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 0809 从费曼到“7.23”

费曼在听证会上当场演示o-环密封圈低温下丧失韧性导致泄漏的实验

从费曼到“7.23”

萧瀚

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生爆炸事故，震惊世界。随后，联邦政府和NASA决定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组成了以国务卿罗杰斯为首的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被物理学界公认为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受邀参与了委员会，从而成为该委员会中唯一一位没有行政职务的科学家。

正如任何政府行为都可能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罗杰斯委员会也不例外，费曼参加委员会工作之后，在最初的几天里，他觉得只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无非又是一套官僚制之下的文牍主义，不断地收到各种卷帙浩繁却毫无实质内容的文字资料，不断地听取各级官员汇报工作的废话。

然而，费曼就是费曼，他不是官僚，他也不是一个由得外界肆意干涉科学工作的科学家。早在费曼决定参与委员会之前，他太太温妮丝就说过，在12人委员会里，他会成为一个独立的调查组，而这将使得事故的真相可能得到揭示。于是，费曼一如既往地开始了独立调查，像往常一样，他开始往返于各州之间，与一切相关的火箭工程师、航天飞机工程师进行专业对话，在他严谨负责然而谦逊坦率的专业精神、真诚和热情打动下，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协助他完成这次调查。也正如其往常发现重要物理思想的做法——在一次听证会上，费曼仅仅以一杯冰水和一个防泄漏材料O-环密封圈，当众解释了O-环密封圈因低温而丧失韧性而导致燃料泄漏，从而发生了航天飞机爆炸事故。

费曼在调查过程中不但发现了航天飞机爆炸的物理原因，还揭示了爆炸事故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官僚制下的不负责任才是事故真正的原因。在航天飞机起飞的前一晚，O-环密封圈生产商摩腾公司的工程师就已经致电提醒NASA，“如果气温降到12°C以下，飞行计划就该取消。”但NASA却坚持要起飞（理由是以前气温高于12°C时，泄漏现象并未导致灾难），却不顾飞行当天的气温低至－4°C，航天飞机周围的气温甚至有低于－14°C的。可以很肯定地说，正是这种侥幸心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导致了爆炸事故。

费曼在调查过程中，会随时将最新情况报告给委员会，他满以为委员会成员中的其他十一位委员，也都在第一时间就了解他的调查进度，然而，他后来才发现这些报告基本上都因管理上的拖沓和漠视而没有到达该看报告的人手中。更为神奇的是，费曼说他的每份报告都写了23次——仅仅因为报告内容不是被遗漏就是被乱删改。

向委员会提交了完整的调查报告之后，费曼又与罗杰斯发生了新的冲突，先是在委员会要求将费曼独立报告作为主报告一部分时，罗杰斯断然拒绝，最后妥协的结果是作为附件（它会推迟几个月发布）出现，随后，即使作为附件，罗杰斯也让秘书科尔对报告大删大改，同时还由于主报告的十条建议里的第十条是对NASA歌功颂德的内容，费曼极为反感，坚决抵制，这两件事导致费曼差点拒绝签字，并且威胁要撤回报告而自主发表。

官僚主义作风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在费曼不知情的情况下，给费曼安排了价格为每天90美元的宾馆，而报销的额度是75美元——费曼为委员会无偿工作之后还得自己支付每天15美元的额外费用，费曼原打算与他们死磕，后来考虑到委员会的难堪而自行承担。

上述事实来自费曼自行撰写的《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原因》一文，正如费曼的妹妹在回答外界关于《别闹了，费曼先生》一书中的费曼故事是否真实时说的：“我哥哥从来不撒谎。”即使按照费曼自己的怀疑精神“没有任何疑点的事，不可能会是事实”，这篇报告内容的可信度迄今也并未遭到根本性撼动与质疑。

也许读过费曼的调查过程回顾，才能理解为什么费曼在《别闹了，费曼先生》一书中的结语：

“因此我只有一个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自由自在地坚持我提到过的品德；而且不会由于要维持你在组织里的地位，或是迫于经济压力，而丧失你的品德。我诚心祝福，你们能够获得这样的自由。”

费曼在此提到的品德，是指他前文提到的：

“第一条守则，是不能欺骗自己——而你却是最容易被自己骗倒的人，因此必须格外小心。当你能做到不骗自己之后，你很容易也能做到不欺骗其他科学家的地步了。在那以后，你就只需要遵守像传统所说的诚实方式就可以了。”

接着，费曼特别强调：“当你以科学家的身份讲话时，千万不要欺骗大众。”这是“很特别、与众不同、不单只是不欺骗别人，而且还尽其所能说明你可能是错了的品德，这是你作为科学家所应有的品德；这是我们作为科学家，对其他科学家以及对非科学家，都要负起的责任。”

铺垫了2000字之后，接下来要谈的是此次“7.23”事件。

“7.23”动车追尾事故现已有大量报道，除了涉及救难，同样举世瞩目的就是调查事故原因。目前，国务院已经成立了“‘７·２３’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事故调查组”，其中专家组成员共有八名：

周孝信（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王梦恕（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隧道及地下工程试验研究中心主任）、郭 进（副组长，西南交大信息学院副院长，教授）、于永清（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陈维江(国家电网特高压部主任，教授)、唐 涛（北京交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纪嘉伦（北京交通大学原交通运输学院院长，教授）、李和平（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这八位专家组成员之一的副组长王梦恕在723事故发生后，没有任何根据地猜测“发生此类事故令人感到意外，司机失误可能是事故原因之一。”（财新网：《王梦恕院士称疲劳驾驶或为动车追尾原因之一》作者：崔筝，http://policy.caing.com/2011-07-24/100283076.html）他所谓的“意外”结合其更早的言论，当指动车在科学技术方面质量过硬，不会是技术原因导致惨剧。而当越来越多新闻调查表明，动车事故可能与技术故障有关时，王梦恕才一点点改口。

另外，媒体也早有报道，王梦恕除了院士和大学教授之外的身份外，还有一个身份是“国家铁路建设高级顾问”、“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应该说，这样的身份担任“7.23”调查组的副组长，基本上等于自己调查自己，自己做自己的法官，这种安排不但难以将事故真相调查清楚，甚至可能会成为真相调查的障碍。

7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全宝在新浪微博上报道说另一位调查组专家成员纪嘉伦（北京交通大学原交通运输学院院长，教授）在接到记者要求采访的电话后竟然声称：“如来采访我立即报警，高检都在这里。”（王全宝新浪微博http://weibo.com/1657070623）

到目前，尚未有其他六位专家言行的报道，但仅就王梦恕和纪嘉伦面对媒体的言论来看，他们恐怕很难指望得上。

在考察“7.23”调查组是否能客观中立地调查，以完成真相披露的使命，不仅要考虑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还需要考察不同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官僚主义所起的是制约还是推波助澜作用。

美国的政治制度，政府内部是最典型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结构，政府外部则是新闻言论出版自由保证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调查的过程中，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直接受命于总统里根，而NASA本身作为负责航天事业的政府机构，也受命于总统。这种情况下，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出现官僚主义作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三权分立的架构中，国会对委员会拥有质询的权力，如果没有费曼甩开罗杰斯到佛罗里达州独自调查的话，当罗杰斯出席国会听证会时就无法面对南卡罗莱娜州议员赫凌斯的质询：

“……这些委员会的通病就是它们获得的信息都是别人送的，他们总是不愿意深入调查背后的东西。最后记者和其他人只好自己再来调查或猜测，就像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调查肯尼迪被刺案呢！”

虽然罗杰斯在回答赫凌斯的质询时祭出费曼这根杀手锏，而此前恰恰是他命令费曼回到华盛顿，只是费曼没理他，继续自己的调查工作。而费曼对调查过程的回顾，也说明了即使有国会的权力制衡，调查委员会依然可能草率应对，不负责任。

相比美国，中国的政治制度安排，既没有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名义上各行其职，而实际上都被笼罩在党权之下，以行政权为主要掩体的党权几乎为所欲为；同时，政府之外，社会也没有新闻言论出版的自由，受制于政府权力的囚笼，无法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

中国这种制度是十分典型的官僚政治而非公民政治，即人民生活的方式、状态，几乎全部取决于官僚集团的喜好。权力不受限制的地方，官僚主义之恶将发挥到最极端的状态。

如此背景下，铁道部作为直接受命于国务院的铁道运输行政垄断企业，国务院的调查组既无来自人大的事实性权力制衡，也无社会性的外力制衡，要它能够避免官僚主义，避免徇私枉断，几乎是绝无可能的。且不论专家组成员的专业水准是否一定够格，即使假定他们的专业水准都能过关，但如果他们缺乏对科学和事实的忠诚，如何保证他们不做科学五毛？尤其是像王梦恕这样与铁道部存在着极其密切关系的人进入调查组，而且担任重要职务，如何保证他们对事实和真相负责？如何保证这些人不做干扰调查的事？如何保证他们不打压有良知的调查组其他成员？更进一步说，即使这八位专家组成员个个都有良知，他们如何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安排下，能够顶住来自公权力的压力按照科学的要求进行诚实地调查？甚至还可以继续深入质问：如果他们顶住了压力按照科学和事实本身调查，以官方不喜欢的方式向社会公众披露真相，他们自己的安危如何保证？有多少媒体敢于在动辄得咎、动辄禁令如雪片的险恶环境下协助他们披露？披露之后，他们将遭到怎样的待遇？

在费曼参与的挑战者号调查委员会中，正如费曼非常坦率指出的，他并不是孤胆英雄，在其受官僚主义掣肘的整个调查过程中，还有很多人或明或暗地帮助他，例如最先邀请他参与调查委员会的他的学生格雷姆，一直及时给他提供各种便利，委员会成员库提那将军暗示他应该调查防泄漏材料，即使是罗杰斯本人也在政治和科学的纠结中并未给费曼调查制造实质性障碍。而委员会成员对费曼的独立调查也都是真心支持的——即使他们本人可能未必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即使杰出如费曼，如果离开了小环境对他的支持，以及那么多基层工程师主动提供各种关键性证据，也无法挣脱官僚主义的桎梏而有所作为。而在中国这样官僚主义登峰造极之国，此次“7.23”的国务院调查组到底能产生何种结果，我想，如果不出意外，结果当不难想象；即使能够有简单的基本真相，其中大量的重要细节也是很难全面公开——甚至连内部调查都可能是语焉不详、一笔糊涂账。

我无法不绝望地认为，在雷区重重、禁令随到的恶劣环境下，再勇敢的新闻界也无法期待；而费曼的案例表明，即使在美国那样宪政制度完备、新闻自由充分的地方，如果缺乏对科学负责的勇敢的科学家，真相也不可能。那么，目前的“7.23”调查组，我们能期待啥？

2011年7月31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