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中）

作者：《思想》 | 评论(1) | 标签:思想, 王超华, 两场革命, 佩里安德森, 改革

文/王超华

二、改革中的「亮剑」与「摸着石头过河」

如上所述，安德森将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三十多年经验，作为中国1980年代改革的对照，被合并在讨论「变异」的第二章。同时，作者又在第三章集中讨论中国在1989年「六四」镇压前后的转变。这个结构的动因之一在于，他将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从此脱离「社会主义」方向，拥抱并汇入世界资本主义主流(3：2，开头)。可是这个架构也使他的叙述出现前后重复甚至矛盾的地方，例如中国1980年代改革中的价格双轨制，以及面对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理论空白，同时出现在第二、第三章里，却得到作者相反的评判(2：3；3：1) 。不过，仔细分辨可以发现，第三章第二节虽然简短，对中国1990年代改革进程的主要特征却表达了有节制的负面判断，而且同样有节制的评判也出现在作为总结的第四章中，与篇幅最长的第二章在比较1980年代的苏中时，一边倒地贬损苏联肯定中国形成新的平衡。这种节制也显示，作者决定继续观察中共发展趋势时，对这个仍顶着革命政党头衔的统治集团仍保有善意期望。

将这几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在近年来众多关于中国崛起的论述中，安德森对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有他特定的观察角度和分析上的侧重。与分析两国革命经验时类似，安德森在第二章里注意到各种不同力量。他认为，在中国改革初期的成功经验当中，下面几项历史因素和政策方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政府必须承受的工业更新和全国调整等负担相对苏联来说规模很小；农村积极性很高；国际环境敌对程度低；民族问题相对轻微(以上四项见2：3)；中共元老一代的政治性格坚定果断(2：4)；中华民族自信心强烈(2：5)；党在路线和程序上的改革(2：6)；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工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高企的乡村储蓄和海外华人资本带来的投资优势；以及各省相对自治的经济和省际竞争。(以上五项见2：7)

逐一讨论这十几项内容既重复繁琐也没有必要。简要而言，前四项是历史条件，后五项是改革初期的政策方向和实际效果，中间三小节基本都是在讲中共元老的政治性格及其相对于改革的决定性作用。但过于强调领导人性格和前瞻性，也会造成对史实的误读。具体到苏中两国1980年代的情况，笔者以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强调了中共元老性格上的决断，一是低估了中国工业改革中的混乱。另一方面，第二、三、四章里分析中国经济时特别关注就业状况和农村人口，是西方观察者比较少见的角度，值得注意。以下分别就这几个问题略做辨析。

1、安德森并不回避他的一个中心观点——领导人的政治性格是决定国家走向的最重要的历史偶然性因素之一(如2：2，「当姗姗来迟的改革时刻终于降临时，苏联僵化的体制中最大的赤字并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方面」，而且这主要是表现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又如2：4，「在改革的开端，中俄两国所有差异中最具有决定性的，恐怕还是在其政治领导的性格」)。这不妨说是很有洞见的观点，也令人回想起在中国大陆曾经非常流行的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当他用这个因素解释1989年的六四镇压，认为这是「一种能量碰上了另一种」(3：1，结尾)的时候，无论何种立场的读者都不能不怀疑这种「亮剑」式表面平衡的分析。

问题在于，安德森将中共老一代革命将领的性格特征归诸「来自一个更古老的、同时也受到外来压迫更大的威胁的文化那最深邃的资源之中」(2：5，结尾)，措辞几乎近于某种神秘的「文化原教旨」，表现得完全没有能力理解鲁迅关于中国文化兼具自大与自卑的批判。可是中共元老在1989年表现出来的强悍，并不是向来如此的不变特性。安德森赞赏中共在1980年代初期，邀请四千名干部学者参与对文革的检讨(2：6)。很显然，元老们那时在党内党外的行事风格既开放又大度，并非以强悍为标志。毕竟，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复出，需要克服政治障碍，当时元老们在改变方向时必须随时积累同僚和民众的支持，以作为结束文革、进行改革开放的依托和后盾 。其实，从苏中比较的角度来观察中共元老那时的表现，安德森文章的一个脚注，意味颇为深长(2：1，注4)。斯大林治下灾难性的合作化和大清洗，在他本人1953年去世之前就已告一段落，而他因战胜纳粹和支持战后新起社会主义国家而来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赫鲁晓夫作为继承者，没有多少余地探索新的方向。与此相反，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都是因同僚在他生前死后极力反对而骤然中止，从而两度形成必须由这些同僚来收拾残局的场面，并因此提供了开创新局面的势头。

为什么1980年代末期，中共元老特别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日趋强硬？经济方面，主要是因为改革初期成效明显而增强了自信心，次要是因为1988年通货膨胀引起危机意识的警惕。政治方面，则是因为意识型态立场日益架空，底线从多面向的社会价值转化为单纯经济指标的「小康社会」。没有了思想上的原则立场可坚守，政治上的策略灵活性和宽容风度也就无从谈起。掌控的考虑越来越胶着在中共政权是否受到威胁，所以才会有胡耀邦1987年的下台和其他政治批判运动，直至1989年的六四镇压。

与元老们相对，安德森将赵紫阳视为中共内部类似于戈尔巴乔夫那样立场软弱、膜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相信赵在1989年的表现造成党内分裂，引致元老们更坚定镇压的决心。为了认定1980年代的邓小平与赵紫阳不同，仍然代表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安德森还两次引用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的谈话(2：4，结尾；3：2，开头)，藉以说明中共对国际形势和改革开放必要性的认识，并作为邓小平曾明确区分社会主义改革和资本主义改革的证据。事实上，这次谈话是在大军压城、六四镇压即将发生，中共元老早已确认抛弃赵紫阳，而且江泽民已经应召进京并与邓小平面谈之后发生的。 这种引用相当于说，六四镇压是中共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得不走的一步。

可是与此同时，安德森自己也意识到，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并不能提供一幅清晰的图景，可以让他把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与资本主义自由化导向的改革描绘得黑白分明、尖锐对立(3：1，中间；参见上文注8)。邓小平早在1960年代就以其「猫论」闻名，并非只是到了1992年南巡讲话时才改变。而且，邓在1978年就曾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不过那时他还把这个提法谨慎地限定在「按劳分配」的范围内 。1989年天安门抗议带来的党内分裂并不是以经济原则的立场来划分，双方当时的根本分歧在于，人民有没有权利挑战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为曾经闯过枪林弹雨的第一代革命老将，中共元老在面临政治险境时不惮于对人民动武，确实可以说是一种强悍的政治性格，只是这种性格已经与社会主义革命原初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平等的理想，没有甚么必然联系了。

2、强调中共元老的强势性格还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改革非常有前瞻性，而戈尔巴乔夫启动的苏联改革则是一盘混乱。但如果暂时不考虑农业，只讨论工业改革的内在逻辑，则无论多么有魄力，也没有任何政治家能够从长期稳固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顺利导引出有生机的市场经济板块，而不引起大震动。这是因为计划经济下的工业经济，全面统筹投资、原材料、生产过程、产品调拨、劳动就业、利润分配、社会文化服务等各项生产要素以及全社会的分工配合，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苏中两国在工业改革时，都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而且都无可避免地经历了长期无解的阵痛。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只是如同安德森已经注意到的，改革前的工业化程度仍然很低，70%以上劳动力仍集中在农业部门，农村改革先行一步的成功，保证了国有银行较高的资金储备，再加上持续吸引外资，「使得进一步的工业成长得以在计划外发展」(2：7，中间)。

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体前后的经济政策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其他可能，但当时采纳「休克疗法」确实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因为苏联经济的计划体制已经运行超过半个世纪，盘根错节地深深嵌入社会活动的每一个关节，农业生产也完全被包容进去，没有中国农村可以提供的那种回转空间，一旦改革政策引起经济危机，可资利用的政策杠杆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中国转型的成功，也常常使人们忘记这个转型并不是从计划体制内部生发出来。工业改革引发的问题，在两国其实是类似的。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抛出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的举措，却仍旧收效甚微」，那中国1979年开始推行的政企分家、利改税、价格双轨制等改革措施，同样收效甚微。在十多年时间里，工业改革中计划内部分仍依赖国家注资，造成持续呆账和政府长期的财政赤字困境。而且虽然中共始终没有失去有效权力，它却遭遇了和苏共一样的问题：一旦价格双轨制创造出便利和空间，「企业经营者便不再按照指定价格向国家提交产品，转而将产品出售给随便甚么人，以换取随便甚么好处」。如果说苏联的「混乱状况在跨加盟共和国的贸易之中尤为严重」(2：2，中间)，中国的类似情形当时主要发生在跨省贸易中，特别是能源和重工业的原料及产品贸易。

在转轨政策的动机与效果方面，苏中两国确有不同，而且这个不同也确实和苏联政改优先而中国经改优先有关系，但却不是说前者避重就轻而后者有魄力。而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要落在何处。政改优先的苏联，虽然遇到各种经济困难，在公民已有的权益和福利上仍然没有做减法。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独立出去的各个国家还是保留了解体之前建立的医疗与教育等社会福利制度。

而经改优先的中国，工业改革的思路始终是如何减少国家负担，实践中则不断削减政府对社会和劳工的道义承诺。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危机之前，中央政府已经在起草破产法，并着手研议劳动合同法和住房改革。那时邓小平和赵紫阳合作愉快，赵还接替了胡耀邦的总书记位置。1988年后面对工业和城市改革中的困难，舆论上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一直盛行指责国营企业大锅饭、效率低。推行打破就业「铁饭碗」的合同制，在1990年代达到高峰，不但与国企私有化政策并行，而且也成为国有控股企业雇用劳工时的基本形式(只有干部和公务员仍享有包括退休待遇的稳定就业保障)。大批城市人口失去就业保障的时候，国家还根本没有开始规划社会保险网络。在30多年时间里，至少整整一代工人被工业改革进程牺牲，完全不亚于一次「休克疗法」。

3、安德森在讨论乡镇企业的兴盛时期和今日中国的私有经济成分时，都引用了就业数据(2：7，中间；3：2，中间)，用以表示对前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批评。而且这个批评是在和国有企业对比下做出的：「巨无霸式的国有企业囊括了全国工业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记录了更高的利润率，并占据着全部国有企业资产的四分之三」，可是到2004年为止提供的劳动就业却只有私有经济就业的一半左右。实际上如上文所述，国有企业就业方式也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转为合同制为主，其中的就业数字本身并不能充分显示劳动的真实处境。过去20年里，不少自诩为左派立场的论述，都强调国有企业决定着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基本上都是以企业经济总量作为论据，似乎只要是「国有」，就必然代表中国革命的正面遗产，代表中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安德森认为，当代中国是典型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制度与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而出现的一种新变体(4：2，中间)，可以想象，这个判断中包含了左翼关注就业实质情形的传统立场 。

4、安德森非常关注农村和农民在中国革命与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上，他认为中共藉土地改革实现的农村社会动员，不但帮助中共战胜了国民党，而且无论后来发生过甚么灾难，都保证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1：2，后半；1：4，中间；2：3，中间)。经济上，改革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最有成效也最值得肯定的成就(2：7，开头、中间)。但是，到了1990年代后期，中共以粗暴严厉的革命传统压榨农村，乡镇企业被私有化，大批农民被迫抛荒土地外出务工(3：2，中间；4：1，后半)。他同时注意到，改革初期，农民将增加的收入大部分储蓄起来，支持了国家银行系统在工业改革困境中的财政(2：7，中间)。在这个相对全面的分析里，也许还有三点值得适当修正补充。

首先，既然乡镇企业这样成功，为什么会被纷纷放弃，这完全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型态主导的结果吗？从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讨论可以看出，乡镇企业的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整体命运在1990年代中后期急遽下滑。1994年实行财政分灶(分税制)改革，将市场管理、自负盈亏的「承包」观念引进基层政府的行政，但却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监督和透明度。结果，政府规模膨胀，税费层出不穷，农民负担加重，而种子、化肥、电力等农业生产资源却不断涨价，务农成为完全赔本的付出，直接影响到乡镇企业。另一方面，由于鼓励乡镇企业的政策是此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鼓励人民公社社办企业的延续，而鼓励社办企业的主要思路是要实现地方自给自足，从而导致中共(包括其元老)在改革时期将乡镇企业仅仅视为改善农村条件的权宜之计，不认为这是改革中具有方向性意义的重大事物。结果，一旦发生乡镇企业与城市里的国有企业争利的潜在威胁，政府很轻易就会选择弃农保城的政策路径。李昌平用生动的实例说明，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国家还通过政策保护国有企业，整死了一批乡镇企业」 。也就是说，乡镇企业是在分税制和国有企业的共同压力下，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之后，才不得不面对私有化话语占上风的状况，造成大批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转手给个体。

其次，农村地区1990年代中后期的困境延续将近十年，到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才得到缓解。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困窘与城市地区大规模私有化同时发生，不但工业企业抓大放小、关停并转，教育和医疗推行「产业化」，国有土地拍卖也是在这一时期打开大门。这些方针政策实施的时候，1994年分税制改革已经有效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收入，同时，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削减了海外来华投资与中国出口贸易，中国正经历连续五年(1997-2001)内需严重不足的通货紧缩。如果保护发展农村经济，本来完全有可能扎实地提高国内消费能力，也为长远发展打下比较好的基础。可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方向却是加速社会功能商品化，提高农业成本，降低农村发展空间，将危机压力转嫁给基数庞大的农村人口。结果，在严重瓦解农村社会纽带的同时，也为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出口飙升及时提供了大批劳动后备军。中国高度仰赖出口的经济，必须要和既没有城市居民身份又不被当作正式工人阶级的「农民工」现象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不妨说，政府和资本的连手剥削，创造出了世界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超短时间内、将数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劳力出售者的资本主义奇迹 。

最后，这些经历显示出，过去30年里，透过中央财政和外来投资两条渠道，资本主导了中国在经济生产、社会功能和劳动力等诸方面全方位的高度商品化。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角度看，作为商品的劳动，在当代中国极端缺乏博弈地位和博弈能力，与劳动者的人的属性高度剥离。但是这种状况并不是资本独力造成，而是资本与政府合作，在「国家」和「民族」等一系列没有民众政治参与基础的集体主义名义下，通过国家机器(其中包括以资本再生为中心的中央财政)的强力作用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共之所以还不愿放弃社会主义的言说，并不仅仅是因为在消极意义上要应对民众心目中仍然存有的社会主义观念(4：2，开头)。更重要的是，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以国家强势主导的传统，在积极意义上，有利于今日的统治集团维护并巩固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秩序及其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