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没有成功的革命如何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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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东风 （进入专栏）
核心提示：政治自由是真假革命的衡量标准，也是评判革命是否成功的价值标准。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的原初政治自由诉求后来被虚假的意识形态、短视的社会物质诉求或自私的政党利益所绑架，以政治自由为旗帜的革命，在世界上不少地方最后蜕变为敌视政治自由的专制权力。革命毁掉原初的政治自由冲动，这才是革命最大的失败。
在后革命时代，也就是在短短的、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界的革命叙事，先是经过了人道主义话语的修复（《内奸》、《离离原上草》、《女俘》等），接着被新历史主义小说解构（《长征》、《苍河白日梦》、《故乡天下黄花》、《花腔》等），后又被消费文化戏说（《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最后是被基督教忏悔者彻底否定（刘醒龙《圣天门口》），其命运充满了戏剧性。不少对革命情有独钟的左派知识分子，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角度悲观地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已经渗透或即将渗透到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领域，在上上下下关注菜篮子和米袋子的时代，革命除了被消费戏说的命运以外大概只能是博物馆化了，它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土壤。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结果只能是使世界变成完全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革命成了我们急欲逃出的地狱，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却成了我们唯一的天堂。”[1] 这种新“左”的或准新“左”的论调似乎非常流行，但却经不起推敲。首先，资本主义化是否就等于是“革命”的反义词？或者说，革命是否只有“社会主义”这个专名？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曾经是西方和中国历史上非常革命的阶级。自由、人权、平等、正义、人民主权等曾经是、而且至今也依然还是革命的正当性基础，而它们正是资产阶级革命首倡的现代价值。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无论在多大程度上修改了资产阶级革命学说，但自由、人权、平等、正义、人民主权等观念并没有被放弃，相反，马克思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创始人和权威阐释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真正完成在资产阶级革命那里仅仅被当作是带有欺骗性口号的自由、正义和人民主权。那么，这套现代价值是否已经在中国实现呢？
另一些被归入“右倾”“新启蒙”、“自由主义”等名下的“告别革命”的论调同样令人满腹疑虑。这种论调在中国大陆学界其来有自，从对“文革”激进主义的批判，到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从顾准热到哈耶克热，“告别革命”论者宣称的革命不如改良，激进不如渐进，法国革命不如英国革命，同样是一些是而非之论。[2]更致命的是，它把“革命”这个具有非常丰富内涵的术语，简单等同于“文革”的人道主义灾难，把人道主义和“革命”对立起来，而没有看到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普世价值，曾经而且将继续成为革命的强大资源和动力。至于革命的方式问题，实际上革命从来就不是暴力这一种方式，即使我们可以认为凡是革命都是激进的，但激进也不等于暴力。
革命的基本意思是社会、特别是国家政体的基本性质的改变，因此，革命总是带有激进的含义。在阿伦特看来，“革命”虽然经常和“战争”密切相关，但是“革命不止是成功的暴动”[3]。阿伦特认为，革命许诺了“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4]，所以“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是革命”[5]。阿伦特把革命看作是一种表现人类特殊能力的形式，人类有能力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自由行动。革命包含这样一种观念，即历史会突然开启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进程，一个新的故事，一个光明的未来。并非所有的政治剧变都是革命，因此，有没有革命就要看有没有人在历史存在中开创未来，缔造社会的新生。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成为人类创新能力的价值动力。
中国革命的领袖和先驱人物不无承诺革命将带来一个以政治自由、公正、平等等现代价值为核心的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这是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依据。因此，“激进”不是一个手段的概念，而是性质的概念，国家政体的根本性变化不见得一定通过暴力手段达到。从古代的宫廷政变到现代的军人暴动，其所带来的只是统治者的移位而不是统治方法的根本变化，也没有出现全新性质的社会和生活。这种暴力实践绝非革命；而20世纪末东欧的不流血革命虽然根本没有暴力的影子，却依然是制度的根本变化，它在性质上绝对是激进的，因为它导致了基本国家政体的变化（因此被称为“天鹅绒革命”）。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么，中国革命到底是否实现了它原先承诺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否真的告别了它声称要告别的专制的“传统”？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告别的是什么样的“革命”？是告别作为手段的暴力革命，还是告别革命的原初理想——自由、民主、人民主权（或者用阿伦特的说法，“自由立国”）？是失败的革命还是坏死的、畸形的革命？阿伦特在《罗莎.卢森堡》[6]中指出，卢森堡夫人“担心的不是失败的革命，而是畸型的革命。”“畸型的革命”不仅是不成功的“革命”，而且更是败坏革命声誉、使人们对革命本身产生怀疑和反感的“革命”（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它使得革命声誉扫地）。“告别革命”的吁求如果要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就必须把告别的目标锁定在败坏的、畸形的革命而不是失败的革命。
这需要我们认真清理革命作为实践和作为理论在西方和中国走过的复杂历程，清理革命在不同的国家、不同时代和不同话语体系中的不同版本，要认真研究到底是哪种革命观念和革命实践支配了中国的革命？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在观念和实践上经历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原先以民主自由和人民主权为核心诉求和正当性基础的革命理念是如何演变为“文革”的灾难的？它们在今天到底落实了没有？
阿伦特从人的行动和它的自由原创性出发，来论证、评价革命及其带给人的希望。真正的革命源自人的生生不息的开新能力、自由行动，革命的目的是创造真正的公共自由领域，政治自由是真假革命的衡量标准，也是评判革命是否成功的价值标准。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的原初政治自由诉求后来被虚假的意识形态、短视的社会物质诉求或自私的政党利益所绑架，以政治自由为旗帜的革命，在世界上不少地方最后蜕变为敌视政治自由的专制权力。革命毁掉原初的政治自由冲动，这才是革命最大的失败。
当然，革命还有一个更大的失败，那就是革命的意义被遗忘，阿伦特说革命是人的自由开新能力的最高体现，是行动的最高、最典型形式。但是行动总是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正因为这样，革命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失败了的革命依然光照千古，彪炳史册，但其前提是必须通过叙事形式把它记录下来，阿伦特理解的“叙事”主要是“悲剧”。阿伦特理解的“悲剧”是一种“叙事”，是“说故事”。对革命的悲剧想象揭示的正是革命这种经常被掩盖了的偶然和不可预测性。革命的意义不在于其“成功”，而在于其长久地激活和保持人的自由意识。
这使得文学如何叙述革命这个问题变得空前重要起来，它获得了远远超出文学或审美的公共政治意义。这是我之所以如此重视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的根本原因。我们要问：中国的革命得到了怎样的叙述？它的悲剧性得到了怎样的揭示？中国革命的自由立国理想实现了么？如果没有，为什么？
这样一种复杂纠结的思考将使得我们既不可能简单天真地鼓吹革命暴动，回到“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也不可能廉价地（也是完全和乖巧地）宣称“告别革命”，而是把革命当作认真严肃的学术问题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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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暨南大学研究生赵牧的硕士论文：《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559-2005141919.htm。
[2] 既误读了顾准也误读了哈耶克。
[3]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3月，第23页。
[4]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3月，第17页。
[5]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3月，第23页。
[6] 1966年，Robert Sivers请阿伦特为将出版的《卢森堡传》(作者是著名政治学者Peter Nettle)写一篇书评。阿伦特记下许多阅读感想，并写就《革命的女英雄》一文，发表于《纽约书评》。后以“罗莎.卢森堡”为题收入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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