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童”高树贵的人生

    ■本报记者王克勤
实习生 刘思坤

    北京，１３号城市轨道铁路列车上。

    城铁开车了，车厢像往常一样晃了一下，走廊上的高树贵一个踉跄，头碰到身后一位乘客的膝盖上，差点摔倒，他忙回过头说了句：“不好意思。”

    “这个卖报的，长得跟小孩一样高！”有人看到他，低声私语。

    高树贵长得确实很矮小。调整好身体的平衡，只有１米３个头的他把拐杖斜放在１米高的推车上，短小粗壮的左手握住了车把。他边走边操起熟练的戏腔子，开始叫卖。他的背后，两处黑黑的污迹粘在了”〉陌咨囊律希旅婊褂幸桓鍪滞蟠执笮〉亩础

    这就是３６岁的高树贵，一个生活并工作在北京城铁的“报童”。

                        
城铁里的“生意”

    每天凌晨５点半，正当人们酣睡之时，高树贵已经起床了。他租住的小屋不到１０平方米，从不到半米高的床上跳下，简单地吃完早饭，他便拄着拐杖，推着车子，一瘸一拐地走向公交车站。

    “我坐车不用花钱，有残疾证呢。他们都认识我，也不会为难我。”

    因先天性因素和幼年患胸膜炎，高树贵得了侏儒症，不长个子，至今只有１米３的个头。

    倒了三趟车之后，高树贵来到了城铁上地站。送报员马玉峰早早地等候在那里，一看高树贵推着车子摇摇晃晃走进来，忙从里屋拿出已准备好的当日报纸，大略地数了一下数量，然后塞进了高树贵的推车里。高树贵笑笑，蹒跚地上了车站，等待着第一趟成铁。他打开小灵通一看，刚好６点。

    “卖报，卖报，《新京报》，国际，国内，文化，体育，包罗万象，８８版，大容量！”高树贵边喊着自己创作的卖报词，边用眼睛扫着两边的乘客。不少乘客远远听到他洪亮高亢的嗓音，抬起头来看着他。有的早早地掏出了钱包，等他走近，就把钱递给他。

    　每趟列车，高树贵至少要来回走一遍。每到车厢连接处，他都要费力地甩着胳膊开两扇门，然后用身体抵住车门，把车子拽过去，继续另一车厢的叫卖。看到报纸不再有销路，他就下车，继续等下一辆，接着卖。

    “每天６点到７点５０分这会儿，报纸最好卖。一般能卖出去８０份。以后上车的人多了，我就没法卖了，必须调个向，走那边的车。”说着，他指了指对面的月台。

    换车的效果立竿见影。在这辆车上，人员稀疏，高树贵潇洒地推着车子卖报，一个来回，１５份报纸出手了。“别人可卖不了这么多，顶多也就七八十份，我这１５０份报纸，上午１２点就卖完了，最晚也不过２点。”他开心地笑着。

    又一辆车过来了。这次与往常不同的是，车上多了一位同行——不过她不仅是健全人，而且是铁路车站职工，每月拿６００多元的工资，穿着一身橘红色服装，手里拿着四五种报纸，快速地在人群中穿梭叫卖，把步履蹒跚的高树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苦笑了一下，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卖着报纸，一趟下来，只卖出６份。

    “她腿脚好，我比不过她。只能等下一辆车来，避开她。”高树贵说着，叹了口气，身子重重地倚在车站旁设置的“残疾人专座”上。

    “没事，我是残疾人，大家都同情我，加上我自己喊的号子，大伙都买我的。这些报纸一会就卖完了。”他看了看身边的车框，里面的报纸已经卖出一半。此时刚到１０点。

    １２点时，“老高”的报栏里只剩下２份报纸。他看了看，咧开嘴笑了：“今天该收工了，剩下的报纸我自己买了，哈哈。”

                          
熟人和点钞票

    在上地和霍营站之间，高树贵一上午来回穿梭了至少４趟。

    “这两个站的站长我都熟，他们看我残疾，都同情我，让保安别为难我。时间长了保安跟我关系也不错。中午吃饭，都是他们帮我带。”

    即便遇到不相熟的保安，他也只是看看“老高”，不会对他罚款，“最多就说句‘下去’、‘别卖了’。对乞讨要饭的，没有证就卖报的，他可就不客气了。”

    “卖报是自力更生，比要饭要好很多，不丢人。”高树贵不止一次地这样说着。

    到了上地站，跟送报员马玉峰仔细地对账，“老高”把昨天的报纸钱给了他。

    出站不远处，管理停车的小卖部老板远远地看到“老高”走近，也热情地打起了招呼：“老高！卖完啦？把车放这吧。”他就把推车放在停车处，腾出来的手连忙放进口袋里去，拿出一摞钞票，匆匆地点了起来。

    “不错，今天挣了７０。”６个小时的“生意”，换来了不菲的回报。他长舒了口气，抬起头来。宽大的额头反着光，凹下去的鼻子被嘴唇挤了进去，两排整齐却略显发黄的牙齿露了出来，他再次笑了。

    “一份报纸卖１块钱，我进价５毛，别人都进６毛，马玉峰照顾我。今天卖了１２０份，就挣了６０块钱。”

    “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我都进２００份，好卖；其他时间我进１５０份左右。周末就不‘上班’了，报纸不好卖，自己干自己的，自由。”高树贵凭着每月近２０００元的收入，自由地支配着下午的生活。

    自由，是高树贵追求的生活目标。而过去的高树贵，却鲜有这样的自由。

                         
“老高”的过去

    １９７０年，“老高”出生在河北张家口市赤城县龙门镇赵家庄村，在全家５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４。

    大姐高秀兰，今年４５岁。至今一直在家开着农用三轮车贩粮，运点白面换玉米。家里的两个女孩在上中学，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尚可支持，并一直照顾着身边的父母。母亲２００２年患气管炎去世之后，她悉心照料着８１岁高龄的父亲。

    ４３岁的高秀芬是“老高”的二姐，在八里村的砖场上班。一个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工作，儿子在万泉县上中学，平时跟家里联系不多，逢年过节便回家看看。

    高树林则是“老高”的大哥，４１岁。家有七八亩地，并在不远的外地也有份工作。两个儿子都上小学，家里有事情，一个电话高树林就回来了。

    排行第五的是高树全，３４岁，已落户到石家庄市，但他跟兄弟姐妹的联系很少，“老高”已经三四年没有他的音讯了。

    “老高”回忆起他们，表情复杂：“我８岁的时候得胸膜炎，在生产队的小诊所治了。以后个子就不长了，光长胖。那时候家里苦，学才上了４年，就下来帮家里人办事。我放过１年羊，也养过骡子、驴。我姐、哥都帮过我，但他们也有家，靠不住，归根到底还得靠自己。”

    曾经的家，连电灯都没有。一下雨屋顶便漏水，窘境推动着他“出去闯闯”。

    ２８岁那年，“老高”离开家乡。凭借着自己对民间艺术的一点兴趣，加入了中国江南黑玫瑰歌舞团，之后又参加了河南的长城歌舞团。在其中，他演小品、说相声、打快板。除了相声是学的，其它都是自编的。翻个儿、打滚儿，对于年轻的“老高”来说，“小菜一碟”。但歌舞团的收入菲薄，高树贵在里面只能图个热闹，不能“过活”，最重要的是“不自由”。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５日，摩的车在转弯处不慎将高树贵甩了出去，腰狠狠地砸在了地上，顿时就不能动了。此后送到医院，医生说左肾坏了，“我姐来陪我２０多天，司机也给我上了药，前后花了１０００多块，大多数是我的。我想让我姐我哥多管点，但他们不搭理我，只能靠自己挣啊”。现在的病，仍然没见好，也因为这病，他一直单身。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

    ２００５年５月，高树贵怀着希望来到北京，他要在北京谋生。

    “那时候不懂事，就知道要饭、要钱。”“在车上要了两天钱，拼死拼活，一天要不到２０块，没法生活。”“我就看到有卖报的，一问挣钱还不少。人家给我黄好德的电话，我联系上他，他帮我介绍卖报纸。”提起黄好德，高树贵很是感激：“他人好，自办了全国第一家农民图书馆，帮了不少残疾人。”

    黄好德的协助，使“老高”的人生转轨。

    通过黄好德，“老高”结识了中国残联主办的《华夏时报》总编，并在一幅名为“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宣传板前跟俩人合影。带着这张照片，“老高”找到了自信：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获取财富，改善生活。

    于是他出５０块钱买了辆推车，放上《华夏时报》，负责到城铁卖。进３毛一份，卖出５毛，挣２毛。他从最初的每天卖５０份，一直到每天卖出３５０份，整整卖了５个月。此后经城铁发行处推荐，“老高”换了《新京报》，卖出一份能赚５毛，日收入有所增加。如今，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老高”过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自由生活。

    但他的追求不仅仅在个人的自由，他决心为周围人做些事情。

    ２００６年年初，他联系周围乞讨的残疾人，组织了一个环卫队，帮着周围的居民区打扫卫生。由社区出一部分钱，供给环卫队基本的温饱。从此，这部分残疾人脱离了乞讨的队伍，堂堂正正地有了工作，走向了自强不息的道路。

                      
“老高”的心愿

    在北京的“老高”，虽然身边没有亲属，心中却始终挂念着他８１岁高龄的父亲：“我爸小时候为孩子们受苦啦，可不能忘了他。”“现在我爸身体好得很，但我也经常打个电话问问。”

    不想家的“老高”，在北京也有自己的家，他目前租住在朝阳区崔各庄奶西村。

    “老高”的家窄而狭小，１米多宽，５米长，不到１０平方米的面积，即便对于只有１．３米高的高树贵来说，似乎也很难够用。一张必不可少的床填满了屋子的一半，是黄好德凑钱给他配的。床沿靠墙的一侧，是一张木桌，上面推放着杂乱的衣服，有些被尘土覆盖，常年未动。床的一侧是一扇小窗户，旁边挂着镜子、牙刷和刮胡刀，另一侧是挂满婴儿张贴画的墙。

    他挠挠后脑勺，说：“我一直想成家，有个自己的宝宝。”这是高树贵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