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当中国工商银行(ICBC)准备上市时,对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了一场“春季大扫除”,成立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Huarong Asset Management),作为接收其全部坏账的平台,同时,中国财政部对该行进行了资本重组。

如今,华融已经改头换面,成为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中国无法直接从工行贷到款的人,在这家大行的推介之下,纷纷转向华融在香港的分支机构贷款,不过利率要高出许多,年息最高达20%。

华融的许多贷款者是二线房地产开发商,由于中国正力图平抑已危及社会稳定的房价涨势,这些开发商在国内贷不到款。

通常而言,这些贷款者都能够把钱弄过境,带回内地。

于是,这个原本为了处置工行不良贷款而创建的平台,如今很可能正在制造下一波不良贷款。

GaveKal Dragonomics表示,上述担忧是银行股本月下跌10%、按市净率计处于历史最低位的原因之一。

对于中国监管机构在遏制近两年的放贷狂潮上取得了多大成功,分析师们莫衷一是。但人们一直担心,中国可能从最近两年的投资过热转向另一个极端,即企业完全贷不到款。这种结果将给宏观经济造成可怕影响。

不过,眼下尚未出现信贷短缺问题。在中国,信贷仍在涌动,尽管速度有所放缓,而且拜香港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华融)所赐,成本有所上升。

根据摩根大通(JPMorgan)的数据,香港的银行信贷占本地生产总值(GDP)比例为240%。这主要反映出许多中国贷款者绕开内地限制措施,前来香港借贷的事实。中国内地的这一比例为120%。

当前问题在于:有多少资金正流向高端房地产市场?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程度极高。另一方面,流向更具生产力的中小企业的资金到底少到什么程度?

“中国奇迹”很大程度上以下事实相关: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通过生产世界其他地区都愿意购买、价格低到无人能及的商品,实现了优质的增长,以此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扩张。个中原因在于,中国劳动力既便宜又高产,同时中国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即使是现在,尽管工资日趋上涨,中国依然具备规模经济的优势。

相比之下,亚洲其他地区大多是通过便捷的途径实现了增长——即没完没了地盖楼,以此推高GDP,但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方式,从而为那场亚洲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然而,中国内地如今已经变得过度依赖于那种便捷的经济增长途径——堆砌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混凝土建筑。今日之北京与1997年之曼谷的相像程度,远甚于其与昔日自己相像的程度。

与此同时,政府已不能像以前那样有效地按照自己意愿来驾驭经济运行方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上次中国物价节节攀升、通胀压力极大的时候,时任总理朱镕基能够极为有效地采用行政手段,但放在今天则不太可能,因为如今的中国经济远比15年前复杂得多。

如今,摆在眼前的所有选择都涉及到艰难的取舍:地方政府需要卖地收入,因为那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维持高房价是他们的既得利益所在。银行存款利率仍为负值,促使投资者把钱投到房地产市场上,因为他们不信任股市,而只要中国继续施行资本管制,他们除了这两者以外就没什么投资渠道。

中国需要更多的住房。但是,如今在三、四线城市都可见到的豪华住宅满足不了这种需求,这些城市的收入增长状况,无法支撑那种高端市场。

目前,我们无法知道这一切究竟将会造成什么损害。

在正统的放贷领域,即工行所处的这一块,利率很低,资金成本低廉到简直可忽略不计。外国投资者正开始去别处寻找机会,因为这里的资产价格过高,这说明信贷仍然是可以获得的。相比之下,印度银行信贷占GDP的比例仅为52%。

另一方面,在正统放贷部门之外,即华融所在的行当,资金成本则要高出许多。

但是,中国不可能总是有大量资金。当前,趁着资金仍然充裕,中国需要更明智地花钱。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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