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会产生大批中产阶级，而这些人会成为民主化的动力，并会对社会稳定起积极的作用，这是所谓的“现代化理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产阶级被认为教育程度较高，接触信息比较丰富，所以较具开明、温和、理性的价值，也较具倾向民主的态度。此外，中产阶级在获得经济利益后，会开始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或政治参与权利，因此构成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动力。

美国知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曾说，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每一个国家最积极的民主支持者都是都市中产阶级。许多政治学理论也都支持这种看法。然而，也有不少学者质疑这种“现代化理论”。美国政治学大师S・M・Lipset就曾在文章中说：“一个政权越能成功地提供其人民所需要的，其正当性越强、越能深植。”他们的理论虽没有明确指出中产阶级的保守性，但指出了经济发展不一定会促进民主化——经济上的获利者反而会支持既有政体。不少学者则基于这个观点，更强调中产阶级因为在乎经济利益，所以在政治价值上更选择秩序与安定，因而容易与独裁者共谋。

上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现实也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严峻的挑战。有学者指出，强调经济成长的结果可能会使军方和科技官僚组成一个镇压性的“官僚威权政体”，劳动阶级而非中产阶级才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动者。因为“那些只能在民主中获益的必将是民主最主要的促进者和保卫者，而那些会失去最多的群体则会抗拒民主”。

台湾的经验，简单概括起来正是“现代化理论”的翻版：经过上世纪50、60年代的经济发展，台湾开始了都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也出现了大批都市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开始要求政治开放，因而促进了80年代中期的民主化。不过，这样的简化论述却抹杀掉了这个巨大历史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细节与机制，也把所谓的中产阶级视为一个没有区别的整体。

战后初期的台湾，社会上层大部分是地主，只有少数企业家、律师、医生和公务员可以算中产阶级，其余人口大多是农民。随着经济的快速成长，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劳工阶级，到上世纪70年代逐渐浮现出一个中产阶级的市民社会。而台湾政治也正好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转型，包括增额立委的补选、政治反对运动的出现与逐渐组织化、社会舆论的开放与空间的扩大。一直到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发生，国民党政府逮捕党外政治精英、镇压反对运动。

20世纪70年代台湾政治的开放，来自许多特定的历史因素，并非单纯中产阶级的推动。如1972年蒋经国上台担任“行政院长”，拔擢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如李登辉、林洋港）；退出联合国造成国民党政权的正当性危机，因而被迫进行政治革新，来转化岛内的政治压力等。

事实上，在70、80年代的台湾，所谓的中产阶级其实数量很少。在80年代中期，根据中央研究院社会学者许嘉猷的研究，以客观的收入和职业区分来说，若以个人为估计，中产阶级只占全体台湾民众的19.2%，若以家庭为估计单位，比例则是27.4%。另一项以主观自我认同的统计指出，约有37％的人自我认同为中产阶级。无论如何数量都不到一半。中产阶级数量少，但不代表他们没有重要的政治角色。

首先，战后台湾不乏知识分子和本土政治人物，想要挑战国民党的独裁势力，但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直到20世纪70年代始，才逐渐形成一股被称为“党外”的政治反对力量。这些反对人士有的来自国民党内部，如张俊宏、许信良；有的来自独立的力量，如黄信介、康宁祥。他们大多是有中产背景的知识分子。“美丽岛事件”的辩护律师们（如陈水扁、苏贞昌、谢长廷）后来崛起，他们更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并且在80年代以后成为党外运动的主力。而许多早期支持党外运动，特别是以提供财务支持者，多是医生、律师或中小企业主，这少数人构成了早期政治反对派的网络。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支持党外政治力量的中产阶级，不论专业人士或是中小企业主，大都不在原来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战后国民党采取“国家统合主义”，将各产业、职业乃至农工渔部门有效地编织进一套统治网络。尤其国民党一面扶植大资本家，一面又压制他们，不让他们具有超过党国体制的经济和政治实力。

但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出口导向发展策略实施后，出现了越来越多在新兴出口加工部门且不在既有党国体制的中小企业。它们一方面受制度化的控制较小，另一方面也是既有经济政策的受害者（例如国家的金融体系对它们很不利），再加上这些企业主大都是本省籍（闽南籍）背景，所以很自然会支持党外运动。

政治运动之外，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了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爆发年代，各种劳工、妇女、环保、学生、原住民运动不断涌现。而最早的社会运动其实是有着鲜明中产阶级性格的“消费者保护运动”。其他各种运动也都可以见到知识分子、专业律师的身影。如在环保运动上，发动的主力军未必是都市中产阶级，而是地方草根群众——这里可看到知识分子和草根力量的结合。

在积极的政治和社会行动者之外，更多的中产阶级属于“沉默的公民”。但选举机制使他们的沉默可以透过选票表现出来。当然，中产阶级并没有一致的投票倾向，也不都支持政治反对运动。

根据一项重要的实证研究（1986年进行的民意调查），由于台湾中产阶级比较重视稳定，所以他们选择支持执政党；又由于他们较具有民主价值，所以推动了执政党温和的政治改革。台湾的中产阶级比工农阶级更具民主信念，但不同省籍的中产阶级会扮演不同角色：本省籍非公教（公务员、教师）人员具有较高的民主信念，并且在投票态度上支持反对党；而外省中产阶级虽有较高的民主信念，但依然支持实行威权统治的国民党。正因其坚持并传播民主信念，使得国民党在80年代中期愿意推动政治自由化。

总的来说，中产阶级确实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有几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中产阶级的出现，并不会自动转化成推动民主的力量，还需其他历史条件的配合，或其他社会矛盾的互动。如在台湾，是否依附党国经济体制以及省籍背景，都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有影响。第二，民主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辩论是“结构论”和“行动者论”。“结构论”相信只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民主就会出现；“行动者论”不认为社会条件是必然前提，重要的是政治博弈的过程。在台湾，我们看到两者都起了一定作用。

确实，中产阶级的精英和选民都扮演了推动民主化的作用，但历史从来不是自然的演变过程，是那些从事政治和社会运动的人不断去冲撞台湾当年的体制，才一点一点打开了空间，改变了台湾。

（作者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台湾知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