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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年一代寄以希望，似乎是敌我双方都爱做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而在此前四年的1953年1月，杜勒斯就任美国国务卿，1月15日，他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所作的证词中提出，“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强调，要用“精神与心理的力量”达到目的。他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满意,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断言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还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是一种要消失的现象”，宣称美国及其同盟国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要“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而在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地将他的“和平演变”政策概括为六点：1.“提供范例，证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且通过我们的情报和文化交流计划，“使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情况”；2.借助于类似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的做法，“使被分裂或被奴役的国家知道它们并未被遗忘”；3.“决不牺牲它们的利益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4.“推崇和赞誉那些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是不要鼓动暴力的起义；5.“让苏联的统治者看清，我们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6.“鼓励走向自由的演变”。 如果我们剥除杜勒斯言论中的“冷战”色彩，而将其还原为一种希望世界大同乃至世界共同进步的追求时，却不能不承认：这一策略取得了完胜。不妨先看苏联和东欧。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大学生，其总量可达一万人之多。我甚至草拟过一封给布尔加宁的信，想邀请数千名苏联学生来这里，费用由我们支付，并由苏联人自己决定是否邀请同等数量的美国学生去他们国家。” 为什么要这样？他的回答是“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 美前驻匈大使马克·帕尔梅1989年在《中欧和东欧：正在拉开帷幕》一书中表白：“为了鼓励各种形式的接触，美国正在布达佩斯建立一个美国之家，其目的是促进贸易和旅游，并且提供一个拥有图书馆和戏院的设备完善的文体中心。同时，在每个东欧国家的首都都应设有英国之家、西德之家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家。如果能找到资金，也可以在匈牙利兴办一所美国大学。教育交流的范围是很广的，因为东欧人都渴望能学习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为此英、美每年应向东欧派出1000名教师和2000名学生，并接纳2000名东欧学生，让他们与西方家庭同吃同住同学习。这样，既花费不多，又可传播西方思想，如能逐步地把一个或更多的东欧国家引导到民主世界中去，对西方的安全则是一项重大收获，西方各国政府应该在这样的交流中多花些钱。” 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宣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对苏联和东欧而言，后来苏东的解体与一些亲西方的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结果如何？可以说如愿以偿——30多年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苏联和东欧迅速瓦解，纷纷抛弃传统专制体制，走上现代民主道路。苏联分裂成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15个国家。东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都发生了政权更迭、社会制度剧变的类似事件。其中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分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联盟（2003年2月4日，南斯拉夫联盟后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6月3日，黑山宣布独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五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实现了统一。 对中国，西方也有意焉。美国新闻署发表文章公开声称：“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值得的，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我们决不要忽视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增强人员往来，美国就设置了“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即把专家、学者和其他人员派遣到别的国家去，或“帮助”工作，或作学术交流，充当传播西方影响的使者。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派来中国的教授有很多，分布在全国20几所重点院校，花费达数百万美元。 1982年里根得知中国在美国有6500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当即表示有“6.5万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一位美国极右翼参议员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注意把留学生中的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确定为重点对象，同他们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以后能够担任要职，从而完成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据美国政府统计，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分，孙辈有美国公民身分者达到91%或以上。有人开玩笑说，一旦中美交恶，最大的人质就在美国。此话如何说？乃因美国是全世界高干子女最集中的国家，许多高层领导人的子女，都曾留学美国， 纽约是高干子女的大本营，旧金山和西雅图次之。纽约虽然是高干子女的活动场所，但他们聚居处则在邻近纽约的新泽西州的高尚住宅区。经常在纽约出没的高干子女，并无确切统讦数字，有人估计约在三百人之谱。比如刘少奇次女刘亭亭，文革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文系，一九八一年考取哈佛大学商学院，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纽约。最初给著名大财团洛克菲勒公司做股票生意，后来自立门户，她的前夫是中国文化名人萧三的儿子萧和平。陈元的儿子就读康乃尔大学，陈云的女儿陈伟力一九八三年来美国留学，在加州史丹福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后回国。一九八六年与原卫生部长崔月犁的儿子张晓彬共同创办一家专营高科技投资的公司，中国新技术投资公司，陈伟力任公司副总裁。一九九二年四月，她与张晓彬等人，与外资、港资合股，在港成立中国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同年底，又与李嘉诚合作，通过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某集团和大泉国际，创立上海国际和第一上海两大公司。陈云的小儿陈方，曾在部队当过兵，妻子宋珍珍是宋任穷的三女，宋珍珍在八十年代也赶上出国潮，在美获硕士学位后，找了一份工作，为了与陈方在美团聚，她特地联系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让丈夫来美读书。陈方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却因陈云极力反对未能成行。邓质方八十年代初来美国留学，取得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妻子刘小元后来也在同一所学校，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在留学期间产下一子，根据美国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即为美国公民，在法律上必须效忠这个他的祖父辈发誓要埋葬的国家。又比如，重庆红歌书记的儿子薄瓜瓜现为牛津大学学生。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哲学学生会主席、牛津大学最高联合总会常务理事、2008北京奥运会海外学生志愿团团长、英国亚当史密斯经济研究会会员。全球亚洲协会曾将他评选为38名杰出华人学生之一。 据说他“多才多艺 精通马术击剑”！ 我们说“贵族产生起码要三代”，这些远渡重洋到资本主义世界镀金的高干后代大都已经是第三代，我们完全有希望他们在民主社会的生活工作会给带来新的观念和新的追求，因而也有可能从所谓的“无产阶级”转变为“有地位有财富有思想有追求有创造”的“五有新人”，从而为中国的顺利转型做出类似英国贵族在他们国家转型中做出的伟大贡献。 毕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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