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全盘否定”的网络舆论

环球时报有一篇评论文章叫《“非黑即白”式批判会伤着中国”》[1]，文中说，网络舆论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来看待诸如“唱红打黑”、“高铁”、三峡大坝”等等事物，认为这种“非黑即白”式的批判会伤着中国。文章还认为，“‘追求批判权利’对社会有正面推动意义，但一旦它被放大成舆论的主流追求，就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杀手”。时评家笑蜀也曾说过，我们不能总是批评和揭露，还应找一些温暖的东西来写，以使社会不致总是怨气（大意）。环球时报文章最后说，“鉴于社会对极端言论目前缺少足够的平衡能力，知识分子个体应当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审视自己发出批判带给社会的实际效果”。

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形成目前的舆论氛围和样态，不是社会心态的问题，也不是时评作者、网络意见领袖思想偏激和动机是否纯正的问题，而是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体制原因：

一、公众媒体不能对一个单位地方或一届政府的工作进行正规全面的分析评论

现在允许研究机构或者学者，包括各方面的人士，全面深入、郑重其事的分析评论一个单位地区乃至一届地方政府的工作情况、施政策略、存在问题及其经验教训，允许舆论对一个单位或地方这一届领导与上一届领导进行比较，找出他们之间在干部任免、政策制定落实、法治建设、道德建设和社会稳定等等方面的存在的优点缺点和差距吗？

如果允许，肯定会有研究机构和报刊作者进行这方面的分析研究，开展这方面的深入评价，从而正确分析、客观评价一个单位一个地方或一届政府的功与过、是与非、成绩与缺点。这样的文章或者报告，一定会比一般的时评、比一两件突发事件报道、比一阵密集的网络评论，更能说明问题的原委，引导人们的思考，更能公正全面深入的评价一个单位地方或者政府的工作。

打个比方，如果舆论媒体可以全面深入的分析评价重庆改革或北京房地产调控的成绩、经验和问题，报刊电视和各研究机构、各方人士对这两地政府评价的不客观或对他们政策的不理解现象就会大大减少。对他们政策及其执行中成功的方面、合理的方面的认识会大大增强，对他们的施政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会有更全面的了解、更客观的理解。

既然公众舆论不能全面评价分析一个单位、地方或一届政府的工作，对照历史或者其他单位地方政府的表现来总结经验，非正规的、就事论事的、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时事政治评价就会出现，由此产生的社会舆论自然免不了肤浅、片面、不客观与不规范（像有的报纸所说的“只有否定、没有表扬”）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

二、现在各方人士对一个单位地方或政府领导同志的价值追求、施政理念与具体施政方法施政目标很少认识了解

现在各方人士对一个单位地方或政府领导同志的价值追求、施政理念、具体施政方法施政目标以及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了解知晓吗？有人一定会说，怎么不知道，工作报告、工作规划、工作制度乃至述职报告与民主生活会上，不都写的很清楚说得很明白吗？笔者的问题是：群众真的可以从这些方面包括时下的报纸广播电视新闻了解相关情况么？事情恐怕还难以作出简单的回答。

为什么汪洋同志阐述自己在一些问题上的信念和价值取向时，总是引起社会各界人士高度关注和广泛评价？为什么薄熙来同志的一次次面向记者的谈话，反复阐述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在一些问题上态度，在唱红打黑上采取相关政策的真正目的时，会起到很大的影响社会舆论和群众看法的作用。为什么俞正声同志的一次直抒胸臆、不回避敏感问题、大胆谈出自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政治观点的党课，会产生那样积极强烈的社会反响。

这说明，由于我们没有各级领导公开阐述政策理念、施政方针、理想抱负、价值追求的竞选演讲、辩论、宣传，没有利用公众媒体和舆论阐述领导人施政想法、创新打算和工作中遇到困难、希望各界配合支持等联系群众的做法。甚至没有各级领导工作情况、工作进展和工作困难的公开陈述（比如向民意代表陈述）与全面深入的新闻报道。公众和各方面的人士不理解各级领导的做法追求，甚至不理解他们的苦心与好心，不理会解决一些问题面临的巨大困难，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既然你市政府没有房地产价格下跌或不穏可能会给本市经济带来多大的影响，会给就业消费和今后城市发展带来怎样后果等等问题的情况说明，既然你没有让公众看到、认识到调控房地产在自己城市的难度和麻烦，老百姓又怎么能够理解市一级党政领导认真执行了相关政策，真正进行了有力有效地房地产调控呢？由此产生的广泛怨言和愤青言论必定随着房地产调控很少见到成效而程度不断增强。

三、我们各单位各地方各级政府本应公开的许多事物信息没有公开

我们各单位各地区各级政府本应公开的许许多多资料信息公开了吗？随之一些本应避免的简单的常识性错误避免了吗？如果我们对各级慈善单位、各受灾团体组织接受捐助的数量账目和捐款使用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信息披露，使得每一个捐款人都可以很方便的查询到每笔捐款资金具体使用、使用方向，公众的在善款方面对相关部门的不信任和猜疑甚至不满就会大大减少。

如果我们对于三公消费有着严格的制度，各单位的具体消费情况管理情况都及时进行了的公开。对违规者的处理、对不健全的制度进行的完善都随时公开，这样，不仅能减少一系列恶意揣测，也能让公众看到各级领导在相关方面的努力与工作。

现在一方面各种形式的腐败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相关组织部门应该公开的信息数据资料又迟迟没有公开，这必然助长公众和各方面的人士的“非理性愤怒”和不冷静心态。如果有关单位地方政府的信息及时公开了：倘若有的单位地方的经济困难得连干部职工工资、教师工资都发不下来，它们又怎么可能再去购买豪华轿车，再去大讲排场、修建富丽堂皇的办公楼呢？如此，类似的“非理性公权行为”不出现或少出现，群众的非理性心态就会少许多。

此外，如果你及时全面的公布了高速公路、大桥的投资使用情况与收费还贷情况，以及原定的收费年限等等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养人或纯粹为了揽财而长期不终止收费的非理性行为、不规范的公权行为，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一般群众的不理解不平和心态自然也就不会程度那么严重存在着。

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