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宾,这座位于广西中部的城市,再因传销而受关注。据央视8月11日报道,来宾的传销组织以“国家整合民间资金”为名义设局吸引各地民众,号称投资3800元一年可变380万,不少人被骗至倾家荡产。在这里,大批传销者在市政府广场、公安局旁名目张胆地宣传所谓的“资本运作”。
既然国家级电视台都盯上了传销,当地官方再继续静悄悄,面子上显然过意不去。于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以铁的决心、铁的手段、铁的纪律坚决打击”……官方表态中,这些令我们耳熟能详的词句总是要有的。而南宁新闻网13日的一篇报道中气势恢宏地用了“九个坚决”,称广西掀起打击传销的“高潮”;至于来宾官方,则在曝光后“连夜召开会议”、“连夜抓捕了41名传销人员”。
服了春药的权力,总是很容易来高潮的。不过,权力的高潮有两种,其一是主动高潮,这往往是长期高潮不退,兴趣盎然;其二是被动高潮,需要外物的刺激,比如打击传销这事。事实上,来宾对传销“被高潮”并非首次。2008年《南方周末》一篇题为《传销“三城记”》的报道中所呈现出来的来宾,是在全国打击传销风暴过后的“一座死城”:“数以万计的传销者正在从这个城市撤离”,街上空空荡荡,满是垃圾和杂物。而今,“死城”复活,官府门前,传销如火如荼,好一片承平景象。这表明,当年所谓的规模浩大的“飓风行动”,终究只是一场风暴而已,这或许是一切“运动式执法”的宿命罢?
传销在中国肆虐十余年,有多少人被卷入其中?这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十多年来,传销活动不但屡禁不止,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反传销人士称,在中国内地,除了西藏,传销已经渗透到了其他所有省份。传销之所以长盛不衰,固然有人性、社会等因素,比如贫穷的压力导致拜金主义盛行;巨大的就业压力为传销提供了发展空间;很多人愚昧无知让传销头目有机可乘等等。但现今中国传销活动如此猖獗,显然很难再用社会心理学来解释,而只能说明宣教功能尤其是法治手段已经失灵。而这,正是地方政府不作为甚至包庇纵容的结果。
原因不难理解。在当前唯GDP是瞻的发展思维指导下,传销人员的大量涌入,无疑给像来宾这种经济不发达城市注入了兴奋剂,带来了第三产业的繁荣景象:小城的消费指数呈直线上升,有数字显示,传销组织一年在来宾的消费至少在六千多万元;各种商机也应运而生——简单的木板床生意火爆,房地产水涨船高,当地电信部门推出专门针对外地人的网内套餐,而银行则有大量资金流入。当然,还有罚款、雁过拔毛等诸多好处。有消息说,一个A级别的人被抓进去,三五万就能弄出来。可见,“打击传销”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对于当地政府来说,传销组织无异于财神爷。正因如此,地方政府对传销的态度也就极为暧昧。而传销者则心领神会地利用官方这种态度,不仅政府广场沦为传销场所,而且当地一些具有官方色彩的物体,被传销者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比如公园里的一座烈士纪念碑,暗指“政府对于资本运作是侧面扶持,正面压缩,低调宣传,暗箱操作。”而市政府前被修剪过的树木暗指“资本运作”的五级三进制,至于市政府前的水池则寓意这个行业清澈见底……显然,这些牵强附会的说辞,不过是传销者意图通过涂抹官方色彩,给所谓的“资本运作”披上合法的外衣。
正是有着官方这面大旗的映衬,一些新来者更加坚定了从业信心。有的传销参与者如是称,“公安局就在咱们旁边,可能让咱们干坏事吗?难道这些人都脑子有毛病吗?”这让人一声悲叹。这些执迷不悟者不知道,有毛病的是他们自身,而非当地政府。其“病根”在于他们竟还相信地方权力廉洁、公正,所谓的“为人民服务”。这可是“为人民币服务”的权力之幸呵!从这个意义上说,被洗脑者的施加者,与其说是传销团伙,不如说变异的权力。
作为一种“经济邪教”,传销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对这种罪恶行为包庇纵容的权力。来宾的传销生态,见证着地方行政伦理和权力品质的变异,充分暴露出权力自利和邪恶的一面。我们知道,传销在整个过程中,人被异化为“产品”,而没有创造出新的财富,只不过是将原有资本再次分配而已。而在这场对他人财富的掠夺中,地方权力充当了极不光彩的重要角色。权力和资本掠夺的不仅仅是财物,更大的伤害是人的精神层面,比如亲朋疏离、兄弟反目、妻离子散等等,这是更为深重的恶。显然,若要审判传销,站在被告席上的还应有失职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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