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丁文江——知识分子关心政治的榜样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去了英国，先后入剑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地质学、动物学等专业。学成回国后，他不但在地质调查和地质教育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而且在地理学、人种学、优生学、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也有独特贡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胡适认为，丁文江从小就出国留学，接受了正规的科学训练，是“一个欧化最深……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这两个“最深”，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上，还渗透在他的政治理想、社会关怀、为人处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

　　当时胡适为了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曾决心“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但是丁文江认为：“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为此他经常批评胡适，希望他不要放弃干预政治的努力。在丁文江的提议下，胡适于1921年创办《努力》周报，丁文江成为最积极的撰稿人。

　　《努力》周报第2期，发表了蔡元培、胡适、丁文江、李大钊、陶行知等16位著名学者共同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提出当前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好政府”。所谓“好政府”有两方面的含义：“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要充分运用政治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并保护每一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此外，该主张还提出“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好人要振作起来，与恶势力做坚决斗争。这一切，都为当今社会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这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北京《晨报》、天津《益世报》、上海《民国日报》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都予以响应，从而掀起了一个关于“好政府主义”的大讨论。

　　讨论期间，丁文江在文章中指出：“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认为：“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基于这一认识，他公开宣布“谈论政治是我们的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

　　丁文江不仅喜欢谈论政治，而且还希望在政治舞台上履行自己的义务。1926年，孙传芳任命丁文江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丁文江上任后，在实现地方自治、规划大上海建设、收回租界权益、控制物价上涨等方面做出显著成绩。丁文江的这种见识和能力，在如今的学术界很难找到，相反，有人还套用他的诗句，说他是“出山不如在山清”。

　　1932年，丁文江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随后，他在《中国政治的出路》中向国民党提出政治改革的“最低的要求”：第一，要“绝对的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第二，应“停止用国库支出来供给国民党省县市各党部的费用”；第三，应明确规定“包括实行宪政，设立民意机关”等内容的“政权转移的程序”。

　　正因为如此，我对丁文江充满敬意。丁文江是1936年应铁道部长顾孟余的请求，在考察粤汉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时以身殉职的。丁文江逝世后，亲友们根据其推崇的“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有青山”愿望，把他埋葬在岳麓山上。那天上午，当我在岳麓山景区门口的导游图上找到丁文江墓之后，兴致勃勃地进入景区。但上山后，却怎么也找不到墓地在什么地方。向人打听，无论是小卖部老板还是来来往往的游客，都一脸茫然，不知丁文江是何方神圣。直到最后，才在一位退休老教师的指点下，找到通往丁文江墓地的小路。

　　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往下走，好像进入另一个世界。与山上的人声嘈杂、喇叭喧嚣相比，这里给人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感觉。因为人迹罕至，所以我怕走错了路。这时恰好过来一位年轻人，他告诉我丁文江墓就在下面。

　　当我来到丁文江墓前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丁文江最喜欢的诗句是“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胡适认为这应该是他“最适当的墓志铭”。但是，在这个当地政府修复的墓地上，除了“丁文江先生之墓”的“官样文章”外，既看不出墓主对政治的关心，也找不到他喜欢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