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瞭望》：重庆逻辑

《瞭望》：重庆逻辑

解放碑，重庆著名的商业中心，有人称其为“西部第一街”。
高楼林立，人潮涌动，街道的一边路易威登、杰尼亚等世界奢侈品牌专卖店正在装修，一幅幅耀眼的广告招牌，蓬勃着财富的气息，置身于此，恍若走在北京王府井、香港铜锣湾或纽约第五大道。
不过，只需从这里走出几百米，就可看到正在拆除中的危旧房片区“十八梯”——一个7000户城市困难居民栖身的“老重庆”。
目光再远一些，解放碑500多公里外的大巴山深处、渝鄂陕三省市交界的巫溪县，贫困人口仍占总人口的一成多，“那里不少农民一辈子都没到过解放碑。”
这是真实的重庆，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缩影。
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奇迹般地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令人倍感振奋，而地区、城乡、贫富之间的三大差距尺度之大，也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紧迫的气息。
高层对此的忧患，亦不断见于各类讲话、文件之中。“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写入今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成为一个具有类于法定约束力的要求。
在重庆，本月下旬重庆市委要召开一次全会，主题定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据悉，一系列相关的措施，将在全会上敲定。
在此之前，火辣的重庆已率先在全国鸣出一炮：今年年初，重庆将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列入了全市“十二五”规划目标系，提出到2015年将其由当前的0.42降至0.35。
按学界共识，基尼系数超过0.4，即亮“黄灯”二级警戒，0.5即是严重的“红线”，综合多方统计，中国贫富差距已临近“红线”边缘。
同时，在缩小另两大差距方面，重庆也给自己确立了行动坐标：城乡收入差距要由目前的3.4:1缩小到2.5:1左右；按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主城区与边远区县差距，由目前的2.2:1缩小到2:1左右。
重庆，中国第四个直辖市，与其他三个发达的直辖市不一样的是，它位于西部，有大得多的乡村、大得多的山区、多得多的农民，尽管经过“十一五”的长足发展，人均GDP从1100美元翻番到了4000美元以上，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仍排名在全国各省份的二十位之后，但缘何在此阶段就主动提出触碰“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个世纪性的难题？

到了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时候

“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

“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探访重庆期间听到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这一主张。
他认为，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统筹兼顾，考虑好、处理好城与乡、工与农、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家园。他说，“我们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
十七大后不久，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三年多来令这座西部山城热词频出，新闻不断，屡为外界瞩目，“打黑”、“唱红”、“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如今，又多了一个“促进共同富裕”。
薄熙来把前述热词归为一个，为了改革开放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他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由“先富”到“共富”的愿景，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使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30多年过去了，‘前半句’已基本做到了，今后还必须坚持，同时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薄熙来说，“缩小三大差距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到了要做好促进共同富裕这篇大文章的时候了。”
重庆，一个特别而又典型的地方，它集合了中国的多重特征。在这里，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及民族地区集于一体，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阶段性矛盾汇聚一身。
全市8.2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比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加起来的总面积还多一倍多，3200多万重庆人中，农村人口超过2000万，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直接管辖的行政单元40个，其中20多个县有14个是“国家级贫困县”，直辖之初农村贫困人口达366万；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既有代表东部地区水平的都市发达经济圈，又有代表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的渝东南、渝东北贫困山区，区域间人均GDP差距最大近10倍。
重庆作为直辖市，相比之下，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在奔向富裕的征途上，各方条件不具备先发优势，客观上是一个后来者。重庆特别需要发展，而且特别需要更快的、更好的发展。
后来者当然也有后发优势，其中不仅包含对先发者腾飞路径的借鉴，也包括对先发者在发展中所遇问题更前置性的规避。在发展中不断显性化的三大差距，几乎是所有省份发展中遇到的共同问题。
有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找到缩小差距的得当路径。三大差距一旦形成不可逆的扩大之势，必然会遭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这对后来者来说，受到的打击会更大。
重庆没有选择“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没有选择“先建设、再收拾”的方式，他们要用辩证法的逻辑，主动寻找一条“边快速发展、边消解差距”的求进新路。
去年的重庆市委全会，推出“民生十条”，明确走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之路，包括推动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公平化，要求全市财政支出和干部精力“两个50%”用于解决老百姓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规划两年半内，全市投入3000亿元，办好“十件民生大事”，让2000多万群众直接受惠。“如果对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只顾发展经济，想快也快不了，路子会越走越窄。”薄熙来说。
“重庆正做的和要做的，正是一方面要继续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一方面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这种在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上的“两手抓”方式，相当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共同富裕，人类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设想，到美国现代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撰写的名著《富足社会》，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在叩问、求解这一难题。
“这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没有做到。”薄熙来说，这正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努力实现的小平同志的遗愿。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创党之初便确立以开创一个平等而富裕的新中国为己任。执政之后，几经挫折，认识到平等并不等于平均，后者往往导致共同贫穷。
于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国人民拨开了通往共同富裕道路上的迷雾。
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小岗村农民在“大包干”生死契约上按下红手印到深圳由渔村到开放特区的嬗变，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对实现共同富裕不懈探索和孜孜以求的历程。今天，如何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有效防止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的社会分化，靠改革、靠发展来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大差距，成为中国的一大课题。
“邓小平曾设想，要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后半句’。现在新世纪十年过去了，到了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阶段了。”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同样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少数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区别，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不仅要把“前半句”坚持好，还要将“后半句”的目标实现好。
共产党有责任、有能力、有办法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重庆求进，意在契合更好更快发展的逻辑。

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至一半以上

“只有“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更高的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让“劳有所得”这一保障共同富裕的基本要素，变得更加实在

解构重庆在促进共同富裕上的逻辑关系，并非排他结构，而是希望建立起两手抓、两促进的共融关系。
人们一直纠结于“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先后之分。“做大蛋糕”无疑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和基础，而另一方面，薄熙来则认为，一边要把蛋糕做大，一边要把蛋糕分好，某种程度上，只有“分好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更高的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
重庆提出，到2015年要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并且规定每年按上年全市城镇经济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劳有所得”这一保障共同富裕的基本要素，变得更加实在。
重庆主动争取纳入到国家个人所得税试点行列，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依法足额征收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抵扣制度方面，目前全国只有重庆在2009年推出了市民购房可抵扣个税的优惠政策。
重庆去年开始进行房产税试点工作。薄熙来的搭档、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告知，到今年底将有4000多万元进账。专家评说，房产税政策实施后，增加了高档住房购买者的持有成本，政府通过对占有公共资源多的高收入者进行征税，并将税款全部用于住房保障建设，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对改变地方政府税收结构、完善财税体系具有作用。
“分好蛋糕”、促进共同富裕，当然不是“劫富济贫”或者“限制富裕”，也不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一方面继续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一方面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此种愿景能够激发出更大的社会活力。黄奇帆说，在有关促进共同富裕的文件中，重庆明确提出，“公民合法财产不容侵犯，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物权，充分保护个人合法财产，有效保护广大群众投资创富的积极性。”
就实现共同富裕的完整政策来说，前半句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激励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这一政策的后半句，“先富”、“后富”、“共富”不应当是对立的。促进共富，意味着在“带”字上可做的文章很多：让中低收入人群分享到更多的发展成果，从而找到生存发展的支撑；让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带动农民；让迅速城市化带动农村；等等。
在让源源不断的人群跨入到创富行动中来，政府是可以作为的。
提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量化指标的重庆主政者，还算过三笔“心账”：
一则，现在三大差距已不小，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比较高，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把工作做在前头；
二则，不管以何种形式为中低收入群体花钱和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最后都会转入消费，拉动内需，这个钱花得绝对不冤枉；
三则，只有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民的积极性，这是最根本的发展动力。
“缩小三个差距中，最难的就是贫富差距，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更不是‘劫富济贫’，我们决策层反复琢磨研究……”黄奇帆向记者坦言，半年多来他与市委书记薄熙来一直在思考调研，不断地理清思路，推敲方案，“今天讨论半小时，明天议一会儿，有时间就碰，最后思考成熟。”
“熙来书记提出探路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黄奇帆对本刊记者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几年时间下来，我们觉得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能光喊几个口号，一定要在模式上、发展战略上动脑筋。”
他分析，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有三个层次：
一是转变生产力结构，落后生产力转为先进生产力，能耗高的转为能耗低的，投入产出比低的转成投入产出比高的；
二是转变经济拉动模式，由出口、投资拉动为主转为消费、内需为主的发展方式；
三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也是最高层次的转变，即用发展结果来检验是否真正践行了科学发展观，“如果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三大差距不再扩大，而是逐步缩小，那才是落实了科学发展观”。
“作为一个内陆省级单位，重庆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更像中国的缩影。因此，它的探索也会更具有普遍意义：重庆可以做的事，其他大多数省份也一定可以做。”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说。
没有充分就业，就难有富裕之机。抓住这个要素就抓住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敏感点
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是最大的穷困。
一个硬指标写进了重庆的规划：到2015年失业率下降到3%左右，要成为全国就业最充分的地区之一。而在全国和诸多地方的目标中，这一数字一般为4%。
“有了工作，就有收入，就是在缩小贫富差距。”黄奇帆说。为实现3%的目标，重庆将增加150万个工业岗位、180万个服务业岗位。
创造330万个就业岗位的“底气”从哪里来？首先来自于重庆近年来由传统老工业基地向内陆开放高地的转型发展。
重庆的决策者认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在定位、体制、政策、区位等综合要素的作用下，重庆完全有可能成为新一轮产业的重要承接地、西部的开放高地。
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国家级开放开发新区两江新区，内陆最大的两个保税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等，相继铺开，先后形成20个百亿级园区、一大批百亿级企业，新兴的电子信息产业、金融业，连同重庆的传统产业优势，共同构筑起新产业高地。
2010年，重庆利用外资总量居中西部第一，增幅全国第一，全市实现外贸进出口额超过“十五”期间的总和。
去年重庆工业销售值突破1万亿元。“5年后将达到2.5万亿元，按照一个工人平均100万元的产值，大约可增加150万个工业岗位。”在黄奇帆的算盘中，内陆地区金融高地、长江上游商贸物流中心和科技文化信息中心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社区家政、养老娱乐、消费服务等传统生活服务业，大约可增加180万个岗位。
而一项“微型企业”创业计划，从去年8月份计划推出到目前，不满一年，便带动22万人就业。

15万微型企业：以创业推创富

扶一把民众创业，搭一个创富台阶。“微型企业”是中低收入者自我创造、自主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渠道

一项创业来带就业、推创富的计划，正在重庆悄然推进。
有关研究表明，现在贫富差距不仅是工资性收入差距，而主要是财产性收入差距，比如，拥有多套房产的人所聚集的财富就是中低收入者的数倍。
因此，重庆明确地提出“普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拓宽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的渠道，逐步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大众化。
“全民创业”是重庆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不论身份、不拘形式、不限规模，放手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动。
重庆的目标是，到2015年，企业总数要由目前的20万个增加到50万个，个体户要由目前的70万户增加到150万户，“使重庆成为西部地区企业发展最有活力的地方，老百姓民间创富、创业最有活力的地方。”
扶一把民众创业，搭一个创富台阶。2010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将发展微型企业纳入“民生十条”，希望探索一条以创业来带动就业、激发社会活力的新路。
这一计划的重点支持对象为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
对创业者而言，这是一个颇为诱人的计划。个人投入10万元创业资本金，即可获得政府5万元以下的补贴，政策贷款10万元，总共便有25万元的启动资金，且经营期间还能获得与资本金等额的税收返还；企业再投入，财政就再补助、税收就再返还，直到发展成为中小企业。如此算下来，相当于零成本创业。
“创业欲望不光是要给予精神上的鼓励，而且在财务上给予实打实的支持，这样，重庆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创业潮。大学生们一搞这个，其实就把微型企业变成了风险投资的创业。背着书包进去，背着钱包出来，不是幻想”，一位重庆的领导这样评价。
从去年8月份计划推出到目前，不满一年，重庆登记的微型企业已达2.9万个，带动22万人就业。
“80后”女生胡音便是一位幸运的创业者。她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和其他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一直想创业却缺乏资金。去年9月，她创办了一家仅有3人的文化传播公司，获得了5万元财政资本金的补贴，领到了微型企业工商执照，成为一名文化企业的小老板。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微型企业’是中小企业的摇篮，是中低收入者自我创造、自主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渠道。”扶持微型企业的钱花得值不值？黄奇帆为本刊记者算了笔账：如果不在扶持创业上做文章，可能到现在就多了20万人失业在家，政府一年要给每人补助约5000元，20万人一年就要掏出10亿元，肯定不如把这10亿元一次性拿出来办2万个微型企业，不需要每年都掏钱，以后还会产生税收，会带动更多人就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用治病的钱用来强身健体，投入、产出都非常划得来。”
今年，重庆还将拿出9亿元专项资金，发展3万微型企业，到2015年争取培育起15万个微型企业。

公租房：百姓不做“房奴”也是增加收入

让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之下。“住有所居”点燃走向富裕的希望

“长安居，大不易”。当这则关于白居易的文坛轶闻，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尴尬，高房价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排斥和拒绝，已无需笔墨描摹。
如果，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人们，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在本就不高的生活水准与安居梦想之间获得平衡，会带给社会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当然要为人民群众把基本住房解决好。”薄熙来说。
重庆解开“住有所居”的钥匙是提出了“市场＋保障”的双轨制住房供应模式，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原则，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将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之下。去年春天，重庆抛出这项庞大的民生住房计划。
“政府建公租房，本来的‘房奴’变成了被解放的消费者，一户居民一年住房省一万元，就可多消费一万元”，黄奇帆这样解读公租房的增收账。
公租房计划在重庆的出台，恰逢房价在全国成为众矢之的。
中国城市住房制度以上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之前主要实行公房配置，出现住房供应严重短缺。之后通过商品化、市场化改革，部分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但房价过快上涨，导致相当部分中低收入群众无力购房。
黄奇帆说，房产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他认为，住房供给体系的合理结构，应该是30%为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70%是市场主导的商品房。
重庆的公租房，约一半配租给农民工，此举打消了农民进城后的一大隐忧；一到两成配租给毕业不久的大中专学生；剩下三成左右配租给城市中低收入原住民；五年后可自愿购买。
“打开大门，堵死后门。”重庆市公租房管理局局长郭唐勇形象概括了公租房申请的原则。
“打开大门”即申请不设户口门槛，打破城乡和市内外差别，只要是无住房者和住房困难户均可申请，让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住房困难户、包括外省来渝工作人员都能安居。因数量充足，供需基本平衡。前不久的一次摇号有2万人参与，可提供的房源达1.5万套。这样的高满足率，令公租房的保障功能不再因“一房难求”而陷入“仅供观赏”的尴尬。
“堵死后门”即公租房永远姓“公”，封闭运行。租金仅为市场价的一半左右，承租人住满5年后可以成本价购买自住，但不得上市交易，确需转让的由政府以原价加银行利息回购，使公租房始终在保障性住房系统内循环，避免因利益输送引发腐败。
已建成的小区，也打消了此前对公租房会否成为“贫民窟”的怀疑。本刊记者在探访首个公租房小区民心佳园时看到，这里有运动场地、超市、水体、小学、幼儿园及中心景观绿地，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在主城区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楼盘，并由专业物业公司实施现代化管理。小区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鸳鸯组团，距轻轨500米左右，交通方便。
对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公租房带给他们的不单单是“住有所居”，还有对社会的信任和对未来走向富裕的希望。

只要孩子能成才，就有了希望

“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

教育是国家的基石，教育公平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学有所教”，保证人生的初始公平，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备要素。
一般说来，决定个人的职业道路、事业发展进而影响个人收入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禀赋，而培养后天禀赋主要就依靠教育。教育的缺失，最严重的后果，将是贫困的代际传递。机会的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几乎就意味着丧失了社会竞争力，丧失了获得发展、改变命运的可能。
从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起，国家便多次在有关规划中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但这一目标迟迟未能达成，被一再延宕。而近几年重庆用在教育上的财政支出均达到GDP的4%。
薄熙来到任重庆后，提出他当“教育书记”，后来又让黄奇帆当“教育市长”。这位“教育书记”说：“科学发展观的四大要义里，以人为本是核心，面向未来，提高人的素质就要抓教育。”“教育扶贫是解决贫困一条十分重要、行之有效的路，一个家庭再困难，只要孩子能成才，就有了希望。”
“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说。
2010年，重庆制定《重庆市教育系统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市实施教育领域内的“改善民生十大计划”，包括教育经费投入增长计划，并向农村倾斜。
重庆市教委副主任钟燕介绍，2012年，重庆下辖的40区县义务教育可达到初步均衡，2020年将做到基本均衡。
重中之重，在130万农村留守儿童。重庆是农民工重要输出地，为了不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并解除外出务工者的后顾之忧，重庆市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方联动，以求切实解决好农民外出务工带来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2010年即新增农村寄宿制学校400所，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的培养模式，采取代理家长、亲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让重庆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还新建115所中小学，基本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
黄奇帆对本刊记者表示，包括教育在内，人一生之中有八件大事：“衣食住行”的生存需求，“教育、卫生、就业、养老”的发展需求，这些方面的公共服务要做到大体均衡、公平，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条基本原则。
公平要从起点出发。
关注留守儿童，只是重庆戮力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一个指标性事件，但其指向的，却是事关缩小贫富差距成败的大课题。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产生的坐标转换，将是重庆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基础”

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本刊记者听到了黄奇帆与一位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知名专家面对面的交流讨论。
按照重庆提出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实际上要求“十二五”期间农民人均收入要保持连续5年每年增长18%，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速快一倍。这位专家对此可行性上有担心、有保留。
黄奇帆则信心满满。他解释说，这个目标的实现有赖两大“制度创新妙手”，首先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所产生的统计坐标转换，将是重庆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基础，这绝不亚于承包制对农村经济的释放作用”。
直辖之初，重庆常被民间舆论调侃为“农民直辖市”、“超级大县城”。即使在直辖14年后的今天，3200多万重庆人中仍有2080万农村人口。
去年年初，重庆市宣布实施一项极具震撼性的户籍改革计划：到2012年，让300万农民拥有城市户口，用10年时间将重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现在的27%提升到60%，新增城市人口1000万。这是城乡人口结构上一个历史性的大翻转。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为做大城市空间，一些城市有超常之举，其间不乏“大跃进”之讥。
怎样才是稳妥的、合理的城市化？一个核心标准是农民的自愿与受益程度。
对此，重庆市推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倾斜机制：在农民获得城市户口后有一个过渡期，不仅享有城市的福利，还可保留农村的土地财产。如此一来，避免沦为生活无着的失地农民，而成为“有地市民”。
在中国，以户籍为凭依，城市居民享有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优于农民的待遇，按黄奇帆的说法，是为进城的农民穿上城市的“五件衣服”。与此相应，农村户口也绑有“三件衣服”，即宅基地、林地、承包地。
农民是先“脱”了“衣服”再进城，还是同时“穿”和“脱”，或是先“穿”再“脱”？为善待农民，保护弱势群体，重庆选择了最后一种，设计了三到五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后仍自愿选择“穿”或“脱”。
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执行总裁黄茂军告诉本刊记者，截至目前，全市转户210多万人，仅退出60亩宅基地，且多为废弃之地。
本刊记者在重庆最先建成的公租房小区民心佳园内采访时看到，一个专门办理转户业务的警务工作站前，进城和拟进城的农民聚拢了不少。向弱者倾斜的转户计划，让大量已在城市生活多年，却享受不了市民待遇的农民工转户热情空前高涨，全市平均每天转户达7000多人。
据重庆相关人士介绍，由于转户主力军是已在城里务工数年的农民工，因此落户后的就业、生计一般不成问题，何况还有农村的退路可保。
黄奇帆计算着这一“妙手”在缩小城乡差距棋局中的效应：按目前进度，5年内重庆会有500万农民转户进城，全市农村人口从2000万降低到1500万左右，同样是3400万亩耕地，农村人均占有资源量增多，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分母变小了，农民人均收入必然会上升；另一方面，城市增加500万人口，分母变大了，在统计上就会将城市平均收入缩小一点。这一增一减，加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目标高出城镇居民6个百分点，“达成到2015年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的目标，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作为中国的缩影，今天的重庆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做一项最伟大的试验——让五亿中国农民住进为他们新建的城市。”这是大洋彼岸美国《国家》杂志2010年一篇文章的判断。

农民成为有产阶层

城乡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物质资本差别大。“有时候一项制度的推动，便可促成财富的爆发性增长”

“让农民也有更多条件拥有财产性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正是黄奇帆与专家讨论时抛出的另一个“奇招”。
“中国农民的收入一般分三大块，劳动性收入、政府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前两者都相对固定，增速一般为百分之几。创造更多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十七大方正式提出。对先富起来的中国人而已，财产性收入其实并不陌生，如通过办企业、炒股等手段获得的投资收益，近几年房价的暴涨，亦为诸多投资客带来不菲收获。”
黄奇帆说，“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赖以生存的土地其实也是财产，但由于集体所有性质及相关制度安排，这一财产长期处于沉睡之中。”
据重庆市农委统计，2010年，重庆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占人均纯收入的1.7%，低于全国3.4%的平均水平。
“城乡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物质资本差别大，农民没有财产，他的土地是承包的，土地集体所有，宅基地集体所有，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没有产权证，而城市居民，无论是有祖传的房子，还是后来购买的房子，都有房产证，可以用于抵押或转让，于是就转化成物质资本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这样分析。他说，农村必须进行产权的界定，让农民拥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住房产权证)，可以抵押、转让，这样农民拥有的物质资本就能从无到有。
2007年年中，重庆与成都一并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入股，激发不小反响。但这只是小试牛刀，更大的举措还在后面。
2008年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是为全国首家，在确保耕地一亩不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城市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规定，引导农民对废弃的宅基地和荒地进行复垦，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即“地票”，利用级差地租原理进行交易，重庆市政府的初衷就是：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又有效保护耕地，也为城市化提供空间。
2010年，重庆第一个在省级行政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将农村土地、林地、宅基地、房产的使用权与所有权进行量化，按照农民使用权占85%，集体所有权占15%的比例进行分配，完全抽象的土地财产，变成实实在在可以流通、抵押和变现的活财产。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确定收益比例过程中，曾有“三七开”、“对半开”的提议，最终确定为85%：15%，是基于最大程度增加农民个体收益的考虑。
在此设计之下，假如一块土地价值为10万元，农民可质押出8.5万元。即使破产，银行拍卖的也只是8.5万元的使用权，所有权还是在集体手中，并不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
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对本刊记者说，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缩小三大差距的一个很重要手段，类似土地确权的制度变革。“有时候一项制度的推动，便可促成财富的爆发性增长。”
按黄奇帆的说法，“有了这个创新举措，农民的资产一下就变活升值了。理论上全市农民已拥有了1万亿元的财产权。全市3000万亩承包地，一亩地算一万元，就是3000亿元；6000万亩林地，一亩地算5000元，总计3000亿元；近400万亩宅基地，按照‘地票’目前均价15.5万元／亩计算，总价值为6000亿元左右。三项相加，再去掉集体所有权的15%，算在农民头上的使用权财产就是1万亿元。”
现在的重庆，农村这“三权”是可以用作地方银行贷款质押的，给了农户解决融资难问题一条通路。
去年6月，渝东南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农民陈玉梅以自己的农房作抵押，从县农商行贷款16万元，规模发展肉兔养殖，仅半年时间就收入2万多元。在石柱县像陈玉梅这样把“沉睡”的房产资源转化为“活”资本，靠农房抵押贷款的农民已有200余户，其中有一户获得的贷款达37万元。县委书记盛娅农说，过去，农户申请的贷款主要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授信额度较小，最高才3万元，只能满足零星的生产需要。农房抵押贷款推出后，不但解决了农户“贷款难”问题，也解决了银行“难贷款”问题。
到2011年上半年，重庆已发放农民“三权”贷款余额43亿多元。

打造“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的城市群”

要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主城和边远地区的人均财力相差就不能太大，“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标准才可能相对统一

展开重庆地图，8.24万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如同一只展翅腾飞的凤凰——以主城区为核心的1小时城市经济区这“一圈”是“凤头”，渝东北和渝东南是“两翼”。
“凤凰”的翅膀十分沉重，以三峡库区、民族山区为主的“两翼”地区基础条件差，发展速度慢，贫困人口多。大巴山腹地的城口县到重庆主城区，几年前开车还需要两天时间，县干部到重庆开会先要坐车到四川省境内，再辗转奔往重庆主城区。
虽然幅员面积比一些省还大，但由于直辖市体制，重庆没有地市这级中间管理层，直接管理40个区县。是故，区县兴，则重庆兴；区县强，则重庆强。离开了“两翼”，重庆这只“凤凰”就飞不起来。为此，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以构建县域内发展机制为着力点，重庆大力发展区县城经济，提升小城镇联接城乡的能力。
针对欠发达地区财力不足的现实，重庆调整市级对区县税收分成比例，确保财力向“两翼”区县和贫困区县倾斜，将区县最低人均财力提高到10万元以上，以求逐步将“一圈”与“两翼”人均一般预算收入差距缩小到2.5:1。
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何志明告诉本刊记者，要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主城和边远地区的人均财力相差就不能太大。他介绍，重庆市级对区县的转移支付以前为300多亿元，现在已达700多亿元，翻了一番。
转移支付中，包括对31个远郊区县城每年3000万元专项支持，加快配齐学校、图书馆、影剧院、体育馆、商业街等“几大件”，以使其具备区域性小中心功能。
同时，“一圈”城市还开展对“两翼”的对口帮扶，每年按不低于本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安排资金，重点用于受助区县特色园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设施、贫困村建设等。据介绍，今年对口帮扶实物量额度将突破4亿元，“十二五”期间可望达到25亿元以上。
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说，缩小“三大差距”要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推动相结合，过去一般通过财政、税收等“输血式”路子，帮扶不发达地区、农村及低收入、困难群体，最终因为财力不足而效果欠佳。这些年，重庆国有企业在推动缩小“三大差距”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的积极探索。
比如，通过八大国有投资公司创新运作，推动了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向“两翼”区县的强力延伸和大幅完善；分两轮安排各50亿元融资提振“两翼”区县工业园区建设，帮助“两翼”区县夯实发展平台，同步推进人才、技术、产业配套，推动了“两翼”工业经济的发展。
分层次推进城市群建设是重庆缩小区域差距的一个重要战略。根据重庆“十二五”规划，重庆主城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千平方公里、千万人口的国家中心，将三峡库区的万州建设成为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城市，提速发展黔江、涪陵、江津、合川、永川等区域中心城市。
黄奇帆认为，这种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的城市群，大中小均衡合理，能够形成良好的互动——千万级人口的主城与5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互动，5个百万级人口城市又与20来个几十万人口级的城市互动，形成网络辐射效应。
对“两翼”区县的农民来说，还有更为切身的帮扶。
“改住房、修公路、建水厂，生活条件大变样；种蔬菜、喂土鸡、牧牛羊，三年增收一万元。”这是三峡库区云阳县农民邹道树写的一副对联，描述的是重庆“两翼万元增收”工程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项旨在让“两翼”农民脱贫致富的工程，以林权改革为动力激活山区的生产力，即通过发展林果、林下养殖、林业种植、森林旅游等特色产业，以争取到2012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9年的3900元增加到6400元，年均增长18%；农户收入由2009年的1.5万元增加到2.5万元，户均增加1万元。
本刊记者了解到，通过“三权”抵押贷款，加强市场建设，培育产业等综合措施，去年重庆“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4823元，增长23%，比“一圈”高出5.6个百分点。差距缩小趋势已比较明朗化。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认为，缩小贫富差距，不仅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而是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加公平的医疗、教育、出行、环境等权利，让每个人都更加公平地成长，保障公民尊严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
而这样的权利，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这样的均等化，仰赖标准差距的逐步缩小，最终达到统一。而在乡村和相对落后地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
在重庆，政府正在努力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向基层倾斜，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实现标准化，实行基本药物零利润销售，逐步提高医疗保险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
同时，调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基数上下限，扩大养老保险资金来源并实现全覆盖，稳步提高社会保险待遇标准，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将城乡低保标准差距缩小至1.5倍以内，建立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和困难群众生活补贴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联动机制。
在重庆，对低于农民人均纯收入30%的农村人口还进行动态扶贫开发。放眼全国，这也算得上是率先而为。而在这样的地方，一些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针对困难群体的帮扶，也渐成气候。

公平正义底线需要守卫

基于安全感、信赖感而产生的公平和正义，是底线的要求。舍此，则一切努力和探索将失去基本的前提

梳理重庆探路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诸多关键词之后，可以发现，其设计和努力，有着同一个取向，即通过制度安排，为全体社会成员努力提供公平正义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这样的底线，包括受教育权、工作权、财富权，包括发展的机会、创富的机会，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重庆，一个特殊的要素，常常会闯入人们视野：基于安全感、信赖感而产生的公平和正义。舍此，则一切努力和探索将失去基本的前提。
专门机关“打黑除恶”的努力，令市民安全感普遍增加。自2009年以来的专项行动，使一批黑恶势力被摧毁，彰显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年调查显示，78%的市民认为安全感得到大幅提升，89%的市民认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2010年，群众安全感达到95.89%，创十年最高。与此同时，通过完善交巡警、校园警务等新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水平，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提供底线保障。
由于始终坚持“打黑”与反腐败、打保护伞相结合，两项工作同时部署、两条战线同时展开，查办了一批职务犯罪案件，上百黑恶犯罪势力的保护伞被查处，净化着重庆的政务环境、司法执法环境。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明显提升。
让人民安心、安定的民心工程，要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是全体人民足可长期信赖的守护。
对于劳动权益迫切需要保障的的务工者，法治的力量也伴随左右。从2008年开始，重庆在街镇、社区普遍建立起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站，以提高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效率。
更大范围的安全感，则来自“平安重庆”建设的推进。民间调解成功率、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面、群众对执法队伍的满意度，等等，都以指标形式明确写入相关考核体系。渐趋完善的政府部门、工会组织、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三方协调机制，正以新的角色，发挥出越来越多的作用。
如何缩小三大差距，面广量大，颇费思量。重庆将破题的逻辑起点放在消解痛点、难点之上，有大规模就业岗位的设计，有调整收入分配体系的考量，有促进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要素流通的政策，有加快完善基本型、普惠性、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举措，还有拓宽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渠道的规划。
对于鲜活的实践而言，任何总结和梳理，都是苍白的；对于一个设计要素繁多的系统而言，媒体能够捕捉的，永远只是片段。
所幸，探路不止，外界的跟踪和聚焦也不会停止。因为，重庆的探索，不仅有益于当下，也关乎未来。
正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所言，重庆正处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加速发展的黄金期，这里的3000多万人民已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认知和社会认知，10年乃至20年后再来看，就可以看出重庆创新的历史意义，“希望重庆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甚至可以是一些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它们都将成为全国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