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来自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都无法阻止热情的调查记者。注：本文并非最新发表，只是我们刚刚完成翻译
原文：Wang Keqin and China’s revolution i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作者：Tania Branigan
发表：2010年5月2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Michae1S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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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里是浸透了红色印油的海绵。像一个侦探一样，45岁的调查记者王克勤会编辑证词，然后在每份证词的底部他要让被访人按上指印。
他的一系列的调查报道让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调查记者，印油就是这种调查的彻底性的证明。一连串的爆炸性的新闻给他带来了名声，也给他带来了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
“通常对手非常强大，所有你必须做到铁证如山。”他边说边盖上印泥盒。
但这还不够。上周，因为签发王克勤采写的山西毒疫苗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和致残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包月阳被免职，调到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兄弟单 位。山西官员宣布王克勤的报道不实，王克勤在报道中说山西官方的调查有问题，尽管在《卫报》联系他的时候他拒绝就此事置评。
王克勤案是彰显中国调查记者热情的最新个案，同时也暴露了中国调查记者们面临的挑战。
王克勤的简历反映了当代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史：从一名宣传人员到一名调查记者――虽然是被严格束缚着手脚的记者。他在80年代中期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成为一名官员，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中国这是通往财富和地位的捷径，”王克勤在毒疫苗案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说。
王克勤回忆了他当年大量炮制官方宣传报道的生活，”你就在一个一颗红心都献给了党的领导下的会计员”――然后他讲起他如何拼凑一些文章发给本地媒体换取一点点外块。但随后，一些居民找到他，向他诉说自己的问题，王克勤的良心在颤抖。”他们热情的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告诉我他们的问题，对我抱以极高的期望。作为一 个20出头的小伙子我第一次感到这样被人关注，同时感到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必须报道这些事情。”
到2001年，王 克勤已经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这里说的不是他的收入或者他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仍然还在北京郊区的又小又脏乱的办公室里办公，但是他揭露本地金融市场非法交易的报道已经让他的人头的价格达到高峰。很快他的另一篇牵涉到本地官员的报道就让他失去了工作。
“黑社会找我的 麻烦，红社会（官方）也找我的麻烦。”王克勤说，”我听说有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任务就是把我送进监狱。”
朋友、以前的同 事都避开他，后来他在特殊干涉下才被保了下来。他的一个在新华社工作的熟人写了一篇关于王克勤问题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最终送到了当时的总理朱�基手上。朱介入了才保护了这名记者。
那是中国的新闻记者们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敢于挖出丑闻和犯罪。但从2004年开始，中国当局严厉禁止新闻媒体报道外地的新闻事件。然而新闻记者们大量无视这一规定。记者们认为官方在运用这一规定阻碍他们进行调查，并打压调查记者。
随着北京当局大力推行”和谐社会”的概念，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紧密，很多人感到悲观。”在今天，调查报道已经成为’稀有金属’，不光是当权者，连资本也在打击它。”进步报纸《南方周末》的前主编钱刚说。他现在香港大学做”中国传媒项目”。一些人争论的的是近年来，媒体、甚至是国 有媒体都对新闻事件有了更快、更全面的报道，触及更敏感的话题。但同样在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这只能说明政府在更主动的引导公众的思想。”你看到的表象后面还是控制，”大卫说，”事实上，现在能做这些报道的记者比两三年前还少……表面上你能做调查，实际上你却做不到。”
2008年毒奶粉丑闻披露以后，一名失望的编辑在他的博客撰文说，他之前的文章就曾经揭示过毒奶粉的危险，但未能爆出真相。
尽管北京有些时候会鼓励调查报道，但它仍然通过了禁止跨区域采访的规则。班志远说”你可以大书特书本地官员的问题和中央打击地方腐败的决心，这样事实上是在美化中央政府，同时也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因为这些限制， 果敢的调查记者们为了找到可以工作的空间而战。”规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根本不是法律和政策，而完全是其他因素――看你跟谁有关系，发生了某新闻事件之后有没有某人发话保护你让你继续去调查，”班志远说。
很多年轻的记者们把王克勤当作榜样成长起来。在媒体被普遍商业化的氛围中，竞争的压力促使记者们去挖掘更震撼的新闻。
2006年被开 除的《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说，媒体其实可以做的更多，”不是因为政府放松了控制，而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已经成熟了很多。”2008年汶川地震和上个月的青海地震，很多媒体的主编就不顾政府的禁令派出了记者。
互连网也放大了主流媒体的声音。很多记者于是利用个人博客来发表他们的报道中被审查机器删除的部分。
但记者们知道不透明和边界的模糊会影响甚至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让自己的报道被毙。这些是新的挑战。从记者转行做律师的周泽关注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暴力伤害和其他方式的打压，他说，他最担心的是官员们改变处理批评的战术。
“近年来对贿赂和敲诈的指控增加了，”他说，”当你说这是造谣中伤，人们 会问你报道里写的是什么，这些是实情么？如果你说这是贿赂或敲诈，这给记者的形象造成相当坏的影响――人们假定他们失去了职业操守，因此他们就失去了公众的支持。”
读者们有相当充 分的理由来怀疑。腐败盛行、薪水微薄，出席新闻发布会有报酬。隐藏负面报道、确保只有正面报道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衍生出”假记者”，专门去敲诈勒索工业事故的事主，只要给钱就不报道。
王克勤谴责敲诈者，但他更担心的是”假新闻”，即那些披着新闻报道外衣的党宣传、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
在一个公民面对强权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救济渠道的国家，深入、可靠的报道就更显得更为重要。王克勤已经采写的调查报道从抢夺土地到矿难到非法采血输血造成HIV的大规模流行。周泽担心更少有记者敢于报道这些话题了，而公众会为此而付出代价。”如果记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他说。
媒体的压力
2009年11月，在中国影响甚大的商业杂志《财经》主编胡舒立，因为传闻报道当时的敏感事件而辞职。她辞职后创办了另一个媒体《财新》
2009年12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的编辑（向熹）因为报道了奥巴马专访而被降级。据说该处分是因为南周的报道激怒了审查者。
2010年3 月，13家中国媒体联合共同刊发要求改革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废止户口登记制度的社论。随后社论被政府要求从网站删除，领头的报社被当局严重警告。
2010年5 月，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发行人包月阳，因为保护王克勤关于山西毒疫苗造成儿童死亡、致残的报道，被贬到一个小公司。该报道发布后引起轰动，但在审查机构的指示下被迅速低调处理，然后由其他媒体报道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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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译者访谈No.3】的实况录音――闾丘露薇与曾经的南周副总编长平和伯克利大学的萧强谈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 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 （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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