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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张亚利 实习记者 宫玺 北京报道 ［内容简要］：“不要以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就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们知道是什么，就是不告诉你们。” 2005年元旦，央视播出了由程勇执导的纪录片《幸福在哪里》。 这部纪录片希望记录一个时代人们的普遍心理和精神状况。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33年前，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用摄像机在街头追问同胞：“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这一独特的影像技法穿越时空，在2012年秋天，登上中央电视台的荧幕，记者们追问一个个中国人：“你幸福吗？” 波兰大师的纪录片叫《谈话头》，它的血脉到了中国，全名是《喜迎十八大•走基层•百姓心声•假日调查——你幸福吗》。   •2012 年• “我姓曾” “百姓过日子，感觉幸福吗？国庆前夕，本台走基层记者分赴各地，开展假日特别调查‘你幸福吗？’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倾听数千位普通百姓的心声。” 9月29日，中秋节，面带笑容的新闻主播李瑞英在《新闻联播》中字正腔圆地播报，织着毛衣的市场个体户、搬袋子的新疆拾花工、路边择菜的北京退休职工一一“幸福”出场。“你幸福吗？”“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多给小孩攒钱、把最有希望的女儿研究生供出来了、生活过得满足，人们在各种场合述说着“幸福”。 镜头逼近山西清徐县北营村一个坐在凳子上的中年男子，“您幸福吗？”记者问。“我姓曾。”男子把脸转向记者，不假思索道。“你幸福吗？”记者追问。“问你幸不幸福。”村民笑着提醒。“幸福吧。”男子这才看上去不好意思地笑道。 没过多久，打着“我姓曾”字幕的“淡漠”侧脸截屏迅速在微博上、论坛里疯传，网友称其为“曾哥”，而他的回答则被誉为“神回复”。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喷笑”、调侃，还有对央视的讽刺和恶搞。 从9月29日至10月8日，“你幸福吗”系列在央视新闻频道和新闻联播中持续播出，民间评选的各种“神回复”也不断增加，除了“我姓曾”的务工大叔，“我跟你说话，队让人插了”的“插队哥”、 在镜头前自顾自称肉的新疆卖肉商贩、因为跟女朋友分手所以“今天不幸福”的清华微笑哥、弯着腰说“我耳朵聋，听不清楚”的73岁拾荒老人等纷纷“入围”，各种版本的“神回复”剪辑一时成了最受欢迎的“娱乐大片”，并不断发酵。 十一长假过去，“你幸福吗”提问，继续在央视的屏幕上响起。 10月14日，央视《面对面》，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接受主持人董倩采访。结尾时，董倩问莫言： “你幸福吗？” “我不知道。” “你现在最期待什么？” “结束采访。” 有网友将这段对话评为整个采访“最精彩”的部分。 “你幸福吗”的策划人是央视新闻中心的张宇珺。节目播出那些天，她也被同事调侃，央视内部“段子”齐飞。“这是好事儿啊，至少说明节目有影响，能让大家乐一乐，之后再想想这个问题不是挺好？”你幸福吗？张宇珺也问过老公这个问题，答案是，“这个问题设计得不好，我不会回答。”小儿子则回复：“不幸福，因为假期没人陪我玩。” 而当张宇珺自己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她连忙摆手，“这个，我忙得还没想过。”   1979年，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了纪录片《谈话头》。当波兰面临重大抉择时，他拿着摄像机，走上街头，询问人们：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2011年 • “走基层” 1979年，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了纪录片《谈话头》。当波兰面临重大抉择时，他拿着摄像机，走上街头，询问人们：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意外走红的“你幸福吗”调查原本只是央视“走基层”节目的一个节日特别版。 2011年8月，《关于在新闻战线广泛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意见》下发，全国媒体开始“走基层”。 “从去年8月开始，我们就在做‘走基层’节目了，也说不上什么固定的形式或者栏目，就是个小版块儿，主要还是做一个一个基层人物的小故事，已经做了一年多了。”2012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齐至，一直中规中矩的张宇珺和同事们也想做点儿不一样的。 正愁呢，9月19日，新闻中心副主任杨华拿了两个片子过来，说可以看看。这两个片子一个叫《你想要什么》，另一个叫《幸福在哪里》，作者是央视曾经的《纪事》栏目编导程勇。编导走上街头“海采”，冷不丁地问各种各样的人，“你想要什么？”“你幸福吗？”各种突然反应，很有意味。 张宇珺决定将这两个纪录片的形式与走“走基层”嫁接起来，发动央视各地记者站，街头追问：你幸福吗？ 9月20日，央视记者詹晨林正在太原市清徐县北营村做一个大学生村官采访，也是一个“走基层”选题。接到电话，让她顺带做几个“你幸福吗”采访。 9月22日，詹晨林来到村委会门口，那里是村里的中心，干完农活的农民常在那儿聚集，聊天的，弹被子的，抽烟的都有。詹晨林第一个想采访的是一个大姐，结果还没走近，大姐就说：“别问我，我不是这个村儿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后来看到了“曾哥”，就直接上去问了。于是就有了“我姓曾”。 詹晨林并没有觉得很诧异，觉得这只是人的本能反应，没听明白嘛。后来碰到很多类似的回答，有说姓王的，有说姓陈的。“当然也有反应比较激烈的，比如反问我的，说‘你有病啊？’‘想打人啊？’的，什么情况都有。” 有无厘头的回答，也有能触动她的回答。在北京地铁14号线大望路施工点，一个工人讲了自己的故事，他是四川三峡库区人，修水库后厂子倒了，日子过得不容易，后来出来打工，慢慢接受了移民后的新家，他最想要的是“钱”。“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但讲得太长太碎，后来没有办法剪进去。” 谢岩鹏是央视驻河南站的年轻记者，刚接到采访任务时，他非常忐忑，“走基层，街访，做了不少，但像这样没有事先跟对方说好，上去就问的，还是紧张。”在幼儿园、小学、初中、大学等地，他采访了近百个人。在郑州火车站，谢岩鹏碰到了说“最不幸福的事情是，我跟你说话，队让人插了”的“插队哥”。 宁夏记者站的负责人张军军是老记者了，最让他奇怪的是，几天来三路人采访了两三百人，“有个性”的，“不幸福”的回答还真是少。“也许跟问题的预设有关，如果问你为什么不幸福，也许答案就不一样了？” 9天的节目，央视派出包括7个海外记者站在内的70路记者，加上20个地方台，“海采”3500多人，最终播出147人。“你幸福吗”是主问题，配合“中秋”、“国庆”等主题，还设置了包括“中秋怎么过”、“你能为国家做什么”等问题。 在发给记者们的“实拍手册”中，节目阐述为“十八大前自创的海采式报道，传达中国普通人的幸福感、爱国情绪、生活真实状态”。 张宇珺还要求，所有记者都去看《纪事》的《你想要什么》和《幸福在哪里》，“不要刻意去找你想要的，而要去发现让你意外的”，“所有的回答都是我们想要的”，“回答不重要，重要的是回答问题的状态和场景。” 9月29日中秋节，第一条“你幸福吗”短片在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新闻直播间》、《新闻30分》滚动播出。最让张宇珺想不到的是，这个开始“并没把握”的节目竟被当晚《新闻联播》“选中”，播出了时长3分40秒的片段，而“我姓曾”这样的“神回复”竟也“保留”了下来。 “也许是觉得我们这节目新鲜？”     •2005年• 幸福在哪里 “你幸福吗”调查的创意，脱胎于一个纪录片导演七年前的追问。 2005年之前，李天华的一首《幸福在哪里》触动了《纪事》栏目的编导程勇。歌中唱道： 幸福在哪里/朋友哇告诉你/它不在月光下/也不在温室里 幸福在哪里/朋友哇告诉你/它在你的理想中/它在你的汗水里 他所思考的命题，有了一个表达的载体。 1994年，程勇刚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他想拍电影。“想拍电影，就先拍纪录片。”程勇被老师引荐到央视《东方时空》一档创办不久的纪实栏目。1993年，在《东方时空》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制片人陈虻创办了子栏目《生活空间》，每一集讲一个10分钟左右的小故事。在此之前，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官员、劳模和英雄。《生活空间》让你第一次能看到普通人的生活，缓缓的叙事和记录，没有刻意的主题。 那一年，中国还没有哪个电视台这样做纪录片。“《东方时空》是央视的改革试验田。《生活空间》塑造了一个时代，一批人，承载着那个年代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程勇一起受到启蒙的年轻同事全都野心勃勃，要为“小人物构成的中国当代史”而拍片。 从1993年到2000年前后，原本小众的“纪录片精神”在央视乃至中国的电视界成为主流甚至有些“时髦”的东西，而在程勇看来，这种所谓的“纪录片精神”，其实就是关注人性，摒弃官腔以及尽可能地接近真实。 1999年，《生活空间》分离出45分钟的长故事片《纪事》栏目，程勇去了《纪事》，希望能关注更大的时代命题。 “那几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层面的问题，社会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个体的困惑之间是否存在着共性？我不再满足于个体创作，而试图通过群像的方式来努力辨识我们时代的现状。”就在这时，程勇“碰到”了基耶斯洛夫斯基。 2003年的一天，一个朋友给程勇送来一张碟片，《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这是一部人物纪录片，主人公是程勇非常喜欢的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50多分钟的纪录片介绍了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位创作过《十诫》、《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和《红白蓝》三部曲等影片的著名波兰导演主要生平和作品。之前，程勇看过不少他的电影，“竟然不知道他早期也是纪录片出身。”传记中，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到了自己早期的纪录片，《洛兹小镇》、《谈话头》。 让程勇激动的，是片中出现的几个《谈话头》纪录片片段。他反复翻看。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走上街头，随机对每个人提出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程勇一下被《谈话头》打动了。“冷静的风格，提问的方式，变革时期的个人生存，个体困惑所呈现的共性，大师的表达和我当时的状态如此契合，给了我很大启发。” 2004年，效仿基耶斯洛夫斯基，程勇首次尝试拍摄了中国版的《你想要什么》。令他惊讶的是，人们“想要”的都是物质层面的东西。 而当程勇无意中听到《幸福在哪里》这首歌时，他突然觉得，也许 “幸福”这个话题可以承载更多思考。 2005年新年前夕，程勇发动了四路人马，五六个同事，分往北京、成都、厦门、西北四个方向进行随机采访，前期大约一个月时间，采访了上千人，又经过一个月的剪辑，最终出现在片中的，有99个人。“你幸福吗？你觉得幸福是什么？”编导们问着一个个的中国人，而《幸福在哪里》的歌曲旋律贯穿全片。 2005年元旦，中午1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元旦致辞之后，央视新闻频道《纪事》栏目，《幸福在哪里》首次播出。 在开往新疆“幸福滩”的巴士上，乐观的售票员说：“幸福就是生活一天下来，高兴就算是幸福，人高兴也要过一天，你不高兴也要过一天。”说完，他给乘客唱起了歌。 在一座桥上，记者发现了一个女孩。你幸福吗？幸福。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不知道。在纪录片中，人们知道，女孩爸爸去世，妈妈改嫁，爷爷奶奶是养牛的，她长大了想当司机。 在农村的婚礼上，一个农民对着镜头说，“不要以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就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们知道是什么，就是不告诉你们。” …… “这个片子的影响当时也很大，我记得还有城市在街头大屏幕上播放，人们驻足观看。” 片子播出一年，还有人在看了重播后在网上发帖：“有的人抽噎起来，有的人匆匆离开，有的人甜蜜地搂紧爱人，有的人苦着脸躲进了麦当劳，有的人念起了改革开放党的好，有的人警惕地问你是干什么的……其实，镜头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我们看到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发问的对象。” 这部播出的片子，原本并不是程勇最满意的一个版本，因为在播出之前的夜晚，正和同事吃庆功饭的程勇接到了片子需要删改的电话，不改第二天就不能播。 “删掉的，就是些‘不幸福’的故事呗。”但这些，才是程勇眼中的“珍珠”。有个场景很打动他：冷清清的街头，跺着脚、呵着气的摆摊老人，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当工人，下岗，在大雪夜里摆摊。“在他身上，你能看到时代的痕迹，能看到一个群体，一种缩影。” 而留下来的，都是些个人生活、小调侃，跟时代脱钩的“不幸福”，“有的就类似于今天的‘神回复’，比如，我姓陆，大陆的陆。”   •1979年• 大师的启示 程勇更喜欢《幸福在哪里》，相对而言，这部纪录片比《你想要什么》成熟一些，更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普遍心理和精神状况。这也更接近33年前，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谈话头》中想表达的意思。 “那是1979年，我相信，出现在电影中的40个人的表情，可以描绘出一个时代人的普遍心理状况。尽管人们无法精确描述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不相信他们可以梦想成真，但这些人应该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权利去决定一些事情，可以担负起责任来。只有醉鬼才会说：我非常好。”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传记片中如此评价自己这部短片的意义。 1979年的波兰，不同年龄和生活状态的普通波兰人在镜头前述说他们“想要什么”：想要有自由去决定我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想要并非垂青强者的广义的自由，想要民主和宽容，想要活得更久…… 你出生于哪一年？你是谁？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你最想要什么？ 1980年，纪录片《谈话头》播出，25分钟，40张脸，从1岁到100岁。 “我是一个小男孩，我想成为一辆车。” “我不清楚我是谁，但我爱读书，我最想去美国。” “我还没完全准备好做重大决定，最想要人们彼此更尊重，更加关心别人，社会中有更多爱。” “我想要的是自由，并非垂青强者的自由。” “希望人们不要让对别人的恐惧影响他们的抉择，希望人们不要彼此害怕。” “我是作家，我害怕书作为传播思想工具的减少会导致民主的死亡。” “我们所有的梦想并没有都实现，希望我的儿孙们都梦想成真。” “我想要生活在一个真实而不是幻想和表面构成的世界。” “我是人道主义者和学者，想要关乎思想与尊严的人权，世界和平和自己的安宁。” “我100岁了，我想要活得更久一点。” …… 1980年，《谈话头》在波兰播出，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那时候，波兰正经历着重大的抉择，这一年，波兰政局剧变，此时波兰团结工联方才成立，1981年，波兰政府实行全国戒严，并对反对派进行大逮捕。国家何去何从，是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 对于当时的波兰人而言，“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是最严肃、有价值的提问。而他们的回答，似乎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方向。 2006年，程勇离开《纪事》，留在央视新闻中心评论部做行政工作，不再做片子。2008年，《纪事》栏目取消，与其他栏目合并。 2012年“你幸福吗”在央视爆红，在程勇看来，这些所谓的“神回复”就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不幸福”。当它们出现在“主旋律”的《新闻联播》上，就会容易被“读”出一些调侃和讽刺。 “无论是当年的感动、反思，还是如今的调侃、抨击，都能反映这个时代人们的一些心态，从这点来说，这个命题（你幸福吗）可以一直做下去。”这个昔日的纪录片导演说道。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1/13. | Permalink | 未分类 Post tags: 中国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大年初三，常委们携家属在警官俱乐部搞联欢。互相拜年后，罗立山（市委书记）和廖天北（市长）饶有兴趣地谈起了春江花月液（一种保健品）……我（商政，廖天北的秘书）谦和地笑着说：‘您在下棋时，是在用市委书记的身份跟我下棋，而不是您自己在跟我下棋。’罗立山略显惊异地笑着问：‘你觉得一个人真能做自己吗？” 　　朗读者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浑厚有力。他是王晓方，朗诵的内容来自他去年新出的小说《白道》。轰动全国的“慕马案”之后，他不再是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驻京办主任》更是揭开了一个特殊的官场的面纱。 　　虽说小说可以虚构、夸张，但在官员假面的披露上，再火爆的官场小说也远远赶不上现实的大戏。 　　 “炉火纯青”伪装术 　　2008年11月20日上午，时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的王华元接受某网络媒体的访谈，话题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服务保障科学发展”。访谈结束后，王华元还专门为网友题词：“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面对网友，他坦然和开放；谈及反腐，他严肃而坚定”，公众面前的王华元有着光辉而又正派的形象。 　　然而半年之后的2009年4月16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派“反腐斗士”面孔的王华元已被“双规”。自1998年春节至2009年3月长达11年时间，公众背后的他一直收受巨额贿赂、生活作风腐化，上演了一出“台上是人、台下是鬼”的“双面人”大戏。 　　1818年，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问世。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两面国”，国中的人长着两张脸，前面一张脸倒是寻常，后面一张脸却是十分丑陋凶狠、狰狞龌龊，轻易不能露出的。而且尤为奇怪的是，越是前面那脸正气凛然、相貌堂堂、慈眉善目或者天真烂漫，背面那张脸越是猥琐奸邪、恶形恶状。所以，一概都戴一顶特制帽子遮盖，甚为有意思的是，这顶帽子名为浩然巾。 　　“戴着假面的伪装官员，如今相当普遍，而且这种现象很可怕”，上海东华大学中国公共问题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秦德君说。 　　曾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过的秦德君对于“双面人”有着切身体会，因为他的顶头上司曾是前“上海第一秘”秦裕。秦德君与秦裕在2003年到2005年间共事，在2006年夏“上海社保案”爆发之初，秦裕就被火线调任上海市宝山区区长。但不到一个月后，中纪委就对秦裕“进行调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被审查前的8月22日下午，他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秦裕最终因为腐败被判无期徒刑，“一点都看不出他会贪污，并且生活腐化”，时隔五年秦德君依旧心有戚戚，“他平时都会严格要求我们作风正派，共事三年都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曾专注于学术的秦裕，在1994年出版的个人专著《忏悔与虔诚——论道德真诚》中这样写道：由于多年从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自己也置身于这个“圈子”的缘故……对“伪君子”和“假道学”有着切肤之痛。 　　而在现实中，2002年2月“荣升”市长秘书的秦裕，最终抛弃了伦理道德沦为一名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贪官脑门上又没有写着一个‘贪’字。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会想方设法来掩盖自己的腐败行径，用种种马甲来保护和伪装自己。”四川省纪委一名资深办案人员说。 　　在王华元被“双规”两个月后，2009年6月8日，时任广东省深圳市长的许宗衡接受中纪委调查，有着“清廉市长”美誉的他，最终因收受达人民币3318万余元的巨额贿赂以及生活腐化被判死缓。一名与许宗衡共过事的官员这样评价他：太擅长作秀，表面一套，暗里一套。在深圳为官的许宗衡曾许下“不飘浮、不作秀、不忽悠”，以及“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的承诺。如今，许氏关键词已成为笑谈，一面强调“强势廉政”和“强势勤政”，另一面却在“强势贪腐”。 　　落马官员们如此精明的伪装术，“却只需二三年就可以把作秀、装假、恭维等恶行修炼到家。他们凭点‘小聪明’，玩转官场。”秦德君曾为此撰文。 　　“他们不学就有术，”秦德君这样认为，“这些官员有着一种内在本能，他们不把心思用在正道上，通过平时细心观察钻研，自然而然就能体悟到伪装的诀窍。” 　　在揭露出来的大量的腐败案中，几乎所有的贪官都道貌岸然，有着自己的人格“假面”。“他们把人性的阴暗面无限释放，伪装术也修炼到极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秦德君喟叹。 　　 “假面”的土壤 　　同为领导秘书，王晓方与秦裕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没有进入马向东的“圈子”的王晓方，在1999年马向东落马后选择了辞职。八年后的2007年，他接连推出《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和《市长秘书》三部长篇小说，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场作家”。 　　在《市长秘书》一书中，王晓方借着秘书“雷默”之口，说出了当前官场人士的“两面性”：一方面有理想，想做一番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了往上爬不敢直面腐败，但又不愿意自毁前程，同流合污，只好明哲保身。 　　这种“明哲保身”，成了“假面”的“正当理由”，为上至高官下至普通官员所效仿。 　　中国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场所，也便诞生了独特的官场文化。这种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一个初步的总结，却都是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术数，弥散于官场各个角落。这位道尽“天机”的人就是人称“厚黑大师”的李宗吾，其一部《厚黑学》处处点破中国官场和人情世故中“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的两面人规则。 　　无论是否认真拜读过《厚黑学》，中国官场中最得意的两种人却是将书中精髓演绎得透彻精到。其中一种是真小人，另一类就是伪君子，这种人城府很深，心机很深，深知“诈仁犹自王”的道理。 　　也算是在官场历练过的秦德君无奈表示：“普通官员与贪官的伪装还是有所差别的。”王晓方笔下的官场知识分子的“两面性”，更多的是“源自职业生存的压力，面对上级领导的伪装，要么是为了赢得领导青睐，要么就是为了领导不反感”。 　　“他们崇尚权力与钻营平庸的成功，在一个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的大环境之中，做不了自己，久而久之他们在精神上被阉割了。”王晓方对于官员的假面不留情面，在他看来无论是普通官员还是贪官的面具本质无异。 　　当年，身处官场的王晓方，见识了太多官场的诡谲与官员之间的伪善，“我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倾诉这几年官场的‘心灵炼狱’”。离开官场，希望通过文学寻求“心灵家园”的他用一部《白道》去诠释“寻找自我之道”。 　　现实的情况却是，即使在普通的官场中的官员也难以“找回自我”，他们都严守着“生存法则”，即使不为贪腐，也只得选择戴着面具活在官场。“包装”与“作秀”摇身成为社会“时尚”，而延伸到官场，“包装”就异化成了“伪装”。 　　这背后的原因，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官员一副假面出现有着一定的社会土壤与空间，”研究政治学出身的秦德君教授认为，“首先是官场文化中的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盛行所致；其次是封建文化中的阴暗面在作祟，法家的‘法、术、势’三字经与儒家虚伪的空谈仁义爱惠，造就了官场人物的双重人格；第三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唯利是图和趋利心态甚嚣尘上。” 　　除此外，作为官场文化核心的“官本位”思想如一颗毒瘤存留在官员的身体之中。“伪装”出良好的公众形象与仕途升迁有着讳莫如深的关联。 　　有着 “许三多”（贪污钱多、拥有房多、包养情妇多）外号的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是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官员贪腐的新纪录的贪官。在杭州官场的他有着极为不错的口碑，“表现低调、灵活、能干、谦卑”。得益于精明能干和伪装赢来的良好口碑，他的仕途之路可谓顺风顺水。从一个小镇的副镇长，到1995年担任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再到2002“令人颇为意外”地出任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最终止步于杭州市副市长，难以想象的是，许迈永的贪污腐败之路与他的升迁紧紧相连。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多次被王晓方提及，他也会去寻思：“为什么‘风月宝鉴’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反面是真实的世界，而正面中看到的是迷惑人的虚幻，“官员自然只会用虚假的正面示人了”。 　 　官场“异类”的争议 　　500多年前，意大利一位名叫马基雅维利的人写了一部“毁誉参半”的《君主论》，因为满纸君王术。如今，在这个国度出现了一位并不按“君王术”出牌的总理。 　　他叫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是个政界的“怪胎”，从不掩饰自己对美女的热爱，经常“口无遮拦”惹来众怒，并且因为“性丑闻”等原因而“官司缠身”。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官员，前后三次当选意大利总理，直至今日。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官员。意大利人用选票说明，他们喜欢这个从不掩饰自己热爱美女的家伙。 　　在中国，遵循着“官场游戏规则”的众多大小官员，把“不伪装就出局”奉为了人生信条。他们并不希望成为贝卢斯科尼或者是吕日周般的“异类”。 　　吕日周，一个中国官场典型的“异类”，秦德君对他印象深刻。 　　2000年2月，吕日周已经55岁，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退休条件也不过只有五年时间。他在沉寂了整整十年之后，重新走上政坛，出任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 　　在此之前，他曾经至少两次为改革付出“仕途受挫”代价。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山西原平县委书记的吕日周，在全县大规模推行了至今依然颇有影响的“搭台唱戏”改革，轰动一时的小说《新星》中的改革者形象——李向南，就是以吕日周为主要原型。 　　显赫的政绩和巨大的声誉并没有使吕日周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反而招致了对他前后6次、长达500多天、级别甚至直达中央的调查。1989年他就任山西朔州市市长，立即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八个月后，调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一待就是十年。 　　调任长治市委书记之后，吕日周以惯有的“吕氏风格”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副市长，书记、市长与市民在广场上公开对话，前后10次在1.4万余人的范围内测评市级党政最高领导，要求上万名机关干部下乡蹲点…… 　　2003年2月，在长治不过三年时间，吕日周“不出意外”地当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退居二线。山西省有关领导在评价吕日周在长治三年的政绩时，称他“政治坚定，有较强的政治理论水平，领导经验比较丰富，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 　　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是，在吕日周赴任时，有上万名长治的群众自发地为他送行，面对市委大院黑压压的人群，这个坚毅的塞上汉子流下有据可查的第四次眼泪。 　　在吕日周离开长治之后，曾有媒体前往当地，却惊讶地发现“在长治，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官员们面对记者目光诡异，绝口不谈吕日周”。原因不外乎，吕日周口中所说的 “在长治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在很多官员眼中这已经捅破了“官场游戏规则”。 　　对此，向来以真性情示人的吕日周感到的是无奈和愤慨，“就因为你与他们一些人不同，你没有遵守某些实际规则，你就被称为‘异类’，被称为‘有争议’，而在现实中，有争议往往就是一种否定。” 　　“他太真了”，秦德君说这话时透露出无限惋惜。 原文： 点击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发布时间： 2011-05-1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大楼。很多年轻人梦想进入中移动这样的央企。中国周刊记者／王攀  摄 　　接连着两周，王林没有一天能在晚上十一点之前离开办公室。周末也总被加班占据。生活像一辆塞满了货物的桑塔纳，踏实地奔跑着，“司机”王林觉得有点失落。刚步入社会时，他期待登上的是一辆沃尔沃。 　　“从小到大，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那百分之十。但工作四年，越来越现实，觉得之前很多想法都不可能实现。现在就想着房子、车子，实际的问题。你要问我还有什么理想，其实挺可悲的，没有了。”他低头看着桌上的杯子，沉默了一会儿，“当然，我并不后悔进入中移动。” 　　 选择国企 　　2007年，清华硕士毕业生王林手头放着几份offer。毕业之前，他对人生的自我控制力都表现得比同龄人更出色一些。他中学就开始学习大学的物理课程，大学学习的是英语物理课程，从来没有在学习上有过挫败感。他是学生干部，会出色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但绝不会费心去主动策划一个活动。总之，他承认自己是传统的好学生，不太喜欢冒险。 　　中学时，他想当个物理学家。但在大学毕业前夕，他明白如果在中国当一个学者，恐怕缺乏一个好的环境和待遇。毕业时，他还曾一闪念想到过自己去创造一个伟大的公司，某天甚至可以上市。可是他最后承认，他很优秀，但和李彦宏、张朝阳这些人相比，他的简历上缺点什么，还是进入企业的好。 　　毕业前，水木清华论坛上一个招聘信息受到热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要来清华校园宣讲招聘了。他投了简历，随后收到面试的通知。 　　国企招聘一般时间偏晚，早在中移动面试通知寄来之前， NEC中国研究院和浪潮电脑等公司的要约已经整齐地摆在王林的桌台上。前者是名列财富世界500强的日企，后者是国内著名的电脑公司。 　　王林并没有左右为难，他迅速上网查资料。谈起当初的选择，他像答考卷一样，逻辑严密。“中国有在国企里工作四十年的例子，但是还没有在外企里待那么长的人。外企在中国的发展，不确定性太多，晋升层级也太慢。如果是去外企的公司总部，我还愿意考虑，但是如果是中国分公司，no。”第一步，他把外企淘汰了。 　　任何民营企业，比起中移动公司的规模来，都显得苍白。中移动公司上市香港，2007年利润达870亿元人民币，在电信领域，即便是当时四个垄断国企中，也是规模最大的企业。 　　更让王林心动的是，“中移动从电信局分拆而来，肯分拆来的，很多都是胆子大的年轻人，这样的企业相对老国企而言负担轻，应该更有冲劲。” 　　后来，国家开发银行也看中了他，他抱歉地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有了选择。 　　年轻的毕业生王林寻找到了一棵大树，他不想只是来乘凉的，他想和这棵大树一起成长，做一番事业。 　　 优越感 　　那年夏天，北京的知了叫个没完，王林脱下了牛仔裤，换上商务休闲裤和新买的衬衣开始来中移动上班。 　　上班的第二天，领导把部门的新员工集合在一起，介绍部门情况。幻灯片写了70页。“当时震撼了，念书时觉得20页的幻灯片已经够长了，没想到在国企里，这么庞大。” 　　位于金融街的中移动大厦，由两栋楼组成。初入职，他根本分不清谁是中移动的员工。总部五六百人之外，还有和中移动有业务关系的厂商直接派驻的人员。他惊讶地发现，所在的一层楼，百分之六十的工位是留给“外援”的。只要有新项目，总有合作厂商收费或者免费上门来为他们服务。有些人和他朝夕相处了一年。 　　国企的“大”，“众星捧月”的感觉，在他工作的第一年，感受颇深。 　　工作后第一次出差，王林和部门领导飞到了南方某城市。刚入公司，第一次出差，新奇之外难免有些紧张。飞机落地后，当地市公司的领导，省会公司的领导和省级分公司的领导都出现在机场。他和领导被专车接走，整个出差过程被照顾得很好。国企系统有时会发出电磁炉一般的温度，你可以感觉到“组织”强大带来的温暖。 　　后来，王林发现，其实系统内平级接待，根本算不上兴师动众。如果你是部门领导级别，会有厂商去机场接送，全程接待。如果是市场部出差，接送的可能是公关公司；如果是财务部，接待的可能是咨询公司。中移动作为行业领域内的老大，总能让员工感受到大公司的威仪。 　　更多时候，王林待在总部。每天早上，一顿免费的丰盛早餐在中移动的食堂等着他。中午花2元钱品尝自助餐厅的美食。现在他已经习惯了，但工作第一年觉得吃得不错。 　　工作之余，国企也为员工提供了多彩的娱乐活动。工会，这个在各大企业已经萎缩的名词已经偏向装饰作用。但是在中移动这样的国企，它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每个职工给工会一年缴纳两三百元的会费。工会成立了若干个组织，如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游泳协会……定期组织活动，提供场地、器材。 　　还有不少相关厂商等着赞助他们的活动。比如冠名一个他们内部的篮球赛。 　　每月发工资的时候，那张长长的工资条上，基本工资“不好意思说”，但还好，收入在他手上的，有补贴：每个月除住房公积金外，还有2000元的房补，还有车补，劳保，等等，年收入十多万元。 　 　大企业里的小职员 　　2011年，距离王林进入中移动已经四年。四年中，中移动利润翻倍。“中国最赚钱的中央企业”、“财富全球500强”等名号，王林早就烂熟于耳。 　　中移动公司总部分为各大部门，大部门里面各下辖着各处。王林还处于中移动生物链的较低端，作为一名普通员工，渐渐感觉到大公司的微妙。 　　他要写一份材料，需要部门几个处之间的互相协作。关系好的部门，材料两天就能给你。关系不好的，陪上笑脸，一个礼拜也给不了你。 　　“你能怎么办呢？不能生气，只能找你的领导，让他找他的领导。”有一次，一个简单的任务，由于别的部门之间不配合，从处长之间的沟通上升到了部门主管之间的沟通。王林很费解，也很沉默。 　　这似乎是成长到一定规模公司的通病。华为在其内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华为十大内耗问题浅析》，列举了“本位主义”、“各自为政”、“站队”等内耗的问题。王林和同事们一边看一边笑，把“华为”换成“中移动”就行，里面描写的问题，“简直一模一样”。 　　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半个月朝九晚十一的工作就是为了写汇报。通通都按照70页以上的标准来写。“国企里，部门多，层级多，比较多。大家做的事情非常相似，你怎么能突出你的成绩来呢？只有拼命往里面填细节，事无巨细地写。其实挺烦人的。没什么价值。但就要这样。” 　　汇报用的幻灯片，一个主题，王林最多改过50次。翻来覆去地改，斟酌每一个用词。每一次都被领导打回来再改。直到把每一条成绩说得更具体，把每一个牢骚写得更委婉，“你不用那么直白，领导都是聪明人，一看就知道有什么问题。” 　　王林曾是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他的朋友说，在学校时，王林喜欢谈论的是人生和理想，工作以后也会谈，“但渐渐认识到现实，有些无可奈何。” 　　王林现在已经不大谈理想，“只要在中国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他会和朋友讨论整个公司的战略和方向。有的理解，有的不解。作为普通的员工，赞同与质疑，其实都不重要。 　　 “你最好改” 　　王林曾很有激情，很执著。四年前，他面试的时候，对方问他性格有什么缺点。他说，他太执著，认准的事情非要做下去。上大学期间，导师明明告诉他一个研究方向行不通，但是他还是要试试，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样的性格有好有坏，但是在国企，你最好改。”对方说。 　　刚进入国企的时候，他雄心壮志地想“升官”。按照规定，进入公司五年就有提拔为副处的机会。 　　四年后他说，“和我一样工作了四年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做管理工作，结果很难量化，如何能分出谁做得更好一些呢？” 　　他内心仍有希望，但现在看起来更平和。 　　“有个刚提拔的副处长，听说，他的爸爸是某中央媒体的总编辑。”他喝了口水，慢慢说，“中国有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这是有道理的，家庭背景从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子女的未来。当然，这些二代很优秀，即使只看简历也不输给任何人。” 　　渐渐地，很多东西，他之前厌恶或者批判的，他开始接受。“可能是因为我的立场不同了，也确实是看到了新的东西。” 　　“念书时，所有替运营商说好话的观点，我都能找到一一反驳的理由。但是现在，我又能逐一反驳我以前的观点。中移动的成本为什么这么高？比如美国，在乡野和隧道可能没有信号，对美国运营商而言，这是不具备商业价值的投入。但是对中移动而言，尽可能的覆盖，这是国企责任问题。” 　　回头来看，王林进入国企确实是运气。但是这样的运气并不能帮助他完全规避生活中的压力。 　　他眼下最紧要的就是房子问题。在单位附近，他看了好几处房子，价格逼近四万。如果没有家人帮助，他无论如何也付不了首付。 　　王林觉得委屈，中移动号称是最赚钱的公司，但是收入并不是最好的。“因为中移动直接从百姓口袋里收费，社会上的情绪很大。金融行业的利润不如中移动，但是他们收入是我们的数倍。这公平吗？” 　　他这样看问题的根源，普通百姓难以从国有企业的巨额利润中分享收益，这是体制问题。但作为普通员工，承担这样的后果，王林想不通。 　　由于“社会议论”太多，2007年以后，新入职的中移动员工收入和老员工拉开了距离。他在等待和老员工同等的收入水平。现在看来，形势并不明朗。靠个人收入轻松买房，已经越来越遥远。 　　这几年，中移动总公司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开始有人员外流。那些等不到升职加薪的年轻人，开始失去耐心。“每年有十几人辞职去那些收入更高的公司。我认识一个人，工作四年，每年都比别人做更多工作。但是升不了职，走了。” 　　但更多的人留下来，“挤破头想进来”。 　　每年各省公司翘首以盼的就是总部的一个机会。那些你见到在中移动大厦里工作了几年，仍然没有等到正式的编制的同龄人，热切渴望一个编制上的空缺。 　　这里不完美，但是王林知道，相对别的地方，他所在的仍然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堡垒。 　　（本文人物为化名）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