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蒯大富为何难舍“毛泽东情结” ？

对我辈在文革时期正读大学、不幸巻入过那场浩劫的过来人，蒯大富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这位当年颇负盛名的“五大学生领袖” 中的老二，自从1968年夏天工宣队进校后，立刻从热闹的政治午台上消失，不久关进“学习班” ，随后被判17年。对其坎坷的遭遇，我有同情，也有感慨。对其撰写的回忆彔，既有阅读的兴趣，也有通过他的切身体味能警示后人的厚望。读完他最近发表的一连串回忆彔，觉得其中不乏大量的真实史料，不乏秉笔直书的揭秘和清醒的觧读。但令人百思不觧的是，既然有过这样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既然拥有这么一笔丰厚的人生财富，为什么不能像大多数“造反派战友” 一样，在后半生活得更明白些呢?以我对老蒯学识的估量，当不如此呀?

这是指其回忆彔中表露出来的一股荒诞的、非理性的、常人难以理解的“毛泽东情结” 。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展“真理标准” 讨论、打破“两个凡是” 之后，从中央高层、理论界史学界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体制实践作风等方方面面有了新的研究和评价。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记录了这一成果。由于可以理解的时代局限，邓小平又说不妨过二十年再全面评价毛泽东。現在，全面准确地评价毛泽东，不仅是一个理论上亟待分淸是非的原则问题，也是一个能否推动中国真正走向现代文明富强国家的实践问题。在如何评价毛泽东上，蒯大富明显落后于时代潮流，这里仅提三个问题。

一、对毛泽东文革动机的严重误判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自诩的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其对中国经济、道德、法治、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国防、百姓生活甚至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破坏，可谓史无前例(有些方面不一定绝后)，这是除了极少数铁杆毛左分子以外绝大多数国人的共识。在党中央作出了“全面否定文革”的结論后，有人马上又从动机上找说辞，以期对最高策划者再度美化和神化。蒯大富所说的什么文革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主席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 一说，就很新潮，正符合一部分人现在的味口，颇有与时俱进的蛊惑力。问题是，毛泽东真愿意人民监督政府吗?从他蔑视法治搞人治、出尔反尔抓右派、随心所欲大跃进、背着领导集体(更莫说人民)闹文革，到最后以抓“五·一六” 的名义把敢于向执政者进行些许监督的人民群众打下去，这一贯的言论和行为，有叫人民监督的一奌奌味道吗?在他志得意满的时候，他自封“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在他单独接见外国人的时候，他大言不惭“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你能相信，一个无法无天的“秦始皇” ， 会希望人民大众起来监督他指挥的政府吗?

为了迎合广大人民群众现在对腐败强烈不满的情绪，早就有人在老蒯之前大肆渲染毛泽东恨腐败反腐败，什么“五十年代初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官，保证了中国二十年不腐败” ，说得像武侠故事一样活龙活现。蒯大富现在才如是说，不过拾人牙慧。这里，姑且不谈毛泽东迠立了一个根夲不容人民监督批评的政治体制，不谈他親自砍去宪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条款为腐败分子提供法律保护，不谈他建政前后如何整治从王实味到彭德怀这成千上万的反腐志士，不谈他独享的巨额稿费多处行宫是不是特权这一系列陈年老帐。只说文革时期，同为大学生，别人要乖乖地下基层接受再教育，他的親侄儿表姪女却能坐火箭做高官;学生的考试卷子无纸印，他的不同版式的“红宝书” 却印达八亿册;国防工业稀缺的贵金属，一吨吨化为供人崇拜的圣物;一批批特制的贡品，满足着他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各种需求。真是举全国之力以奉一人啊!如果说这只是他个人享受，中国人多地广物博咋说也供得起，那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用人之道吧!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五条接班人标准及“三忠于” “四无限” 、“三要三不要” 这些当时最时髦最重要的用人原则，没有一条提到干部应当廉洁不能腐败。只要政治上忠诚，路线上紧跟，就是党应重用的好干部;生活上再腐化，群众再不满，也只算无伤大雅的“小节” 。如他充分信任重用的老臣康生是个窃取国家文物的大盗，他親自挑选提拔的新貴王洪文是个花花公子。1974年，他不顾广大群众对党内不正之风的强烈不满，公然说“从前门进来的有坏人，从后门进来的有好人” ，并以中央文件下发，极力压下了群众抗击特权的第一波努力。当年羞羞答答的“不正之风” 演变为今日横行无忌的全方位腐败，“始作俑者” 其谁?说搞文革为反腐败，一边歇着去吧。

更新鲜的，老蒯这样评价毛搞文革：“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有魂力的领袖，他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王国，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当。”这句话真扯淡!为了他的“理想王國” ， 就可以叫别人没有理想甚至无法活下去?人人都这样自私蛮横，还成其为社会么?还配叫“社会主义” 么?文革造成2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8000多亿元的经济损失，哪一个哪一笔是他“自己的家当”? 一个顽童奌燃别人的房屋看房子经不经得起火烧，是否也叫有“想象力”?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整治到人人像红眼狼似的互相撕咬，工人不能按时上班，农民无法安心种地，学生长期“停课闹革命”，親自选的接班人哀伤“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生命垂危时自己徒喚“只好在腥风血雨中交班” ，死后一邦親信马上受到正义的审判，这也能叫“有魂力”?毛泽东当年在延安讲话中曾尖锐地讽刺和批判了一些把动机和效果分开的白面书生，强调要用效果检验动机，大富同志当会知晓。怎么輪到评价文革的效果和发起人的动机时，这一重要原则又失灵了呢?

二、对毛是“民族英雄” 的夸张定位

蒯氏把毛泽东夸为“一个有想象力、有魂力的领袖” 之后，马上又奉送一顶“无論如何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 的桂冠。支撑这一立論的依据他只说了两奌，“一场是韩战，一场是越战” ，把美国人“打趴下打走了” ，所以美国才和中国“平起平坐” ，“或者对中国友好” 。好在蒯大富没提到更能眧彰民族英雄形象的抗日战争，没有细说他“敢和苏联人斗” 的细节，那里有一大堆新史料为铁证，更能说明被误导的某些问题，蒯氏不提，我也就避谈。那就专说这两战吧。韩越两国有共同之处，由于历史的原因南北暂时分开，国际社会希望创造条件，时机成熟后实行普选，再行统一。这一善意安排均遭到两国北方顽固阻挠并发展到武力相向。中国当年纯粹出于政治考虑，尽最大努力支援两国的北方政权，结果韩战打平，越战打赢。

如果时光永远停畄在此刻，如果不细究两战起因，夸耀夸耀决策人的功绩也还说得过去。但时光照旧流淌，生活还要继续。在战平的朝鲜，北方政权家族世袭，由于穷兵窦武，人民苦不堪言，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流氓政权” 的统治者对我国时冷时热，只因巨大的经济依赖有时奉送一两句廉价的贊美，成为我们绕不开躲不掉的沉重包袱。反观南方，巳建成民主政体，经济腾飞被誉为“亚洲四小龙” ，不断吸引“逃北者”到来，且早与我囯迠交。今年是韩战六十周年，美、韩两国“煞有介事”地或纪念或庆祝，而我们的大小媒体却像没这回事似的鸦雀无声，不知其中奧妙何在。在打胜的越南，昔日的“战友加兄弟” 随着羽翼渐丰，很快变成“黎笋集团” ，由于矛盾太尖锐，我国不得不打一场可歌可泣的“自卫反击战” 予以“教训” 。 更难逆料的是，原本与我们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越南竟动真格地搞起政治改革，执政党内实行民主有实质性进展，连反对党也允许合法存在，政府选举大有釆纳战前国际社会迠议之势。内部亊务你咋闹腾我们不干渉，万万难以容忍的是，竟乘我们韬光养晦大搞中国模式之机，占我南海20多个岛礁，偷窃我们也十分宝贵的石油!其反动气焰竟嚣张到既不顾我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委屈求全、也无视我方义正词严强烈抗议的地凛然大义!尤为卑鄙的，为了增大反华筹码，悍然认贼做父，把共同“打走了” 的美国侵略者又请回来联合军演，对我示威加压。用大富同志也熟悉的话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局势发展到今日，人们有理由反思，我国当初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甚至付出近百万生命的牺牲，难道就是为了给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制造一个累赘和培养一个凶恶的对手?为了漠漠糊糊的“国际主义” 和虛假一致的意识形态 ，值么?至于把美国打“趴下了” ，我对美国的实力不了解，无从判断，唯愿蒯大富说的对。至于打出了“平起平坐” 、打出了“中美友好” 云云，我怎么听怎么像小孩子说的话。依我看，在两次战争之前，中美人民就相当友好。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邦中国迠大学(有一所就是清华大学，大富是否知道?)使中国引进现代教育，算不算友好?如果有人硬要说那是顺水人情不能算，那么，在“二战” 苏联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放手让日本打中国时，美国却先民间后政府倾力邦助中国抗日，算不算友好?六十年代初提出用粮食觧困中国的饥民(被毛拒绝)，算不算友好?六十年代末暗中邦忙使中国避免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核打击的危机，算不算友好?这些友好的先例，与那场战争何干?也许有人会傻乎乎地把中国的畄学生畄美不归、贪官们卷钱后往美国跑也当成了友好，那倒真不能算，相反只能说明中国还未实质上与美国“平起平坐” 。若什么时候美国人也往中国跑，钱也往中国存，我们才有资格宣称中美两国“平起平坐” 。

民族英雄是伟大的，也是光荣的，但不是“无論如何” 就可以当上的，要“有”論如何才行。同时，国家之间的友好也罢，平起平坐也罢，也不是打来的。打只是釆用其它手段也无法维护國家正当利益时的最无奈选择。假若毛泽东依然健在，带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先恢复越南、菲律宾等蕞尔小国侵占的我国海域，后再设法收回前几十年在他手中陆续丢失的国土，我一定举双手赞同蒯大富的观点。当然，这个假设不能成立，但我依然期盼出现完成上述功业的民族英雄!

三、对毛“关心弱势群体” 的主观臆想

在断言毛泽东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 之后，蒯大富随即滿怀深情地说：“毛泽东同情弱者，同情弱势群体，同情草根阶层” ，“所以现在的弱势群体呢，工人呢，农民呢，还怀念毛泽东。”这也构成了他“非常欣赏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当时坚定地跟着毛泽东走” 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毛反修反腐败——注)。这个问题情况复杂，我试着和老蒯同志商讨一下吧。

弱势群体、草根阶层这些名词出现于新时期，以前从未用过。那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贫下中农“翻身得觧放” “当家做主人” 。这种认识像“地球仍在转动” 一样，成为新社会的公理。1964年炮制的大型音乐午蹈史诗《东方红》的第一句觧说词就是：“在毛泽东时代，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祖国的江山，多么壮丽!可是，我们怎能忘记过去的苦难，怎能忘记毛主席带领我们跨过的万水千山!”这可是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诗人诸如贺敬之、郭小川们集体记下的史料啊，里面有“弱势”的 影子吗?有“草根” 的踪迹吗?就是你我在文革中，不也是声声喊叫“立志觧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么!“苦难” 只能属于解放前，现在怎么还会有弱势、有草根呢?再说，那时的主流观念是“种田也是干革命” ，各项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上下。哪里有什么强弱之分?连歌曲都唱“毛主席是咱社里的人” 哩!从逻辑上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任何人，不可能关心根本不存在的对象。正像你去朝鲜，硬要指着虽然面带饥色但自认为是全世界都羡慕的最幸福的人群，说他们里面有弱势、草根，你看人家咋收拾你!

简单的逻辑推理似嫌論据单薄，联系实际也成。强弱总是相对的，像农民阶层与其它阶层相比，一直绝对弱势，(毛不一定这样认识，如他痛批梁潄溟“九天九地”之说)知识分子与掌权者相比、工人与干部相比、读书的孩子与巳工作的大人相比、非执政党与执政党相比，前者都相对弱势(毛也未必这样认识)。我们来看看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状况吧，看看伟大领袖是怎样关心这些群体的。

革命成功后，通过“土地改革” ， 兑现了以前“打土豪、分田地” 的许诺。但农民怀中的《土地证》还未来得及焐热，接踵而来的、毛親自指挥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运动又把它变成一张废纸，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彻底剝夺。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下，农民形同农奴，丧失了迁徏权、进城权、种植权、话语权、分配权、乃至做饭权要饭逃荒权。“七分人祸” 的那几年，饿死最多的是农民。文革中农民多喂几只鸡，就是“资本主义尾巴” 必须割掉，“劳动日” 在0.15元以下的占全国农民一半。直到1978年统计，全国农民人平年收入还只有76元。

实事求是说，那时工人的境况好于农民，但与政府工作人员比，也相差甚远。工人实行的工资八级制，干部工资二十四级，与行政人员相比，工人最高工资不超过行政十五级。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公仆” 的最高工资相当于熟练工的标准相差何止道里计!在“政治挂帅” “反对经济主义” 的动听口号下，工厂在六十年代初就取消了奖金和不少福利，文革十年未涨一次工资(全国各部门亦然)。在身份上，工人永远是打工的，不能“转干” ;正式工、大集体、临时工、亦工亦农，壁垒分明。更要命的是，工人不能组建自已的工会组织，合法权益难以维护。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生态下，多少工人罹难、横遭批斗、清查或武斗而死!时传祥，一个勤勤恳恳的掏粪工，当过全国劳模，被打成“粪霸” 迫害而死!遇罗克，一个肯思考的青年工人，只因说了几句常识常理，竟划为“异端” 枪下丧生!正是工人阶层一直被剝夺了自我保护的合法权力，才为后来的下岗失业埋下了伏笔。

知识分子一直是毛泽东整肃的重点。他自进城后发动的大多数运动，就是针对有知识的人。城市的大知识分子固然要整，乡下的小学教员也不放过。他整人的手段层出不穷，查三代、查思想、向党交心、谈心、生活会、批判会、互相揭发、引蛇出洞、洗澡、脱裤子、破四旧、立四新、斗私批修、拆信件、查日记、关牛棚、下干校、学习班、劳教、劳改、直至石头砸死大刀砍死一枪毙命等等，无所不用其极。他给知识分子安的罪行名目繁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他的思想、反对他的路线、AB团、托派、右派、右倾、内奷、海外关系、美蒋特务、偷听敌台、反革命、胡風分子、三家村、反党集团、黑线、修正主义苗子、白专、小爬虫、变色龙、政治扒手、黑后台、黑高参、教唆犯、黑手、反动权威、五一六、北决杨、学贼、戏霸、成名成家、三名三髙、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党乱军、里通外国等等等等，花样随时翻新。正是他对文化的一輪輪摧残和对知识分子拉网式的大规模迫害，酿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社会良知淪丧、马屁文化吃香、学术造假遍地的可悲现实。

毛泽东一直把教育视为专政工具，把青少年变成“驯服工具” 、 “一块磚” 、“ 螺丝钉” 是他终身追求的目标。为此，他在教材中公然取消公民教育，塞进愚忠“狼奶” ;在政治第一的前提下经常“停课” 为“运动” 让路，文化革命耽误整整一代人;他的“阶级路线” 使千万优秀青年失去读书机会，他的“斗争哲学” 使矇瞳少年变成欺祖灭师的野兽;他翻云覆雨的斗争策略使大批虔诚如蒯大富一样的热血青年横遭惨祸，他以“再教育” 的手段使渴望知识滋润的学子变相失业;他毁灭了中华民族起步虽晚但一度生气勃勃的高等教育，使偌大中国再无一寸产生大师的土壤。

中国各民主党派在追求民主、自由、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理想召唤下，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执政党给予了强力的支持。“花瓶” 一说揭示了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共同尴尬，“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的对联道出了他们在毛泽东治下的全部辛酸。

同情弱势乎?悲悯草根乎?蒯大富能把自己崇尚的美好善良的人性来个“乾坤大挪移” ，想当然地栽植到偶像身上吗?

再议

在本文的前一部分，笔者从蒯大富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的误判、对毛“民族英雄”的错定、对毛“关心弱势群体” 的臆想等三个方面，剖析了他的“毛泽东情结” 在常人看来是多么 荒诞和不可理喻。尽管我不同意他的基本判断，但我还是要说，他不同于文革遗老张宏良，不同于出卖良知的网评员，不同于贪图蝇头小利的“五毛党” ，也不同于文革时宋彬彬谭力夫之类的“官二代” 和现在拉“唱红” 作虎皮的“红二代” 。他不是一个在“政治立场正确” 的掩饰下“假装睡着的人” ，他仅仅是一时迷糊而已。

那么，老蒯同志是怎样陷入这个认识误区的呢?作为一个同龄人，作为一个清醒得早一点的“红卫兵” ，我分析原因有：

一、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和训练夯实了他“毛情结” 的基础。

蒯大富生于1945年。由于爷爷早已赌光了田地，土改时他家划为贫农。刚刚懂事，眼睛看到的就是农村土地改革后农民兴奋的面孔、墙上“土地回了家，农民笑哈哈” 的大字标语、门前“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共产党” 的鲜红对联，稚嫩的童声很快就学会唱“他是人民大救星”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课本中“吃水不忘挖井人” 的感人故事，农民踴跃交公粮时“前队刚过翻身桥，后队还在幸福塘” 的美好意境，水银泻地般的革命道理，犹如潮水从四面八方湧来，让他从感性到理性，自然而然地、有骨头有肉地把领袖与农民、恩情与幸福、理想与使命交集在一起，浇铸了认识社会解释社会的第一块思想基石。这个基础工程，大富不可能拒绝，我当时也被顺利施工。及长，农民土地所有权虽然得而复失，但由于“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温水煮青蛙的过程相当温柔，也相当顺利。连大人们都用红纸写着申请书、喜报、一路敲锣打鼓向“社会主义阳光大道”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 奔跑而去哩，少年的蒯大富同学会想到有人“剝夺” 了农民“命根子” 、 谁谁“寡恩少义” ?虽说以后又出现了大炼钢铁损失巨大、粮食减产饿死几千万农民的悲剧，但哪哪是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敢想敢干必交的“学费”，哪哪是苏联逼债、自然灾害造成的“恶果” 的巧言令色，一定会使他更加信服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在当时有声有色的忆苦思甜会、斗五类分子会、吃忆苦饭、政治学习、形势教育、写思想汇报、大唱革命歌曲等等卓有成效的传统教育活动中，蒯大富同学对伟大领袖“朴素的感情” ， 一定会进一步升华，上升为紧跟领袖干革命的高度政治觉悟。在高中他加入共青团，他认为取得了以后入党的资格。完成这个从只怀有“朴素的感情” 到具有无比相信领袖的“政治觉悟”的飞跃，估计是在高中阶段。

由于这个思想基础太为牢固，出于对工农劳动大众热爱和同情的天性，他会为今天工人无端失业或劳动时间长、工资低、讨要工资难的窘境而气愤，但不会去认真追寻昨天巳注定工人今日宿命的成因;他会为“农民工” 一年到头 四处奔波、春节回家一票难求的状况而难过，但不会去探究当初对农民的人身限制对不对、农民为什么不能安心务农或定居城市?他会为一桩桩具体的强拆、征地亊件不合理而鸣不平，但不会整体思考农民土地、城市人房宅地的天然所有权是何时丢掉的。老蒯为弱势群体说话固然难得，但一旦把“一颗红心” 押给了强势偶像，为弱势体说的话必然词不达意，自信此时在为民请命，却往往错会了草根们的真实意愿。

二、路线斗争教育激发他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激情。

1963年，蒯大富考上了大学。我注意到他这样介绍他能从一个农村普通中学考入全国一流大学的细节，除了自己努力外，还有几个高水平的被贬右派老师教他们。比如他的化学老师就是从南京下来的。对老师他至今都很感激，也感到幸运。可怕的是，他会不会由感到“幸运” ，进而产生“幸亏他们打成右派，不然咋会弄到乡下来” 的念头，因此少了几分对右派的同情，少了对反右的困惑和对江湖险恶的警惕?在蒯大富的回忆彔中，的确很少有对包括反右在内的过往整人运动的反思和谴责。须知，我还在读初一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就恨恨地用“套猫子的”几个字，表达了他对那场运动的领悟和鄙視。与同龄人相比，蒯大富对神只会仰望，政治智商并不算高。

如果说中学阶段他巳具备了应有的热爱领袖的阶级觉悟，那么在大学头几年，生活又教给了他以后跟着领袖大搞路线斗争的顶尖神功。此时，前几年暗流涌动的中苏摩擦巳经激化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公开斗争。一篇接一篇壮怀激烈的反修檄文，除了让这个根红苗壮的接班人血脉贲张、豪气干云外，更使他对领袖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慨拨正了世界革命航向的历史功绩崇拜得五体投地。表现是他这时的文章和行动就被同学们认为有点左。此时国内轰轰烈烈开展的“四清” “社教” 运动已初歩显示出最高领袖把斗争的重点从阶级领域向路线战场进行战略转移的动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新概念频频进入主流话语，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更加艰巨的路线斗争正在最高统帅的筹划之中。为了练兵，以后将充当文革主力的大專院校革命师生轮流被派下去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场文革正赛的“季前赛” 。想必六三级的蒯同学也有可能以“工作队员” 的身份接受了这次洗礼，还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的觉悟和水平。唐诗载没受过亏待的白头宫女只是“闲坐说玄宗” ，而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的白头老汉却能不计领袖宣布他“已经走向了反面” 、 从而给人以口实被打成“坏头头” 的前嫌，仍用无怨无悔的原声版讴歌领袖“敢和苏联人斗” 的“反修” 气魄和“反修” 壮举。这表明，在文革前夜，“路线斗争” 的理論真地如官方要求的那样，溶化到他的血液中去了。只待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的号角吹响，蒯大富就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拿起笔，作刀枪” 了。虽然蒯大富貌似亢奋地进入了临战状态，但“修” 的内涵、“走资派” 的实质、他们是不是应当批臭打倒这一系列问题，他不会去思考，他仅仅是人云亦云。他像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以致今天也难以自拔，仍用陈腐的语言充分评价当年的反修运动，仍把当年被冲击的当权派视作“修” 和“资本主义势力” 的代表。

三、“文革” 中 的大起大落并未使他摆脱对伟人的迷信。

照说象蒯大富这种根红苗壮的左派，文革初期一般是保校党委的。由于北大工作组按中央一线领导要求强调领导、強调秩序，只把矛头对准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与毛泽东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走资派是重点、核心是夺权等等思想产生了矛盾。于是，蒯大富发出“工作组向何处去?”的质问。在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的惯性思维下，工作组自然会按照“在大中学生中有百分之一的反革命” 的指示精神，理所当然地把他打成“反革命” 。在当时，象蒯大富这样因怀疑校党委、反对工作组当上“反革命” 的相对较多。也有叧一类情况，工作组进校后秉承上级组织或省委、或中央局的旨意，把校长、党委书记马上揪出来，而引起学生不满，出头的学生为保护校领导也被打成“反革命” 。象文革初期重庆大学、武汉大学等30多个大学校长自杀(或逼死)、南京大学匡亚明、北京大学陸平等众多的校长受迫害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无论哪一种类型，这些因反工作组成了“反革命” 的及受牵连的师生后来“平反” 后大多数都参加了造反派。现在有人动辄把“踢开党委闹革命” 、斗校长、批教授、打老师的帐都算在“造反派” 身上，或者笼统归罪于“红卫兵” ，严重歪曲了历史。象指挥打死校长打残老师又被主席接见的宋彬彬及拼命鼓吹“血统論” 导致大批出身不好的老师、学生、工人、市民挨打受害 的谭力夫，什么时候当过通常意义上的“造反派” ?就是写出三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掀起抄家打人红色恐怖狂潮的那一伙中学生，尽管受到伟大领袖的表扬，以后也只能算“保守派红卫兵” 。未经过文革的不知情者瞎言乱语尚可原宥，親历者为何要颠三倒四?国情的詭异，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

当了20多天“反革命” 、受够了屈辱和恐惧的蒯大富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 “ 觧放” 后，自然死心踢地忠心耿耿地“毛主席指向哪，我就打向哪” ，自然会凶狠地对整过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及其代表人物王光美刘少奇进行反攻和清算。由于功勋卓著，清华“井岗山兵团” 被旗手赞为“御林军” ，蒯司令被总舵手封为“学生领袖” ，成为清华大学一把手和市革委会常委。但是，步入人生辉煌顶点的蒯大富未及细想，与他素无恩怨的刘少奇夫妇为什么要恨他整他?与他一面不识的那俩口子又为什么要救他宠他?

坦率地说，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我们学校运动一开始就是省委主要领导“抓的点”。工作组把“四清” 时就失踪了的前校长(这位领导在文革后也平反昭雪)和两隻“死老虎” 拼凑成“三家村” 去冒功，对现任领导基本未触动，重点是批教授、讲师及学生中的反动权威、小三家村、资产阶级及修正主义。这也引起了一部分先知先觉者的不满，于是派出代表去省委汇报、请愿。最后不少人被工作组及省委打成“右派” ，大批群众被迫检查，一干部子弟在全校批斗会上大骂这些“狗崽子” “乌龟王八蛋” 想“夺权” 想“变天” 。笔者当时19岁，无力先知先觉，先是敬佩后是同情这些右派师生，及至参加毛泽东的第三次接见后，义无反顾地当上了造反派。但我当时只恨工作组，只恨省委，对刘少奇恨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当时指责刘少奇搞的“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 我暗自赞同，长期流布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的伟人话语对我也有影响。一个相处多年、且睡在身边的坏人，那么英明的领袖怎么会看不透呢?从逻辑推理上也讲不通。甚至，我想到了“套猫子的” 这一说法。一个故意躲在外地，隔岸观火;一个不明就里，匆忙应付;不派工作组，你是放弃党的领导，无视党的传统工作方法;派了工作组，你必然会维稳，“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你只整当权派，会说你放纵牛鬼蛇神;你把矛头对准群众，则搞错了大方向。刘少奇这个“老革命”，怎么做都要遇到“新问题”了。所以在蒯大富们的助威下毛拼凑多数开了那个板倒刘邓的“全会” 后，我仍给远方的親人写信诉说见到毛林刘周朱邓的喜悦以至引起親人担心。所以在读《井岗山》战报登出“智擒王光美” 的长篇通讯时，我马上产生不该拿小孩做“人质” 的逆反心理。所以在中央1968年初又端出杨、余、傅后，我校不少人产生了厌战情绪;所以在蒯大富们激昂地“用鮮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之际，我校造反派整体顺应毛的战略布署，平静地接受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回过头来看，毛江之所以当初要救蒯捧蒯宠蒯，不过是战术需要，不过是先制造打磨马上要得心应手使用的工具啊!可惜蒯氏至今还不开窍，仍在一往情深地“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

对八·二八讲话后陷入谷底的厄运，蒯大富当初认为是“杨佘傅黑党”的陷害或至多是迟群吴德制造的误会、才导致领袖生气、下面人整的，事隔8年毛泽东逝世后他认为可以救他的人走了，出狱多年仍认为文革是个不成功的反腐反修“实验过程”。这种自作多情的单相思至老不悔，只能说明他很傻很天真!其实，他“回忆录” 的字里行间就提供了不少线索，只可惜他没有足够的智慧去破释。比如，他哭诉诬陷他的工宣队幕后有黑手时，毛泽东当即气壮如牛地告诉他“我就是黑手!”比如，他被关进学习班挨整时向毛江写了很多“呼救信” ，一直没有人回应;比如，他指证毛泽东在武汉“七·二0” 事件后十分生气沿途讲话，实际上推动了乱军及两派的武斗;比如，他痛感抓五·一六渉及全国的造反派，亊后证明全是假的，包括不乱军、沒武斗的造反派也被打下去了;比如，他的“真理是对别人的，而不是对自已的” “我们也感到很恐惧” 的 感悟;比如，“毛主席最信任江青”、 “江青执行的都是毛泽东的那些东西” 的直观，以及肯定“最后毛泽东想把江山传给江青，不想传给华国锋” “绝不是空穴来风” 的“说法”等等，都表明他快捅破那层窗户纸了。只是在渉及自己时，出现了“当局者迷” 的现象。借用一句老话形容老蒯：被人卖了，还邦人家数钱。只是这个数钱的时间太长了!

四、信息封闭、思维迟钝是蒯大富仍比较暗昧的原因。

蒯大富1973年就失去了自由，所以他没有机会看到普通群众和最高领袖在时兴的“开后门” 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观奌如何尖锐对立，沒有看到“四·五” 运动中汹涌澎湃的反抗文革毛派的怒潮，没法体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时民心更加沉重的失落，沒能投身“中国的十月” 万民“觧放了” 的狂欢，没有参加以推翻“两个凡是” 为主旨的真理标准讨论，无法及时分享“五类分子” 摘帽、冤假错案平反、农民土地承包的喜悦，无法及时领会中央笫二个《历史决议》对毛、刘、江、林和前三十年一系列运动的最新定論。这个缓缓进展的但又势不可挡地把“神” 还原为“人” 的过程，親身经历和道听途说的感受大不一样，逐步消化逐步理解与囫囵吞枣照单全收的效果也不尽相同。蒯大富关了十七年，怎么能及时全部扫除长期形成的“神” 的影子呢?

另一方面，由于现实利害的政治经济关系，对毛泽东的全面评价和对文革的研究一直无法深入，成为新的禁区，许多新的史料无法进入公众視野。依蒯大富对韩战越战的认识水平，我肯定他没阅读过关于两战全过程的档案资料。他对毛没救他的困惑至今不觧，也与沒弄清毛怎样修理AB团、五七右派、他的那么多战友、部下、同盟者有关，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听过兔死狗烹的故事。中国有句民谚：不看人对我，只看人对人。如果蒯大富更多地了解了毛的人际关系，绝不会再抱有“毛主席救我” 的迷梦。事实上一直到毛走，蒯还被囚禁着。如果不是按照法律明确判刑，依毛对待政治犯的手段，蒯大富不一定能再获自由。

阅历有限也影响了他的信息釆集，比如他对革命、优越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民主、监督、阶级等概念的理解，完全来自一边倒的说教，没有机会与国际主流社会照覌，难免偏执。象老革命王震开放初期访问了英国，就赞叹不已，说只要加上共产党领导就是我们奋斗的社会主义了。颇负骂名的袁木在那场风波后到了一趟北欧，回来后一囗气连讲三个人家政治如何民主、官员如何廉政、社会如何公义的故事，一改当日训斥学生的口气，连我也对他刮目相看。老蒯和我一样沒长过洋見识，连港澳台也难得一去，如再减少了阅读，岂不更加愚昧?

蒯大富的“毛泽东情结” 的确达到了柯庆施提倡又得到毛本人鼓励的“相信毛主席要达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的至上至纯境界，以至于丢失了自己应有的思维能力。比如，他总以根子红为傲。试问，你爷爷当年赌博好呢还是勤劳夲份好呢?万一勤劳本份你家划为地主，你是否就该划为“黑五类” ?这种划分阶级的方法是否科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理论能否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比如，你一直用当年的标准奢谈反对“苏修” ，其实，斯大林的专制就那么値得推崇?“武装输出革命” 就那么值得坚持?“和平共处、竞赛、过渡” 就那么值得痛恨?“反帝反修” 给我们长了什么“志气” ?既然我们当年信誓旦旦“打倒苏修” ，在苏修真的瓦解后，当年的“反修英雄” 们为什么又如丧考妣呢?我们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去援朝、援越、援阿尔巴利亚、援那么多人平收入比我们高的国家，是谁给中国人民下达如此繁重的“国际主义义务” ?这对中国人民公平吗?你至今念念不忘“文革大民主能反腐败” ，试想，在绝对权力控制的社会，正常民主就十分稀缺，何来“大民主” ?有了政治清明的体制，又何必大民主?那些官员一边大声晿红，一边高调反腐，一边歪曲民主，一边宣扬爱国，但就是钱往美国存，子女往西方送。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文革对我们这代人创痛巨大，至今裂痕犹存。我们能否从起点追问：学生应不应该作为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文革本身应不应当开展?……大富同志“回忆录” 渉及很多人们关心的话题，遗憾的是，由于填鸭式的贯输向来不容置疑，他也就未能给自己畄下独立思考的空间，以致结论漏洞百出。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蒯大富的经历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经历，蒯大富的悲剧是我辈人都有可能遇到的“政治陷阱” ，而他的认识只代表我们中的最低(或次低)水平而已。

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只要仍然袭用毛泽东畄下的政治体制，名改实不变的“文革”永远不会避免，蒯大富式的人生悲剧就还会出现，換个新崇拜偶像的“情结” 仍会大行其道。

五、为蒯大富同志说句话。

在本文第一部分出笼后，受到了不少读者的评论。基本观点是赞同文中对蒯氏“毛情结” 的批评，这使我感到无限欣慰。由于怕文章太长引起读者阅读疲劳，没有在“如何” 二字上做解析，以至影响到读者对蒯大富的动机和人品的看法。这些看法有的正合我意，有的我有再商榷的必要。有个跟贴写到：蒯“没有接受现代民主思想教育，在监狱里坐了这么多年，少不了奴化教育却多不了西方民主思想教育。”此话甚是。外面的人尚且难有这份幸运，遑论里面的人?有个贴子说蒯“仍以个人恩怨划线” “沒感觉到自己是毛磨房里的一头驴，用完是要宰杀的” 评判，也很老道，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值得商榷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蒯大富不能算毛的“贴心太监” 。他一开始就是毛的工具，没有蒯大富，毛会制造张大富李大富为倒刘发力。君不见文革初，毛为了在乱中取胜，不正是利用宋彬彬谭立夫这一批“官二代” 把天下搅乱的吗?此时，这些八旗子弟的父亲说不定巳被最高统帅划入射击圈了呢!一路打，一路检，用过了，就甩掉，这是一个最无信用最无人道的用人术，他怎会让蒯“贴心” 呢? 蒯大富的“情结” 里包含有对毛看不透的成分，王光美则是看得透，但出于团队利益的考虑，出于“党性” ，她非要维护这个虚拟的形象不可，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二是蒯大富也不会为文革翻案。且不说他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且不说他在回忆彔中客观地反映了最高策划者的鲜为人知的一面(认识是不是到位是另一回事)，且不说他对自己的错罪做了忏悔也付出了代价，从文革的趋向看，他难道会认为文革真对人民、对自己有啥好处?既无好处，何苦要翻案呢?除非他疯了!他对文革“下面是极端的大民主，上层却是极端的集权专制” “那时的群众专政完全是暴民专政，是完全不讲理的” “共产党不讲法，制定法律的都违法” “他让你反谁，你反就可以” 等等的记述，都是十分清醒的。我认为他只是感到有些委屈：我是按领袖的指示办的，凭什么说我一无是处?这种情绪，跟不少人“集团成员都抓了判了，团长为何还高高在上?”的疑问异曲同工，只不过一个是正问，一个是逆问。

三是从现有资料看不出蒯大富的“人品” 有多差。开始他被打成“反革命” ，就是因为对工作作组不整当权派、只整相对弱势的人群不满。这在当时是有相当风险的，他也不会预计到有人以后会“解放” 他，可见他不是趋炎附势之徒。在文革中的罪错是“例行公事” 的结果，他没有利用权力去报复私敌和看不顺眼的人。尽管他对毛“关心弱势群体” 的判断不准确，但从他的行文中对弱势者状况的描述和对腐败的痛恨及对反腐措施的迠议，均表明他不是粉饰太平、大唱“好日子”的无心肝的人。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样的文字：“现在的领导人思维啊，有些不可理解，怎么就让目前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呢?”“核心的东西就是怕乱，但是真的要害怕乱，就要把乱的根源解决掉。”“六·四平反的问题” ，有人会操作的话，“得分会很高的” 。“什么‘3·18’ 惨案、什么‘l·29’ 啊，整个加起来也没有‘六·四’ 杀的人多” 。若不处理好的话，“在世界人民面前说不过去，北京人民记得很牢的” 。读到这里，我分明看到了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这种情感，这种見识，这份胆识，这种气魄，足可化解赞同我第一篇文章的朋友对他一时的误解!这也正是我写这段话的原因。

至于“屈路甘” (是个人或是个团伙?)这类无视社会现实、沒有人文情怀、甘当专制奴才、只会舔痣吮痈的小人或小人之辈，除了气极败坏的谩骂，我料定他们的見识和文才都不足以让我正眼一瞧，他的跟贴我就不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