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陆思礼的最新时评――随着抗议增加，北京面临抉择
原文：Repress or Reform: With Protests on Rise, Beijing Faces Choice
作者：陆思礼（Stanley Lubman）
发表：2011年7月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作者简介：陆思礼（Stanley Lubman）长期研究中国法律，现在UC Berkeley 法学院执教，曾著《笼中之鸟：毛时代后的中国法律改革》
最近的抗议活动显示出了公民的不满在逐渐增加，这些抗议不仅仅在农村随处可见，在城市也在不断发生。更重要的是，这些抗议遍布全国各地。尽管这些抗议活动看起来没有联系，一些国外的观察家认为最大的不满是源于社会不公和当地政府的专横独断。值得注意的是，在1.5亿农民工的怨恨在不断增加，他们并未在工作的城市享受到普通市民应有的常规福利，这是非常危险的。
尽管没有迹象显示有任何全国性的活动可能发生，中央政府还是被中东的革命困扰。地方政府对抗议的反应都是镇压，有时还相当暴力。如果日益增长的社会不稳定引起更多的镇压，那么是不是镇压又引发了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呢？抑或是中央政府将会实行改革来平息不满？抗议的增加让中央必须尽快做出决策。
在一些案例中，公民自杀使抗议升级，这些公民民因为当地政府对于他们的不作为而感到绝望，例如，一位江西的农民引爆的炸弹造成他自己死亡和一些人受伤，此前，他的房子被当地的腐败官员强拆了。还有，在广东省，城管殴打了一位怀孕的民工商贩，此事引发了骚乱。在广东的另一个城市，据说一位向老板讨薪的工人在老板指使下被捅了，此事也引发了骚乱。
最近《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提到，公众的愤怒正在加剧，特别是在腐败和警察滥用权力方面上， 同时，也一些抗议是由于偶然事件引发的，就像上面提到的孕妇或者被汉族卡车司机撞死的蒙古人。还有一些偶然事件的来源来自互联网，它可以同时传播新闻和谣言 ，观察家称之为”愤怒与科技的会流”。
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必须平息骚乱，有时以强制力让异议消音。这种情况发生时，农民工会有”被当地政府镇压”的感觉。国有的《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批评当地政府以”丛林法则”代替”法律准则”。现实中依法治国仍是很形式化的，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篇国有报纸反对地方政府的社论。
在现行法律下，农民工不允许有城市户口，这使他们不能在工作的城市拥有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等保障。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浙江省，工人们请求当地政府对铅中毒进行赔偿。在他们集体上街游行以后，政府答应给他们每人2000元人民币（合309美元）。工人们对此赔偿结果不满，政府最后将赔偿金额提到了8000元，但是只会给那些有”适合的资格证”的工人。
哈佛社会学教授 马丁・怀特（Martin Whyte）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的人对于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能人和对帮助穷人的行为都有好感”，与此同时，他也发现绝大多数的受调查的目标人群反对政治特权和对农民工的系统性的歧视。
山西出租车司机们的一场自发抗议说明怨愤有时已经一触即发了。几年前，我乘坐出租车时经历这件事情。公路很窄，只要一条车道。一辆车顶装有一串白灯黑色无牌车在出租车一旁专横的行驶，很明显想要超过我们。起初，出租车司机拒绝让路，但在越来越危险的竞争中，他还是屈服了。当这个黑色的汽车超过的时候，我问他这是否是辆公车，他愤怒的答道：”这当然是辆公车！这个国家的官员们有特权！如果官员们有特权我们怎么能有人权？”
观察家们的报道反映了很多中国人认同上述的观点，这就是外交关系学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所说的”弥漫在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感”。 在最近《中国实时报道》（WSJ的专栏，此篇文章就在这里刊发）的一篇评论中，卢宜宜说中国社会的很多不安和不满都来自于不受约束的官员特权，纳什可以无视一切法律规则的特权。
如果现实的不满继续汇聚，并且面对强力镇压，会不会发生更多事件，形成暴力的恶性循环呢？而对于中央政府是否有可能调整引发抗议的政策呢？ 在政治学者欧博文（Kevin O’Brien ）和李连江在 2006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的合法抵抗》一书中，表示抗议会影响政策的执行。在蔡永�的书中，关于”中国的群体性反抗”，他认为抗议可以使引起众怒的政策终止并促使新政策诞生。
中国的中央领导层并没有只使用镇压来对付抗议，在最近几年，中央领导层已经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增加工人工资，减少贫困项目和扩大社会保险系统等改革，从而让中国社会更具有包容性。不断增长的大规模抗议意味着政府需要真正实施改革，否则风险是人民更加愤怒，会有更多的抗议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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