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当代最伟大的国际政治学家、已故世哈佛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有个非常深刻的论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衣似蓝文明圈不再有中心大国，这使得他们在目前的大国政治框架内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近日毙命的乌萨马·本·拉登（题头图：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藏身处自拍录像）为代表的当代恐怖主义，也可从这一角度去观察。
没有中心大国所带来的弱势地位的最明显例子，是以色列的建国。如果巴勒斯坦仍为奥斯曼帝国一个行省，美英苏等国当然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至多是奥斯曼帝国批准设立犹太人自治区。被以色列建国所激发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从此一直成为世界的火药桶。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第一波是埃及青年军官运动和伊拉克、叙利亚的复兴社会党所代表的泛阿拉伯思潮。他们在本国夺取政权后，先后试图建立各种联盟，统一阿拉伯世界，形成新的中心大国。埃及和叙利亚曾建立联邦，利比亚也曾经试图与埃及建立联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尝试都无疾而终。而且，对以色列的战争失败后，这些世俗国家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使他们陷入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内部矛盾，无暇外顾。
阿拉伯世俗国家的军人独裁政权，在国内有两方面的反对派。一方面是中产阶级自由派希望改革的步伐快一些，公民的民主权利多一些；另一方面是宗教极端势力强烈抵制日货各项现代化改革。比如，极端势力特别痛恨西方国家男女关系的“随意”，所以他们激烈反对公立学校像西方国家那样男女生同校。有的国家，如九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军人政权与极端分子血腥内战。还有的国家，如利比亚，年轻统治者没有经验，将敢讲话的知识分子都抓了起来。清理了在舆论上可以制衡极端势力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反而给极端势力更大活动空间，然后利比亚就被迫成为打击极端分子最卖力的阿拉伯国家。卡扎菲这几天还在提醒美国：对本·拉登发出全球追捕令的第一个国家正是利比亚。
世俗军人政权至少还是向前看的，他们从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里寻找灵感。极端分子则是向后看的，他们对现代化压力的回答是回归宗教传统，而且是按原教旨主义的理解。极端势力试图重建一个中心大国大哈里发（Caliphate 教权合众国），他们或许可算作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第二波。
本·拉登大概一直不喜欢美国，但他开始策划暴力攻击美国，是在１９９１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前一年８月，萨达姆·侯赛因突然袭击，伊拉克占领了科威特。萨达姆是世俗军人政权，原是本·拉登之流的死对头。本·拉登向沙特王室建议：他可以召集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各国老兵，组成部队，防备伊拉克入侵。但沙特王室宁愿请美国提供安全保证。本·拉登虽然不站在萨达姆一边，海湾战争却为他提供了另一种教训。
就算本·拉登推翻了沙特王室，建立一个教权政府，辖下也不过两千两百万人，领土尚未囊括阿拉伯半岛。如果他要重复七世纪阿拉伯崛起的历史，向东扩张，统一整个阿拉伯半岛，他就要越过阿曼、阿联酋等海湾诸国的边界。而这些小国，全都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证。海湾战争表明，沙特大概不是伊拉克对手，但伊拉克更不是美国对手。联军阵亡仅四百人；双方都没有公布伊拉克死伤数字，一般估计阵亡三万余人。战争打得如此一边倒，如果美国卷入阿拉伯国家“内部”冲突，武力怎能统一阿拉伯世界？
在美国具体负责９·１１恐怖袭击、并驾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北楼的穆罕默德·艾塔，就是在海湾战争之后，觉得太绝望太屈辱，从而转向恐怖主义的。
而在美国看来，驱逐伊拉克军队，帮助科威特复国，这是保证国际公认的疆界不可侵犯。而这条准则，是全球和平的基础。联合国安理会的基本职责，就是维护这条准则。
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理想值得尊重；如何实现，却只能走尊重国际现存秩序的道路。抗日战争甫胜利，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对中国的前途，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这三大口号，大概也是阿拉伯民族的上优选择。今年的“阿拉伯之春”，或许会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第三波。美国缴获的文件表明，本·拉登临死前夕，还向潜伏在阿拉伯各国的“基地”人员发指示，责令他们不要投入当地的运动，而要把力量继续用于攻击美国。看来，本·拉登真正担忧的，正是“阿拉伯之春”效法欧盟，走上和平、民主的团结之路。
（本文已于５月１２日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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