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别把“爱国”当成“生意”来做？

——熊飞骏

“爱国”本来是一种很高尚的情感，可在某些投机政客眼中，“爱国”一词不过是一个能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商标”，是通往快速升官发财的捷径。

视“爱国”一词为“商标”者，必然把“爱国”当成“生意”来做。

五四青年梅思平就是把“爱国”当成“生意”来做的典型代表！

梅思平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大政治系学生，五四运动的头号“爱国”愤青，火烧赵家楼的第一把火就是此人放的。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曹汝霖被梅思平斥为头号“汉奸卖国贼”！

梅思平因此被全国人民奉为伟大的“爱国青年”，迅速上升为社会舞台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十年后，在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前夕，梅思平再度高举抗日大旗，成为千百万年轻人内心景仰的“爱国志士”。

当时极少有人看清这个头号“爱国青年”的“爱国行为”只是“口号式”的，除了在公众面前高呼“爱国口号”，攻击异议者为“汉奸卖国贼”等哗众取宠的外销行头外，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爱国行动。

往后的事实证明，梅思平视“爱国表演”为个人青云直上的阶梯，“爱国”在他眼中不过是一宗一本万利的“生意”。

日军占领北京后，被梅思平斥为中国头号“汉奸卖国贼”的曹汝霖，宁死也不肯出任华北汉奸政权的伪职，在日伪政要的威逼利诱下坚决不就范，在关键时刻显示了极为可贵的民族气节和硬骨头精神。

日本人恼羞成怒，训斥曹汝霖：你不帮皇军，是何居心？这时火烧曹宅的“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梅思平主动跑来请缨，出任了汉奸政府的组织部长？

1940年汪伪汉奸政权成立后，梅思平在其间历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工商部长、实业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长等要职。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梅思平在担任日伪汉奸政权的党政要职时，继续高举“爱国”大旗，把“爱国台戏”表演得淋漓尽致，经常在台上义愤填膺地怒斥在重庆坚持抗战的蒋中正为中国的“头号汉奸卖国贼”？

梅思平和蒋中正究竟谁更爱国？谁才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只要看看二人在力量相差悬殊逆境下个人利益的损益就一目了然。

真爱国者常常不顾个人利害得失，不惜付出巨大的牺牲，甚至不惜以性命相博；“爱国演员”则不肯付出任何代价，且不择手段发国难财升国难官。

抗战期间蒋中正在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强敌面前，地盘越打越少军事实力越打越小，尤其是蒋赖以发迹的黄埔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威风八面的大国元首退为四面楚歌的一方诸侯。梅思平则借助表演“爱国功夫”从低品级政客跃升为高官显贵。

如果蒋中正当初肯走梅思平的路，不但梅思平，连他的顶头上司汪精卫也根本没戏。日本人会毫不犹豫地把二人踹到一边，让蒋中正取而代之。

二人谁更爱国不证自明，可梅思平的“爱国口号”却比蒋中正响亮百倍。

至于早先被梅思平斥为“头号汉奸卖国贼”的曹汝霖，五四前期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府常委，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在抗日期间则沦为一介平民。

…………

令人痛心的是：民国时期把“爱国”当成“生意”来做的“爱国演员”远不止梅思平一人。那些把爱国口号喊得震天响，动不动就斥责别人为“汉奸卖国贼”愤青，最后很多堕落成了货真价实的“汉奸卖国贼”。

“梅思平式爱国”有下列几大特征：

一、 爱国口号喊得震天响。

二、先发致人贼喊捉贼，“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满天飞。

三、摆出打死老虎的气概，选择最安全的方向主动出击，把没有反抗力的对象打为“爱国祭品”。

四、慷慨激昂骂外国，对那些绝对听不见他怒吼的遥远列强义愤填膺。

五、和能够决定他命运的权势政要保持高度一致，哪怕明知对方祸国殃民倒行逆施也绝不触及对方的忌讳。

六、因为是“爱国表演”，所以绝对在乎观众，每次爱国折腾后必然大力炒作哗众取宠的广告效应，绝不做默默无闻的爱国砖头。

七、热衷聚众起哄，善于裹胁支持盲从者营造声势，从不搞单独的爱国行动。

八、 语境极端，行为夸张，间或掺杂非理性暴力。

九、 宁栽赃君子不开罪小人。

…………

如果梅思平生活在当今中国，一定会对三样“爱国演出”乐此不疲：

唱红；不投反对票；骂美国……

梅思平的“爱国生意”也许会做得更红火更出色，名头绝对比北大教授孔庆东响亮百倍！

对于梅思平式的“爱国生意经”和“爱国影帝”，我只想说一句：中国是你的家，别再贼喊捉贼借爱国之名行害国之实好不好？

二０一一年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