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8期    中国周刊实习生 陈俊宇 北京报道

曾梵志作品《1994,面具系列 》。

“大年初三,常委们携家属在警官俱乐部搞联欢。互相拜年后,罗立山(市委书记)和廖天北(市长)饶有兴趣地谈起了春江花月液(一种保健品)……我(商政,廖天北的秘书)谦和地笑着说:‘您在下棋时,是在用市委书记的身份跟我下棋,而不是您自己在跟我下棋。’罗立山略显惊异地笑着问:‘你觉得一个人真能做自己吗?”

朗读者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浑厚有力。他是王晓方,朗诵的内容来自他去年新出的小说《白道》。轰动全国的“慕马案”之后,他不再是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驻京办主任》更是揭开了一个特殊的官场的面纱。

虽说小说可以虚构、夸张,但在官员假面的披露上,再火爆的官场小说也远远赶不上现实的大戏。

“炉火纯青”伪装术

2008年11月20日上午,时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的王华元接受某网络媒体的访谈,话题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服务保障科学发展”。访谈结束后,王华元还专门为网友题词:“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面对网友,他坦然和开放;谈及反腐,他严肃而坚定”,公众面前的王华元有着光辉而又正派的形象。

然而半年之后的2009年4月16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派“反腐斗士”面孔的王华元已被“双规”。自1998年春节至2009年3月长达11年时间,公众背后的他一直收受巨额贿赂、生活作风腐化,上演了一出“台上是人、台下是鬼”的“双面人”大戏。

1818年,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问世。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两面国”,国中的人长着两张脸,前面一张脸倒是寻常,后面一张脸却是十分丑陋凶狠、狰狞龌龊,轻易不能露出的。而且尤为奇怪的是,越是前面那脸正气凛然、相貌堂堂、慈眉善目或者天真烂漫,背面那张脸越是猥琐奸邪、恶形恶状。所以,一概都戴一顶特制帽子遮盖,甚为有意思的是,这顶帽子名为浩然巾。

“戴着假面的伪装官员,如今相当普遍,而且这种现象很可怕”,上海东华大学中国公共问题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秦德君说。

曾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过的秦德君对于“双面人”有着切身体会,因为他的顶头上司曾是前“上海第一秘”秦裕。秦德君与秦裕在2003年到2005年间共事,在2006年夏“上海社保案”爆发之初,秦裕就被火线调任上海市宝山区区长。但不到一个月后,中纪委就对秦裕“进行调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被审查前的8月22日下午,他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秦裕最终因为腐败被判无期徒刑,“一点都看不出他会贪污,并且生活腐化”,时隔五年秦德君依旧心有戚戚,“他平时都会严格要求我们作风正派,共事三年都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曾专注于学术的秦裕,在1994年出版的个人专著《忏悔与虔诚——论道德真诚》中这样写道:由于多年从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自己也置身于这个“圈子”的缘故……对“伪君子”和“假道学”有着切肤之痛。

而在现实中,2002年2月“荣升”市长秘书的秦裕,最终抛弃了伦理道德沦为一名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贪官脑门上又没有写着一个‘贪’字。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会想方设法来掩盖自己的腐败行径,用种种马甲来保护和伪装自己。”四川省纪委一名资深办案人员说。

在王华元被“双规”两个月后,2009年6月8日,时任广东省深圳市长的许宗衡接受中纪委调查,有着“清廉市长”美誉的他,最终因收受达人民币3318万余元的巨额贿赂以及生活腐化被判死缓。一名与许宗衡共过事的官员这样评价他:太擅长作秀,表面一套,暗里一套。在深圳为官的许宗衡曾许下“不飘浮、不作秀、不忽悠”,以及“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的承诺。如今,许氏关键词已成为笑谈,一面强调“强势廉政”和“强势勤政”,另一面却在“强势贪腐”。

落马官员们如此精明的伪装术,“却只需二三年就可以把作秀、装假、恭维等恶行修炼到家。他们凭点‘小聪明’,玩转官场。”秦德君曾为此撰文。

“他们不学就有术,”秦德君这样认为,“这些官员有着一种内在本能,他们不把心思用在正道上,通过平时细心观察钻研,自然而然就能体悟到伪装的诀窍。”

在揭露出来的大量的腐败案中,几乎所有的贪官都道貌岸然,有着自己的人格“假面”。“他们把人性的阴暗面无限释放,伪装术也修炼到极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秦德君喟叹。

“假面”的土壤

同为领导秘书,王晓方与秦裕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没有进入马向东的“圈子”的王晓方,在1999年马向东落马后选择了辞职。八年后的2007年,他接连推出《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和《市长秘书》三部长篇小说,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场作家”。

在《市长秘书》一书中,王晓方借着秘书“雷默”之口,说出了当前官场人士的“两面性”:一方面有理想,想做一番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了往上爬不敢直面腐败,但又不愿意自毁前程,同流合污,只好明哲保身。

这种“明哲保身”,成了“假面”的“正当理由”,为上至高官下至普通官员所效仿。

中国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场所,也便诞生了独特的官场文化。这种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一个初步的总结,却都是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术数,弥散于官场各个角落。这位道尽“天机”的人就是人称“厚黑大师”的李宗吾,其一部《厚黑学》处处点破中国官场和人情世故中“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的两面人规则。

无论是否认真拜读过《厚黑学》,中国官场中最得意的两种人却是将书中精髓演绎得透彻精到。其中一种是真小人,另一类就是伪君子,这种人城府很深,心机很深,深知“诈仁犹自王”的道理。

也算是在官场历练过的秦德君无奈表示:“普通官员与贪官的伪装还是有所差别的。”王晓方笔下的官场知识分子的“两面性”,更多的是“源自职业生存的压力,面对上级领导的伪装,要么是为了赢得领导青睐,要么就是为了领导不反感”。

“他们崇尚权力与钻营平庸的成功,在一个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的大环境之中,做不了自己,久而久之他们在精神上被阉割了。”王晓方对于官员的假面不留情面,在他看来无论是普通官员还是贪官的面具本质无异。

当年,身处官场的王晓方,见识了太多官场的诡谲与官员之间的伪善,“我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倾诉这几年官场的‘心灵炼狱’”。离开官场,希望通过文学寻求“心灵家园”的他用一部《白道》去诠释“寻找自我之道”。

现实的情况却是,即使在普通的官场中的官员也难以“找回自我”,他们都严守着“生存法则”,即使不为贪腐,也只得选择戴着面具活在官场。“包装”与“作秀”摇身成为社会“时尚”,而延伸到官场,“包装”就异化成了“伪装”。

这背后的原因,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官员一副假面出现有着一定的社会土壤与空间,”研究政治学出身的秦德君教授认为,“首先是官场文化中的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盛行所致;其次是封建文化中的阴暗面在作祟,法家的‘法、术、势’三字经与儒家虚伪的空谈仁义爱惠,造就了官场人物的双重人格;第三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唯利是图和趋利心态甚嚣尘上。”

除此外,作为官场文化核心的“官本位”思想如一颗毒瘤存留在官员的身体之中。“伪装”出良好的公众形象与仕途升迁有着讳莫如深的关联。

有着 “许三多”(贪污钱多、拥有房多、包养情妇多)外号的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是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官员贪腐的新纪录的贪官。在杭州官场的他有着极为不错的口碑,“表现低调、灵活、能干、谦卑”。得益于精明能干和伪装赢来的良好口碑,他的仕途之路可谓顺风顺水。从一个小镇的副镇长,到1995年担任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再到2002“令人颇为意外”地出任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最终止步于杭州市副市长,难以想象的是,许迈永的贪污腐败之路与他的升迁紧紧相连。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多次被王晓方提及,他也会去寻思:“为什么‘风月宝鉴’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反面是真实的世界,而正面中看到的是迷惑人的虚幻,“官员自然只会用虚假的正面示人了”。

官场“异类”的争议

500多年前,意大利一位名叫马基雅维利的人写了一部“毁誉参半”的《君主论》,因为满纸君王术。如今,在这个国度出现了一位并不按“君王术”出牌的总理。

他叫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是个政界的“怪胎”,从不掩饰自己对美女的热爱,经常“口无遮拦”惹来众怒,并且因为“性丑闻”等原因而“官司缠身”。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官员,前后三次当选意大利总理,直至今日。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官员。意大利人用选票说明,他们喜欢这个从不掩饰自己热爱美女的家伙。

在中国,遵循着“官场游戏规则”的众多大小官员,把“不伪装就出局”奉为了人生信条。他们并不希望成为贝卢斯科尼或者是吕日周般的“异类”。

吕日周,一个中国官场典型的“异类”,秦德君对他印象深刻。

2000年2月,吕日周已经55岁,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退休条件也不过只有五年时间。他在沉寂了整整十年之后,重新走上政坛,出任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

在此之前,他曾经至少两次为改革付出“仕途受挫”代价。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山西原平县委书记的吕日周,在全县大规模推行了至今依然颇有影响的“搭台唱戏”改革,轰动一时的小说《新星》中的改革者形象——李向南,就是以吕日周为主要原型。

显赫的政绩和巨大的声誉并没有使吕日周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反而招致了对他前后6次、长达500多天、级别甚至直达中央的调查。1989年他就任山西朔州市市长,立即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八个月后,调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一待就是十年。

调任长治市委书记之后,吕日周以惯有的“吕氏风格”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副市长,书记、市长与市民在广场上公开对话,前后10次在1.4万余人的范围内测评市级党政最高领导,要求上万名机关干部下乡蹲点……

2003年2月,在长治不过三年时间,吕日周“不出意外”地当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退居二线。山西省有关领导在评价吕日周在长治三年的政绩时,称他“政治坚定,有较强的政治理论水平,领导经验比较丰富,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

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是,在吕日周赴任时,有上万名长治的群众自发地为他送行,面对市委大院黑压压的人群,这个坚毅的塞上汉子流下有据可查的第四次眼泪。

在吕日周离开长治之后,曾有媒体前往当地,却惊讶地发现“在长治,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官员们面对记者目光诡异,绝口不谈吕日周”。原因不外乎,吕日周口中所说的 “在长治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在很多官员眼中这已经捅破了“官场游戏规则”。

对此,向来以真性情示人的吕日周感到的是无奈和愤慨,“就因为你与他们一些人不同,你没有遵守某些实际规则,你就被称为‘异类’,被称为‘有争议’,而在现实中,有争议往往就是一种否定。”

“他太真了”,秦德君说这话时透露出无限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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