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
在23万条意见的推动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3000元提高了3500元。
4月下旬，《个人所得税法》修订案草案提交一审，未获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该草案全文，向公众征求意见和建议。短短36天内，共收到82707位网民的237684条意见和181封群众来信，其中，82536人对“3000元起征”发表意见，赞成的占15%；要求修改的占48%；反对的占35%；持其他意见的占2%。最终，立法者接受了公众的意见，调高了起征点。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认为：“这要归功于83%网民的反对。”
更完整地说，这要归功于公众与立法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现代国家的首要原则是人民主权，但具体的国家治理，则只能采取代议制的方法。由此立刻就可以看出，立法机构有权力制订社会治理所需要的法律，但立法机构制订法律，又必须尽可能地接近人民的诉求。
这一点，对于税收立法，尤其重要。税法是要直接从民众的口袋里拿钱，这会给民众带来痛苦—把钱给别人总是痛苦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会高高兴兴地交税。因而，民众对这样的立法会比较关注。
而减少民众的税收痛苦、让公众接受税收立法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立法民主的方式，在制定税法的时候就取得公众的同意。也就是说，制定税收立法，立法者与公众之间必须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税收法律制订的过程应当是一个对话的过程：立法者与民众对话，具有不同诉求的民众之间相互对话，财政税务部门与立法者、与民众对话。
应该说，近些年来，立法过程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话。比如，去年10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车船税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并全文公布了草案内容，向社会征求意见。民众提出近10万条意见，其中一半以上意见认为，应当降低税额。面对这样的民意压力，立法者作出了积极回应，对草案作出了顺乎民意的修改。
不过，这样的对话还是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因为，对话的过程启动得过晚了。好像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公众才从中间插入。因为没有参与到对话主题的设定中，也就只能在既定的主题内，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表达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
更为合理的做法是，从一开始，就敞开一些渠道，让民意充分地表达。具体地说，在是否立法，是否开征一种税或者调整一种税，在确定征税对象、税率的基本原则等问题上，就应当让民众参与决策，让民众深度参与。
在这类立法上，公众如此提前深度参与，既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其他法律，比如物权法、刑事诉讼法等，可能涉及诸多专业技术问题，所以，有必要由专家或者专业部门起草法律草案。但是，税法并没有多少专业性，它所涉及的问题就是，政府准备拿多少钱，怎么拿。这样的问题，更多是政府与民众之间谈判的问题。既然是这样，民众从政府具有税收立法意图的那一刻，就应当介入决策过程，民众也完全有这样的能力。
那么，民众如何参与？最好的办法是，立法机关提前公布税收立法的意图，让民众透过舆论、网络等方式充分表达意见。然后，立法机关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法律起草委员会，其中既有政府财税部门官员，也有专家，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也必须有相当比例的非官方的企业和民众代表。由这个委员会起草法律草案。在此环节中，就应当向公众征求意见。而且，公开征求意见的方式也不能仅限于目前的“大民主”，而应当有更为精细的程序性民主制度，比如召开听证会。通过这种程序起草完成的草案，再提交给立法机关审议。
总之，在目前的立法程序基础上，可以设立一个前置性立法程序，在这里就让民众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并将其融会到法律草案中。假如有这样一个程序，提交给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与民众的希望之间的差距就会较小，在后续的立法环节，也就能够顺利通过，而避免大幅度修订。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税法来说，民众从一开始就参与立法过程，能让民众对法律的认可达到较高程度，减轻民众对即将开征的税收的痛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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