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江青
江青在谈话中还津津有味地说起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及她在延安的婚姻风波，刻薄地挖苦抨击贺子珍：
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是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你书里不要写这些。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她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维特克：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是的，她随我的姓。
作者：陈东林，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原标题为“‘红都女皇’之谜”
1972年7月19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女教师罗克珊· 维特克（Roxane Witke）应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来到中国，目的是要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
据维特克在她1977年出版的《江青同志》（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Boston·Toronto: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7）一书中说，是中国驻外机构建议她“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后来她接到电话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政府处理与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事务的机构）已经邀请我在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它将承担我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
在北京，维特克顺利地采访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对外友协将报告呈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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