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明镜在线》采访廖亦武：“我活得跟狗一样”

明镜在线：廖先生，就在前不久，中国政府禁止您在国外演讲和发表作品，现在您来德国，也是为了在德国发行您的一本有关监狱经历的书。您现在处境危险吗？

廖亦武：离境前，我必须向官方承诺不在国外出版《证词》一书（译者注：德文版书名《为一首歌和百首歌》）。也出于对我人身安全的考虑，菲舍尔出版社 (Fischer Verlag) 将书的发行日期推迟了三次。但是，我已经不愿在中国继续像人质一样被扣留，我作出以上承诺的惟一原因，就是为了能够离境。这种“协约”对一个作家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不可理喻的侮辱，然而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出版和写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坐在您对面的原因。

明镜在线：您计划逗留多久？

廖亦武：这会根据书的发行需要而定。之后我会去美国，然后去澳大利亚。我获得了2012年“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为期一年的奖学金，我将在柏林度过这段时间。我希望，哪天中国政权得以变更，我可以安全返回中国。

明镜在线：您因为写了一首关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诗，在监禁了4年。您在狱中精神崩溃过，并两次试图自杀。您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廖亦武：最晚在我入狱之际，我意识到，我的精神、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在这里是没有立锥之地的。我入狱时必须脱光衣服，肛门也被检查，是否携带违禁物品，从那一刻起，我活得跟狗一样。每每想起那段时间，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还活着。但有一天我终于意识到，我必须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监狱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章──我被逼迫放弃人的尊严。我把我看作是历史的某种载体，我的职责就是去描述这段历史。

明镜在线：如此屈辱的遭遇还能写出文学，这是一种补偿么？

廖亦武：有不少政治犯也写过他们的狱中经历，而我的跟他们的有些不同。比如大热天，监狱的囚犯们通常会彼此帮忙在肛门塞入一些牙膏，以制造一些凉爽的感觉，可很快，牙膏就会变硬，变得很难弄出来。今天，当我读这段笔记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当时怎么会如此“堕落”。我想，大部分前政治犯是不会写这些东西的。

明镜在线：您能在狱中写作吗？

廖亦武：没法多写。我现在的书里收录了30个监狱里写的故事，我当时把它们藏在了一本精装书的封面底下，但书的手稿其实还是我后来写的。因为手稿在搜查时被没收，我曾经从头写过三次。

明镜在线：艾未未和维权人士胡佳的被释（译者注：艾未未是取保候审），以及对您的放行，给人一种“政治缓和”的印象，可同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许多其他人士依然在押。您如何评价具有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处境？

廖亦武：其实，我4月4号就应该去纽约参加“世界笔会之声”节。起初，我还以为这事跟2010年去科隆文学节 (Lit.Cologne) 那样简单，买张票，去机场──可在那儿，我被扣了下来。警方告知，这次想完事可不会那么简单，一个警官还威胁我说：如果你再来一次，我们会让你消失一段时间。4月3日获悉艾未未被捕后，我一身大汗，到今天还是那种紧张。

明镜在线：您能够想象有一天被中国大使馆邀请到柏林朗诵您的作品吗？

廖亦武：这是一个无比美丽的梦。但目前，我还是不希望见到这些人。这些现在正在统治我的祖国的权力者们都有着很肮脏、很丑陋的心。我相信，胡锦涛和温家宝永远不可能邀请我，这种想法他们做梦也不会有。

明镜在线：您的书虽然在中国被禁了，但在黑市上它们非常热销。

廖亦武：我听说了我的书在国内成功盗版书中名列第三───这是我对祖国的贡献。我们在国内有一种说法，说一个作家必须拥有三样东西：一张离婚证、一张刑满释放证明书和一张搜查令，如果有了这些东西，他就是一个出色的作家。

明镜在线：您三样都有。

廖亦武：是的，离婚证我甚至有两个，搜查令就更多了。

明镜在线：我现在在用一部iPhone记录我们的谈话，这是一种在美国设计、用中国廉价劳力制造的手机。我们欧洲人在购买这些产品时，是否应该良心不安？

廖亦武：其实中国人民并不关心西方人的良心安与不安。中国还有工人，他们得去收集地沟里的废弃食物，将那些地沟油掺入新鲜油里一并出售。这是一个大丑闻。跟这些工人比，iPhone的工人已经算很不错的了。

明镜在线：去年科隆文学节前，您给默克尔总理写过一封公开信，请求她帮助您成行。您收到过回信吗？

廖亦武：没有，至少不是书面的。但是有过一位德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跟我碰了头。他告诉我，默克尔总理读了我的信，很感人，她会继续密切关注我的情况，并为我提供支持。我就利用了这个机会请他转交一张《窃听风暴》盗版DVD，以示提醒。

明镜在线：在德国往往会有人认为，对中国人权和自由的支持不应该影响跟中国的经济关系。您能理解这种看法吗？

廖亦武：在美国，或者在法国，你可能还可以选择这种立场，但德国因为自己的历史，必须承担起某种责任：德国先经历纳粹独裁，后经历了东德社会主义时期。如果东德人默克尔认为她应该把重点放在经济上，她可以这么做，但是，知识分子应该作为国家的良知发出自己的声音。

明镜在线：在西方，您总是会被问及中国的政治局势，而较少被问及您的文学创作。这会不会让您有点烦？

廖亦武：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我来自世界最大的独裁国家，跟我的朋友刘晓波──这位极其坚定的人权战士一样，我永远会被问到这样的话题，涉及我本人作品的问题会少些。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通过记录我和其他人的经历去承继中国的传统。共产党总有一天会消失，那时就会有更多的人想读我的书。两千多年前，史学家司马迁写成《史记》，他的遭遇非常惨痛，那是他的命运。可他的书到今天还有人在读。

明镜在线：自由对您意味着什么？

廖亦武：在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非常孤独，即便他们在有生之年的境遇似乎极其无望，但他们的作品却永远地传了下来。在监狱里，我想象自己是在与孔子或司马迁进行心灵的对话，这种对话承载了我，而它还会被永远承继下去。这就是中国文化。

明镜在线：那么，跟文化的永久性相比，眼前的境遇就不那么重要了？

廖亦武：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恶劣势态的罪魁祸首，但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历史相比，共产党的统治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