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济
列两篇文章: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 比政府更差的是人民
类似的论调真的是层出不穷. 如果我一一回应这些文章, 我将无法完整地陈述我的观点. 简单的说, 就是人性相通, 无所谓好坏; 人的行为是制度决定的, 在现代社会这个广义的“制度“中文化的成分可以忽略. (另,我在《全面讨论当下中国政治改革》(see article) 中对“中国特殊论“已有过不少评论, 本文将作进一步论述)
(一)
首先人性相通. 最直接的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 就是这种理性决定了人的经济行为以及很多其他行为. 这一点无可置疑, 在同样的处境中人的行为不会有大的出入. 例子: 日本核危机中国人抢盐, 美国人抢碘. 更细一点人与人的需求也是相似的, 什么是利什么是害也都清楚明白. 比如说马斯洛给出的5个层次: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归属与爱的需求, 尊重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 人类不但都具有这些需求, 甚至次序都不会差太多: 仓禀足而知礼节, 是自然的层次递进.
人的行为在动机与约束的作用下理性地进行. 既然如上面所说人与人的动机相似, 那么重要的就是约束条件了. 事实上不同的约束条件决定不同的行为可以说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公理, 其可靠性犹如进化论之于生物学. 张五常特别擅长于此, 有过无数相关的例证与论述. 对于一个理性的行为者, 约束是最重要的准则. 如果一个约束有效, 就意味着违反它所带来的成本会很大, 他自然就会考虑采取别的策略. 如果一个约束很弱而违反它又能带来很多利益的话, 很多人都会尝试. 如果没有约束, 人人都会损人利己.
“在他的哲学杰作《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柏拉图详细讲述了裘格斯戒指(ring of Gyges)的神话。吕底亚(Lydia)贫穷但诚实的牧羊人走进了一个隐蔽的山洞，发现一座坟墓里有一具佩戴着一枚黄金戒指的尸体。裘格斯发觉这枚戒指 具有让他隐身的魔力。很快，穷苦的牧羊人就被这枚戒指赋予他的力量所控制。在偷偷潜入国王的宫殿后，裘格斯使用他的魔力诱惑了皇后，并在她的帮助下杀死了国王，成为吕底亚的下一任国王。
柏拉图想要述说的寓意是：没有人能够抗拒可以自由偷盗和杀戮的诱惑。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腐蚀的。道德是从外界强加于人的社会构建。一个人或许可以在公众面前表现得道德以维护他正直诚实的名誉，可一旦他具有了隐身的能力，运用这种能力便势在必行(有些人相信这个伦理故事是J. R. R·托尔金《指环王》三部曲的灵感来源，在这部作品中，一枚能给予佩带者隐身能力的指环同时也是邪恶之源)。” (《不可思议的物理》)
很多人看问题, 总是不考虑约束, 只看到行为.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样的行为来自于特定的约束条件, 而当条件改变, 行为也会跟着改变. 比如有的人拿“群氓“这样模棱两可的概念来贬低中国人, 说文化大革命的无尽混乱就是中国人劣根性的例证. 这根本就是制度的扭曲和重要的约束缺位使然. 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多人面临的选择是沉默安全还是揭发他人安全, 是努力工作有利还是大搞运动有利. 要拿劣根性来说事, 我们怎么解释法国大革命同样的混乱, 解释美国的蓄奴制和对印第安人的屠杀? 再者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腐败? 同样也是因为约束非常强大所致, 而不是中国人特别廉洁.有的人拿中国的有毒食品来说事, 这又是一个明显的制度安排问题, 因为食品监管的困难, 在日本,台湾,美国都有过很多食品安全的危机.
(二)
约束有看得见的法律,制度, 也有看不见的文化,风俗. 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 有很多约束看似存在, 实际不存在, 或者很弱. 比如说在中国, 法治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 实际并不存在. 把一个不老实的中国人放到美国去, 他自然就老实了(see article). 原因就在于在美国法治是有效的, 具有约束力. 中国人不是不守规矩, 而是规矩没有约束力.
郎咸平以前谈腐败, 讲到香港腐败少, 原因是因为香港的政府工作透明, 并且工序流程化, 容易监督. 比如说开发商要批一块地, 就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程序来审批. 这道流程可能有很多政府工作人员, 每个人具有非常明确的职能, 管这个流程的某一个特定程序. 当开发商出具了相关的手续, 就可以依法通过这个程序, 其中需要人来做主观判断的情况被减到最小. 越是明确职能, 越是降低了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他的权力已经被法律和流程限制死了.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把这个制度放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有同样的工序流程和法律规章, 并且民众可以直接监督这些流程, 腐败绝对会大大减少. 这个例子说明了制度设计以及制度落实获得真正约束力的重要性.
香港和台湾可以有有效的制度约束, 中国大陆不是不能也, 是不为也. 统治者要获得利益, 怎么会让你监督? 怎么会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 又比如官员财产公开, 首先9常委就不敢, 那下面的谁还应? 中国之所以没有法治, 是因为政府带头违反法治. 行政最大, 法治靠边站. 法治被架空, 在生活中不会被遵循, 到争取权利时也往往诉诸别的手段, 比如暴力, 比如上访. 只要政治改革, 法治化绝对是可行也必行的.
文化风俗似乎也有约束力, 但是远不如法治这样的“硬“约束, 而且在现代社会其约束力越来越小. 如同费孝通所讲, 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强, 不是靠熟人关系维系, 而是靠契约关系维系的社会. 最直接的, 现代人住在公寓房里, 邻里之间往往不认识也不往来. 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个人化, 传统的文化风俗只觉有象征意义(所谓申遗), 其功能已经被契约以及更广泛的公德所取代. 中国更是如此.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文革(甚至更早)就被毁坏得不剩什么了, 现代人只在语文课本上接触过几篇古文, 在电视剧中看过几集古装, 要说还具有传统文化的影响简直是天方夜谭. 所以我认为所谓的新儒家在一开始就不具有社会基础. 现代人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全球化的, 或者说美国化的, 而这也自然为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
事实上我们最感兴趣的在于人是否守规则, 是否尊重他人利益, 如果这些满足了, 其他的行为(比如是吃肉还是吃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没有那么重要. 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明确界定各种权利/权力, 为社会上的每一个主体, 包括政府和个人, 都设定行事的范围, 而让人在约束的范围内自由发挥.
文化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方面是宗教信仰. 大多数信仰是温和的, 往往对社会还有积极作用, 包括帮助他人. 有一些信仰就比较奇怪, 比如印度教的种姓制度, 会引起很大问题. 而且他们有些遁世的倾向也和理性行为脱节. 中国人并不具有这样的问题, 中国社会是最世俗的社会.
(三)
前面讲的是约束是消极的, 而民主社会还需要积极的个人因素, 包括适度的公德, 个人的奋斗, 有效的政治参与等等. 所以有了另外一种声音, 就是中国人不具有政治参与的激情, 更关心自己的生活(李光耀). 我想这也是误解, 因为中国政治参与完全被压制, 中国人只能转向别的方面. 即使如此, 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关心政治问题, 并努力表达对现状的不满. 包括前些时候同时出现的很多独立候选人. 即使很多人还非常不成熟, 这种趋势只会更多更深刻地发展下去. 这也是因为当今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知礼节“的阶段了, 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也越来越和权利, 正义有关. 而当人们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 也发现这正是中国政治所最缺少的, 这正说明了当下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