得约132000篇结果；而键入“弗里德曼”和“自由主义者”，将会获得约430000篇结果。这意味着，在普通受众看起来，弗里德曼是自由主义者的认同度约3倍于克鲁格曼。
当然，刘波君或许还会有疑惑，认为这不过是普通人的看法，不足以代表学界观点。那么我们再利用“谷歌学术”检索，键入“克鲁格曼”和“自由主义者”的结果约有420条，而键入“弗里德曼”和“自由主义者”的结果约为1080条。这的确表明相比于普通人，学界对克鲁格曼是不是自由主义者要更加宽容一点点。但其结果也毫无疑问显示出弗里德曼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深入人心。
当然这种检索方法得出的结论是非常粗略的，但其大致上表明了“对弗里德曼是自由主义者”的认同度不管是学界还是公众认识上都远远超过“把克鲁格曼当成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因此，如果刘波君果真顾及了国内的习惯，在翻译上却将克鲁格曼称为“自由主义者”，那实在是让人非常疑惑的一件事情。我只能坚持我原来的结论，即刘波君的确不理解中文环境中“自由派”和“自由主义者”的巨大区别。我也希望借这篇短文作进一步的澄清，即“自由派”和“自由主义者”在中文环境中，绝不可轻易等同使用，那样一来造成的误解会远远大于理解。
2011年6月10日改于客来敦巴诺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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