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多数人一谈到屈原自沉，就说是为了爱国。这说法似是而非。屈原是个人主义者，而且是精英主义者，一定要说爱国，也近似于密尔笔下的共和爱国主义者，而非始于朱熹，成于乾隆，变于民国，定于当代的那种爱国者。
楚辞在西汉始广为流传，但西汉人并不以忠君爱国推崇屈原。司马迁推许的是屈原的人格与志向，“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扬雄认为屈原不该自沉，应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第一个炮轰屈原的是东汉人班固，说屈原露才扬己，忿怼君主，文采虽好，只是狂狷之士。班固对屈原不待见，因为他持儒家的道德标准，认为屈原不够忠君，老是数落怀王，也不够中庸，总爱展示自己的个性与才能。抛开班固迂腐的价值判断不论，他其实说到了点子上。屈原个性极强，是狂放张扬的反叛者，而非温良恭谦的忠君者。他也有效忠对象，那就是他内心的准则与理想，而不是某个君主，也不是国家。
战国时代没有现代主权国家的概念，连秦汉后一姓王朝的概念都没有，当然，有天下的概念，也有故土的概念。战国的人不爱什么国，所以殉国者没几个，周游列国的纵横家和打工人倒多得要命。屈原推崇伍子胥，可作为楚人的伍子胥借吴国军队报私仇，大败楚国，还对楚平王掘墓鞭尸。如果屈原爱国，他能对伍子胥赞许有加吗？
战国时忠君观念也非主流，更流行的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说，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如果一个国家政治黑暗，那么从贵族士人到平民百姓，都可以润，还忠什么君呢？拿楚国人来说，析公、雍子奔晋，伍子胥、伯噽逃吴，文种、范蠡投越，甘茂、李斯入秦，战国中晚期的秦相，三分之一是楚人。所以屈原在离骚中才反复说自己要走，各色人等也都劝他走，但他终于还是没走。他不走，不是忠君，而是忠于自己的理想。他对怀王当然有感情，但那是因为他们曾为共同的理想一起奋斗。
现在问题来了，屈原的理想是什么？两个字可以概括，美政。内涵如何？大概就是举贤授能与修明法度，儒家、墨家贤人政治与法家法制主义的混搭。今天看来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但屈原出奇的本来就不是他的理想本身，而是他对理想的表达与坚持，以及最后以身殉道。
在小说《堂吉诃德》中，一个理发师扮成的骑士跟堂吉诃德决斗——其实不过是打架，堂吉诃德不是对手，被打倒在地，胡子乱了，满脸血污，狼狈不堪。堂吉诃德怎么说的？他说：“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骑士，我输了，但是我的爱人杜尔西内娅仍是世界上最美的人，这个真理不会因为我的失败而改变，现在，骑士，请刺下你的长矛吧！”
某种意义上，屈原就是战国的堂吉诃德，他的理想或许跟杜尔西内娅一样只是个村姑，他也输了，但他捍卫理想的决心不会因为他的失败而改变，并且可以任凭别人为此对他刺下长矛。
与堂吉诃德不同的是，屈原更加清醒，不像前者常处于幻觉之中，也更有才能，不像前者那么平庸。进言之，屈原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是精英主义而非平民主义。
屈原的个人主义，当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现代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强调个人自治和个人自由的道德与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关乎人性的理论，个人主义主张，只有赋予一个正常成年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责任，允许他选择自己的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手段，才能最好地服务于他的利益。屈原的个人主义与现代的个人主义有重叠之处，那就是追求个人自由与强调个人责任，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有浓厚的宗族观念与故土情怀。
在屈赋中，第一人称的出现频率高得惊人，朕、余、吾、我、予……历代辞赋作者，没有人像他这样写作，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完全从个人出发去思索、去感受、去行动。他站在众人对面，单身上路，永远孤独。他发现，世俗社会总是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个体的以及精华的事物都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似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被构陷、被放逐的危险。
离骚最典型。屈原展现自己独立的情操，通过鲜花与香草，“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家家户户都塞满恶草，我却远离它们，绝对不佩戴；他阐述自己坚守的原则，不厌其烦地说理，这些道理与他的生命长在一起，“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无法跟大众挨家挨户说清楚，他们也不可能明白我的心；他打碎神话与现实的藩篱，驾龙骖螭，上天入地，一个人的奥德赛，四处碰壁，“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我让天帝的看门人开门，他却靠在门边看着我一动不动。
离骚如此，抽思如此，哀郢招魂涉江怀沙也如此，就连天问，本来不太容易出现“我”，可他到最后也忍不住写“悟过改更，我又何言？”（老大你要能醒悟改过，我还啰嗦什么？）、“吾告堵敖以不长”（堵敖我跟你讲，楚国这样下去长不了），“薄暮雷电，归何忧？伏匿穴处，爰何云？”（黄昏雷电交加，我该怎么回家？隐居山穴，为何还要说话？）屈原的自我根本压不住，永远都要跳脱而出。
屈原的个人主义又是精英主义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是高阳帝的苗裔，精不精英？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我是栽培精英的师长，精不精英？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我有美好的外貌，又有内在的美德，精不精英？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清醒而干净，精不精英？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命令蛟龙为我架桥，又令西皇来接我过桥，太精英咯！
不过，屈原绝对不是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或只管利己的精英主义，如果把故土理解成一种共同体，那么我们可以说，屈原是一位共和爱国主义者。
密尔曾这样描述共和爱国主义精神，“在一个共同体中，为共同的自然或历史纽带所联系的人们的一种同呼吸、共命运之感。共同体中的人们，应珍视将其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应感受到其命运相互叠合，对任一同胞的恶也是对自身的恶，他们不能切断这一联系而自私地免除同患难的责任”。
我们不能将屈赋精神与上述完全对号入座，毕竟如托克维尔所言，不能强行将现实的画像嵌入历史的画框，但是，我们可以说，屈赋精神在很多地方，与密尔笔下的共和精神是相通的。“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就是基于故土纽带的一种同呼吸、共命运之感。“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如果不把皇舆败绩狭隘理解为君主个人成败，而是理解为共同体的兴衰存亡，那么正是不能自私地免除同患难的责任。“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这都是在大声疾呼，对任一同胞的恶也是对自身的恶，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受难而改变内心的善恶判断从而不再正道直行。
屈原当然还没有现代自由的概念，而自由是共和爱国主义的基石。但他有共同善的概念，这是共和爱国主义的另一个基石。屈赋中的香草美人，日月神灵，都是在暗喻共同善，或者通往共同善的路径。如果我的国家没有共同善，并且不公正地对待我，我将不欠它什么，对它我没有任何义务。屈原也懂这个道理，但他仍未选择离开楚国，因为他相信，在故土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在别国也许能过上善的生活，但只有在故土，才能享有独特的生活，无法割舍的生活，倘若故土也能有共同善的话，独特与无法割舍就变成无与伦比的甘美。
好了，既然屈原是个人主义者、精英主义者与近似于共和主义的爱国者，为何却在漫长的岁月中，被牢牢钉在忠君爱国的柱子上呢？
起初是王逸，他既是屈赋功臣，也是罪人。他最早将屈原附会为忠诚的儒家信徒，甚至认为屈赋与六经“一样一样的”。然后是朱熹，他认为屈原文辞“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但“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而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皆“不忘乎君臣之义”，乃“变雅之类也”。从此，忠君爱国就与屈原联系在一起，但还是有人拒绝这四字去准绳屈原，譬如明人汪瑗、周拱辰等。直到乾隆出手，说“屈子之微言大义，彪炳天壤，死而不亡，其道大光”，忠君爱国才成了屈原的激光防伪标记。到了民国，尤其抗战之后，为发扬民族主义，动员大众抵御外敌，屈原再次成为吉祥物，不再忠君，但更爱国了，这次屈原被贴上的标签是“反抗外敌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949年后，屈原仍被视作爱国者，只是换上了“人民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标签。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评选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国选送的参赛选手是屈原，选送前还有内部争议，主要是屈原的阶级性，一个贵族阶级的老爷，送他参赛合适吗？后来以其作品中的人民性消解了这一质疑。但屈原作品中的人民性，其实是个误会，屈原作品中大多数“民”，都是“人”的意思，而不是“人民”。屈原成功当选1953年那届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作为“人民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名头，从此就难以摇动了。
那么，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屈原？在我看来，屈原首先是一个文学天才，最后也是一个文学天才，同时拥有与其天才相匹配的人格与意志。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坚信人格是最重要的珍宝，深信自己的理想将来会得到同情。他在一去不回的时光里延伫，捍卫自己的本质，显现不可战胜的人类尊严。他用最灿烂的文字描述自己的痛苦，然后跻身伟大。没有一个诗人仅由于他个人的痛苦就能跻身伟大，屈原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的痛苦根植于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又为了他的旧乡故土。时之不当，他酝酿自杀犹如酝酿伟大作品，终以自沉完成对生命原则的最后书写。他是中国古典悲伤开端，是这片土地诞生的最好乐器。个人会死，乐器不会死，当我们心灵颤动，乐器就发出共鸣，让我们洁净，同时安宁。
让我们和屈原一样，一生只有一首哀歌，一首关于如何活在本真里的哀歌。活在本真里，就是活在本质里，简单、不变，永远与自身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