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国的数据迷宫，其实并非海外“反华反共势力”营建，而是北京自个倾力倾情打造。不幸得很，近年来北京营造的数据迷宫，越来越不能迷惑住外国人与本国国民，倒是官府自身经常被那迷宫折腾得晕晕忽忽，温家宝总理至少被绕晕过好几次。 先说刚发生的事例。6月24日温总理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中国已成功地遏制国内通胀，抑制住价格压力。此论让温粉们兴奋了十余天之后就高兴不起来了。7月9日，国务院下辖的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6.4%，创近三年来新高，显示在货币紧缩政策之下，通货膨胀触顶过程仍在继续——国家统计局这一数据否定了其上司温相此前的对外宣告。 这种让温相略显狼狈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2009年2月就曾发生过一次，而且正巧也与《金融时报》有关。那一年2月1 日，温相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中国现有失业农民工1200万。外国观察者们正在为温相面对真相的坦率感动时，就在次日即2月2日，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失业并返乡——此数据与温相公布的1200万整整相差800万。好在此前国际社会已经发生过好几起质疑中国统计数据真实性的大辩论，而且与温相同时陷入尴尬的还有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李保东，他在联合国人权审议会上宣称，中国农村贫困人数在30年间已经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就在他宣称的同时，中国政府在国内庄严发布统计数据，声称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 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比李团长宣称的多了600万。 我倒不认为这是温相有意欺骗世人，只因统计数据产自多个政府部门，日理万机的总理，哪有时间去数据迷宫里寻宝？只能是随手逮到哪个算哪个。只是越到晚近，政府部门在公布统计数据这一政务上越不争气，除了部门间互相掐架之外，有时还得自打嘴巴。比如今年6月1日中国央行在《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宣布：地方债务总额约14.4万亿元，风险很大。这一结果让全世界都开始为位居世界次富的中国担心，一时之间讨论中国地方债务危机的文章可谓车载斗量，不少文章还开始预测中国的经济危机。北京又按捺不住了，于是由央行出面于7月11日发布消息，宣布该报告有关债务总额接近15万亿的推测错误，债务总体风险完全可以控制。 无独有偶，央行此前不久刚刚掌掴过自家脸皮。6月上旬，一份被列为“全国优秀金融论文评比的候选论文”——《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外泄。虽然事情并不新鲜，但还是被媒体抓住猛炒了一遍，比如中共自个在香港的亲信媒体凤凰网就以“央行揭贪官外逃路径，过万官员外逃携款8000亿”为题报导。在沸沸扬扬、铺天盖地的报导中，该报告旋即被央行下辖的中国金融学会出面否定，称贪官外逃数据严重失实。 好在中国的国家信用已经被当政者损耗殆尽，这种自打嘴巴的游戏只算是在北京政府的脸皮上挠痒痒。但不少人还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中国政府会依据这些哄外人的统计数据作为决策参考吗？ 这一担心倒还不必。因为中共政府从来就实行对内对外的两本帐制度。记得我以前说过，统计数据造假实乃中共政府从娘胎里带来的病根，是中共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从中央政府稳定人心的需要到各级官员的政绩需要，没有一样离得了它。说起来让老左派与新左派都受不了的是，中共统计数据造假的鼻祖乃是他们奉为神圣的毛泽东。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发布了指导大跃进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第九条的内容就是“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也就是说，至少从那时开始，中共政府就开始 实施“两本帐”制度，其中一本对外公布，专门用来糊弄外界。国家统计局以后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有对内对外两套数据，对外公开的是《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供政府官员看的内部资料也有保密级别不同的几种，供不同级别的官员查阅。其中保密级别最低的是《统计资料》，绝密级的是《统计报告》，只抄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内副委员长（党外人士担任的副委员长不在此列），能够看到《统计报告》的人在全国不超过100人。 如上所述，中国政府部门各有一套统计数据，再加上国家统计局本来就有几根舌头，人们在这一数据迷宫当中绕圈，最终难逃绕晕之命运。久而久之，人们选择了不相信。但现在却屡屡出现国务院总理与其部属自相矛盾之事，这只能说政府的正常管理能力严重衰退，是政治衰象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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