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8日)

中国官方处罚地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责任人员的消息,是市场化媒体今日头条首选。若是赞许,便如《现代快报》,标题作“土地问责动真格:73名官员被处分”;若是平铺直叙,便如《京华时报》,《首次土地问责73官员受处分,新一轮土地问责有望9月底开始,将追究每一地块责任人》;若是略感失望,则是《新京报》或者搜狐的标题做法,“最重处罚为降级”或者“仅涉三四线城市”。在那句“国土部称合情合理”的概括下,这两家媒体还引用央广采访录音,突出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表态,“这次问责做到了精准问责、合情合理、让被问责对象心服口服。”

同样转载一篇纸媒稿件,凤凰网“无中生有”,在首页标题中发明“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形容方式;网易则擅对比,除了“仅涉三四线城市”的主标题外,再配上“未涉京沪广深以及省会城市”、“官员最重处罚仅为降级”的副题说明,最后加注“国土部:确实动真格”。《第一财经日报》有心调查,据其今日头版头条所云,“经过本报记者仔细核对发现,国土部的土地问责官员中,仅一人降级,但无一人撤职,且有官员早已升迁。”

同样招致媒体人士“政令疲软”非议的,还有“三公”消费公开。公款招待、公务出境及公务用车这三项经费支出的“糊涂账”状态长受诟病,民间人士连年累月呼吁公开监督。今春,官方通报称,国务院决定6月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纳入“三公”经费支出,而后,5月底,温家宝宣称“中央国家机关要带头严控‘三公’支出”更是成为一时热语,媒体据此多有期待。

然而,6月底的时间表已到点,虽然延时一周,却也只有2家做到了“由本部门向社会公开”。最新消息是,继科技部和中国工程院后,国家文物局昨天在其官网上公开了“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情况,其中包括去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数和今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除了播报这一进展,《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均刊出对北京律师李劲松的访问,由其讲述“申请公开三公消费数据,发改委等3部门拒绝”的经历。文中更引全国人大代表、预算专家叶青之言,称“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财政部公布的中央单位三公消费总数据,来自于每个部门的数字叠加,这说明各部门数据早已计算统计出来,因此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不公开。”

社论上阵。《新京报》直斥“拖拖拉拉、遮遮掩掩”:“现在看来,首先是对公开的时间缺乏问责等硬性约束机制。应对各部门的拖延战术,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制定明确的细节公开的标准”;《南方都市报》则自叹当初“似乎过于浪漫了一点”,批评“各部门的岿然不动既是对中央政府的失职,更是对公众的一种失信……这种呼吁在任何一个有责任感和廉耻感的公职人员耳里,应该自有其分量”;《京华时报》评论员劝上一句,“三公消费早公开顺大势得民心”:“我们期盼更多的中央部门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地方当好表率”。

《东方早报》独辟蹊径,宣布“‘三公’经费公开再无回旋余地”。由《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潘洪其撰文,分析媒体和公众对3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产生“误读”、对大多数中央部门没有公开“三公”经费产生了“误解”,进而强调:“这种‘误读’和‘误解’本身,反映了公众对全面公开中央财政预算和决算,特别是全面公开‘三公’经费的强烈吁求和殷切期待——以至于无暇严格区分一些专业性概念,而‘本能’愿意相信国务院下达过今年6月中央部门须公开‘三公’经费的要求。被‘误解’的中央部门似乎有些冤枉,但反过来看,谁能说媒体和公众有多大过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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