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媒体人及时事评论员长平 1月 27 日下午被要求完全辞去南方报系之工作，近段时间以来，除长平外，此前还有《成都商报》劝退殷玉生、开除龙灿，《时代周报》劝退彭晓云未遂而让其停职，等等，而让笔者最为震惊的，莫过于《南方都市报》分管评论的李文凯的调离，由于李文凯主要从事编辑工作，自己并没有太多写作，外界对其所知不多，然而，评论界人士都知道，南方都市报的评论能够独树一帜，李文凯是事实上的核心和灵魂人物。李文凯被掉离表明，针对长平的举动，很可能只是整肃南方报系的步骤中的一环，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一环。
长平的发表平台主要是国内平面媒体，一度在《金融时报》网络版有专栏，其文章具有鲜明的自由化色彩，但很难称得上出格，即使那篇引起渲染大波的针对314拉萨事件的评论，除了不合时宜和不归正统之外，也没有什么足以上纲上线的地方。在我看来，两年来，针对长平的持续攻击，与其说是因为长平的某些具体言论惹怒了他们，不如说与司马南针对《南方周末》512震后系列评论的持续攻击一样，都是一个更大企图的一部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攻击的目的是通过如此罗织拼凑，得出“南方报系”内存在着一个追求普世价值的团伙的结论，进而为整肃南方报业的舆论导向创造条件。
所谓南方报系，窄义上应指南方报业集团，虽为党报集团，却成长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旗下的《南方周末》有着追求政治改革的自由化倾向，新兴的《南方都市报》则明显地面向广东地区的新兴社会阶层，反映其利益和需求，此外，旗下的其他一些媒体如《21世纪经济报道》和《南方人物周刊》等，也有着类似精神上的共性；广义上的南方报系，则包括近年来南方报业集团扩张的成果，如北京的《新京报》和云南的《信息时报》等合作兴办的媒体，因为是合作办报，这些报纸在理念上当然与南方报业集团的其他媒体近似。或许，还存在更抽象意义上的”南方报系”，由于南方报业集团的成功，曾供职于南方报业的人士成为了各类新办媒体的挖角首选，出身南方报业的媒体人广泛分布于各类新兴媒体和网络媒体之中，与此同时，也将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带到了各处。
很难精确地定义出南方报系媒体及媒体人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上的共同之处，但大致而言，应包含以下内容：认同市场经济、全球化、法治社会，承认个人权利和普世价值，以及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总结而言，则主要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倡导政治体制改革，一是要求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权利诉求。
应该说，这样的陈述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不仅没有超出中共官方表述，更不用说触犯红线了，甚至，这些内容都曾经在一定时间段内，为中共官方所倡导，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和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诉求，甚至是有利于现体制的。客观地说，南方报业集团本身也是体制的一部分，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和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维护现行体制的目的，试图让体制通过回应新的诉求而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方报业的这种倾向却日益成为了体制的异己力量。邓小平路线始终强调两个基本点，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政治变化，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大多被体制系统地输送给了各类既得利益者，这就造就了既得利益和体制的共生关系，由此产生了一种保守化的思潮，发展为一种维护既得利益体制的论述，其目的在于维持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手段则是拒绝体制作出任何实质性变化。
这种论述的一种形式是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成功证明了现体制的合理性，证明了现行政治体制并没有落后而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此，并不需要作出体制的重大变革，当然也无需在利益格局和权利现状上做出让步。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论述也构成了当前维稳体制的核心，也就是对任何实质性变化的拒绝。
然而，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兴社会阶层，有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和权利诉求，要求改变既得利益格局、以及支持这一格局的既有体制。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也使得新兴社会阶层拥有了一定的资源和手段来对现有体制提出挑战，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维权和抗争行为，也表现为网络和媒体里越来越强劲的利益和权利诉求。这一挑战尽管尚不足以撼动体制，但毋庸置疑是一种越来越强劲的势头。
于是，南方报业对改革的持续倡导就越来越被看作是维稳体制的异己力量，看作是新兴社会阶层对现行体制挑战的一部分，从而必须加以压制。在顽固拒绝一切重大变化的维稳体制面前，作为体制一部分的南方报业，必须回到拥抱现有利益格局和支持现行维稳现体制的道路上来，而为此，就必须对南方报业加以适当的整肃。
因此，对南方报系的攻击来自于现行的政治路线，一种以维稳为名，实际上捍卫既得利益格局，拒绝作出任何实质性变化的政治路线，从这个角度，长平被辞职和李文凯的调离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心理事件，预示着即使是体制内的改革话语也不见容于维稳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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