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对铁道部动用宪法第71条了

【原文首发于《华商评论》，原标题《启动特别调查：或是追问真相的宪法路径》，为《华商报》记者杨鹏对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的专访。本文原定发表于7月30日的《华商报》评论版上，因河蟹禁令，夭折。】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7.23动车事故后，针对此前救灾中存在种种问题，舆论普遍怀疑由铁道部主导的事故调查可能具有的公正性，希望有更高层面的独立第三方介入事故调查，而有学者更公开呼吁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由此，继孙志刚案中学者提请全国人大启动违宪审查程序之后，宪法尤其是规定了“特别调查程序”的第71条再次被激活而成为公共话题。追问事实真相的宪法视角，可能是彻查高铁事故的视角之一。本报为此专访了宪法学家、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

特别调查程序：万事俱备，只待启动

华商报:宪法7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为什么会这样规定？国外宪法对重大事件的争议，一般是怎样规定的？

张千帆:在代议制国家，官员任命要经过议会。而我们国家关键官员的任命都需要经过人大，所以引起普遍关注的重大事件，由人大出面监督是十分自然的一件事。当然，许多国家的宪法也未必特别规定这一权力，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议会或人大自然具有的权利，即对重大事件进行调查。我国也是通过宪法赋予人大这个权力。

华商报:那么宪法71条的立法本意应该是什么？

张千帆:一些重大的调查要超越政府部门利益，启动独立调查，这是各国都通行的一种方式。行政机关因为种种原因，可能会有渎职行为，或者本身就侵犯了公民权利，很难保证调查能超越自身利益。比如温州高铁事故这样的事件，现在看来，是需要一个独立的、超越一些部门利益的彻底调查。

华商报:那么从法理上来说，动车追尾这一重大事故，应该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吗？为什么？

张千帆:我觉得这次动车追尾事件，完全符合启动宪法第71条规定的“特别调查程序”的条件。不过在我国，实际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成立过类似的调查组，尽管某些地方人大曾经使用过这个调查权，但不是在全国人大这个层面上。

华商报:是的，在地方层面上，湖南永州、辽宁兴城市都有曾有“启动特定问题调查”这种人大监督方式。

张千帆:虽然全国人大尚无启动的先例，但我觉得，对于高铁追尾这样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铁道部现在显得非常强硬，不愿意披露某些关键信息的背景下，由全国人大介入调查，不仅合适而且必须。

华商报:怎么确定哪些事情适于这个调查程序呢？

张千帆:当然，宪法不可能那么明确地规定，对哪些公共事件的调查可以启动这个程序，对此也不可能有非常明确的构成要件。实际上，在中国，这更多是一种政治性决定。

比如说，如果规定条件是“严重影响了重大的公共利益”，那这就是个非常宽泛的条件，如果作为一种法定条件的话，必然需要区分和界定如何“重大”、如何“严重”，这样反而不好操作，就不可能发挥实质性作用。但需要说明的是，宪法虽然规定有特别调查这个程序，但如果民主程序不是非常完善，最后很可能也会让规定变成一纸空文。

华商报:现实层面上，启动这一程序的技术困难在哪里？

张千帆:技术困难可能在于，人大在这方面的程序不是非常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详细规定究竟由哪个机构来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往往可能没有说法，不了了之。启动事件调查程序，本身可能是政治性决定，但也要有个明确的具体程序。比如，收到了公民提请之后，应该由哪个机构来发挥作用或者要考虑进行调查，但现在没有这样的具体规定。

华商报:此前全国人大尚未开启过特别调查程序，这次前景可以期待吗？

张千帆:我个人比较悲观。近几年的事件都表明，全国人大一般不会采取主动行动，更可能会把公民的意见和问题反映给国务院，要求国务院作出某种回应，孙志刚事件就是这样的，城市拆迁条例也基本是这样的，都是公民提请全国人大要求做出某种行动，最终由国务院或者某个部门来回应。

图片来自网络，作者已不可考

从宪法到宪政：宪法要进入现实生活

华商报:宪法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不过学界认为，中国宪法并未完全司法化。能否回顾一下宪法司法化在中国的命运？

张千帆:当然，宪法进入不了人民的实际生活，就难以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2001年有个齐玉苓案，山东籍学生齐玉苓报考中专，但最后被别人冒名就读，争议很大闹到了最高法，最高法后来专门做出批复，认定“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受到了侵犯。此案被贴上了“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标签，此后学者们也在讨论宪法司法化。

其实，这一案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例，不仅“后无来者”，没有跟进的案例，而且2008年最高法还以“已停止适用”的理由废止了该案的批复。所以，宪法司法化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华商报:你曾说过在，在中国从宪法到宪政有政府和民间推进两条道路。

张千帆:推动宪法实施的动力既可以来自民间，也可以来自政府。和民间路径相比，官方路径成本更低也更有效，当然也存在缺乏可持续性等局限。

事实上，推动变革之路的原动力很少是少数开明官员，更多是宪法所要保护的普通男女老少。唐福珍、孙志刚事件推动力都来自于民间，但是，最终还是需要政府在制度上的改革，给公民权利更多的保障。包括这次高铁追尾事故，相信来自于民间越来越多的呼声，也许能够一起推动铁道部的机构改革，这也是民间宪政的一个成果。

华商报:您曾认为孙志刚事件是宪法之路上的标志性事件。

张千帆:在中国民众推动的这条宪政路径上，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在齐玉苓案两年后发生的孙志刚悲剧。但当时也没有启动学者呼吁的违宪审查程序，国务院自行废止了收容遣送条例。从结果上说，算得上是比较成功的一次。

华商报:当时违宪审查没有启动，但您后来曾说怀念孙志刚时代的勇气。那是不是说，自2003年以后宪法的司法化或者“落地”并没有什么进展？

张千帆:也是有一些进展的，比如说，刑讯逼供、死刑复核、拆迁条例的修改，都是一些进展，但都不是经过宪法规定的程序。

华商报:随着网络兴起，您怎样评价民间在宪法权利方面的参与和推动？

张千帆:如今很多普通人开始认识到人大的重要，以及人大代表的权利。这些都在促使宪法可能具备的活力。伴随着人大代表选举的规范，宪法的活力也将逐渐被激发出来。

华商报:除了71条规定的特别程序，此次事故死难者在宪法中能否找到其它维权的依据？

张千帆:公民有知情权、言论自由权、检举揭发的权利。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已经3年了，虽然没接“地气”，但此次高铁追尾事故中也有人坚持申请要求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对于保障有效行使这些公民宪法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公民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更加关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法律实施效果不是很好、法院作用发挥得很有限的时候，这更需要民众对政府部门披露信息施加更大的压力。

华商报:本次高铁追尾事故中，公众对于事故的原因和处置工作有很多质疑，作为法学家，从专业的角度说，真正启动宪法保护公民权利，我们又该怎么做？

张千帆:我能看到这个趋势，公民越来越多地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情，包括利用现代的一些媒体。这些，都会构成社会的进步。

已经做好，却不能出版的样刊…

相关
官员应如何对待媒体监督
谁夺走了温家宝言论自由权？
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停滞了
百年资政院：中国人自己的国会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