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三方面来看,中国都不可能成为21世纪的领袖

原文:Why the 21st Century will not belong to China
译文:为什么21世纪不会属于中国
时间:2011.7.5 星期二
作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译者:Simon;校对:“译者”志愿者

编者按:下文是Fareed ZakariaMunk DebateMunk辩论)的开篇语和结束语的编译。在Munk Debate上,他和亨利・基辛格一起反驳了21世界将属于中国的观点。这里是辩论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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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会成为21世纪的主导力量有以下三个原因: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

经济


最近几年我们认识到一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远保持直线上升。中国看起来正要接管世界,但是日本当年也有过这样一段时期。当时的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也被告知,世界将被日本统治。但结果并不是这样。


在连续20-25年保持每年9%的增长率后,大多数亚洲四小龙国家的增长速度减慢到了6%5%。我并不是在预测什么中国的崩溃。我只是在说,中国同样要遵守大数法则,它会在某个时候降低到一个慢一些的增长率——也许会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得多的国家,而比其他国家稍晚一些。


但是同样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存在大量的低效能。他们有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他们增长的效率极低。就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每月获得的量相当于印度一年的总量。但中国的增长速度仅比印度快两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如果考虑下中国增长的质量,它其实并没有看上去的那样让人惊叹。他们进行着大量的投资——许多机场、八车道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但是如果你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不那么引人赞叹了。


中国还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联合国刚刚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在接下来25年内会出现人口统计上的“雪崩”。它的人口将会减少4亿。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正在人口减少的国家同时拥有主导世界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如果你想知道人口减少的国家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看看日本。


政治

让我们假设中国真的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体:它有执行你所需要的那种领导力的政治能力吗?别忘了,虽然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数十年,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种宏大的、支配性的设计。你需要拥有某种政治能力才能够执行那样的领导力。

统治中国的政治体制现在正处在危机中。还不清楚,它接下来要经历的阶段是不是跟现在的保持一致。中国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当它创造出中产阶级时,它会做什么,以及如何回应这些中产阶级的期望。


台湾在经历类似的过程时,你看到的是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南韩在经历这个过程时,你看到的也是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但是这些转型并不容易。它们都相当的血腥和混乱。

地缘政治

人们喜欢谈论亚洲的崛起。但是根本没有亚洲这个东西。有的是中国、日本、印度。而且这些国家彼此都不太喜欢对方。


你将会看到,随着中国崛起,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南韩和其他国家都会产生情绪高涨的回应。你已经开始看到这样事情的出现。中国并不是在真空中崛起。在它崛起的大陆上有很多很多的竞争者。

为自由下注

 

我们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自信危机。当我们面对这类新型的与以往不同的挑战,同时又面对正在崛起和前进的国家时,这种危机就会经常发生。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过去常常写作关于他如何认为由于我们的软弱和易变,而苏联有远见并且有战略性,所以美国永远都不能经受住苏联的挑战。那时的我们短视而且愚蠢。但是不管怎样,最终的结果却还不错。(译注:乔治・凯南是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遏制政策始创人。)


我认为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待中国是一种趋势他们有这样非凡的长远目光,而我们是笨拙的傻瓜。有一个美妙的故事概括了这一点:


当被人问到,你怎么看待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据说中国总理周恩来回答道:现在评论为时尚早。

每个人都在想,噢,天哪,他真是个天才;他思考是那样长远——达到了几百年。

事实是,在故事发生的1973年,周恩来说的是1968年的法国革命一场学生革命。在那时说现在说来为时尚早是非常理性的。


所以不要认为中国人是有战略眼光的策划者,而我们是笨蛋。经历过来自德意志帝国、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挑战,我们想法设法笨拙地走到了一个领先位置。


事实上,我认为你会发现的是,美国和北美正在为这新世界创造一个卓越的模范。

我们正在成为第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一个吸引来自全世界各地区有着不同肤色、信条和宗教信仰的人民,并且找到方法来利用他们的才能,建立一个共同的梦想的国家。它就发生在这里,它吸引来全世界的人。


不要对自由和开放社会失去信心。

作者简介: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是美籍印度人,他本人就是实现“美国梦”的成功典范,他出生于印度,后到美国的耶鲁和哈佛学习,曾任《外交》杂志主编,现为《新闻周刊》世界版主编。他曾两次采访过温家宝总理,他的著作《后美国世界》中有一章是关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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