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民选总统、民粹和利润最大化
（2011-08-28）
| 早报导读 |
● 叶鹏飞
得鱼忘筌
经历了总统选举的洗礼，相信国人都意识到，新总统不但要履行宪法上的职权，当务之急更须肩负起团结全民的重任。看似消散的5月大选硝烟，不但在8月死灰复燃，而且感觉上依旧浓烈。虽然有候选人的竞选主题偏离总统权限，直接侵犯了政府的执政权，但因为涉及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仍然获得不少选民的积极回应。
执政党想必也感觉到这个政治气氛，李显龙总理在总统选举期间多次公开的谈话，都强调全民团结，避免抗争性政治。他警告，如果政府和人民缺乏互信，新加坡在经济风暴前很有可能“翻船”。他表示，大选后的政治氛围，使得政府或许得在务实政策和民粹作风（populist）之间面对选择。
本次总统选举，的确是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举行，如坐过山车般起伏不定的欧美股市，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社会动荡，应该多少影响了国人的投票抉择。从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开始，因贫富差距太大所引发的政治海啸，席卷了大半个中东。但并非只有发展中国家才如此，连经济一向发达的以色列，从7月就连续几周爆发全国性示威浪潮，在8月6日更有高达3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物价高涨、社会不公。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以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为主力。
同一时期，即将在明年举办奥运会的英国伦敦，则发生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暴乱，且蔓延到其他城市，暴徒以失业及少数族群青年为主，他们焚烧汽车、建筑物并洗劫百货公司和商店。当局仅伦敦一地就部署了1万6000多名警察维持治安，共有近600个滋事者被捕。在此前的3月26日，伦敦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超过25万人涌上街头，抗议政府大幅度裁减公共服务的支出。
相对于英国政界感叹世风日下，谴责青年道德沦丧，知识界对于8月暴乱却有不同的解读。刚出版《资本之谜：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现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英国知识分子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教授撰文指出，暴乱的祸根恐怕更在于统治精英本身的贪婪。他说：“大规模巧取豪夺的政治经济学，近乎光天化日的抢劫，尤其是针对穷人、弱者、朴实的人，以及不被法律保护的人的抢劫，已经成为当下的秩序。”
哈维认为，撒切尔主义释放了资本主义的凶猛本能，“‘砍光烧光’（slash and burn）几乎成为每个地方的统治阶级的公开箴言。”他并非危言耸听。英国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s）自1980年代撒切尔执政以来便在上升，反映了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英国该年的基尼系数是36.0，为经合组织（OECD）中之“佼佼者”（法国32.7、德国28.3、注重社会福利的北欧国家均在25左右）；以色列的基尼系数更严重，高达39.2。
资本主义龙头老大的美国，基尼系数同样领先，当年就已经达到40.2。这种贫富差距，源于资本随全球化自由流窜，不断寻找更高的回报；工薪阶层面对“全球化”的高度正当性节节败退。这样的不公也表现在税制上，不义之甚，连美国超级巨富巴菲特都看不下去，于8月14日在《纽约时报》撰文，抱怨富人阶级缴税太少，税率比一般工薪阶级还低。针对权力集团为富人减税的借口，巴菲特直言：富人不是根据税率高低决定投资与否，而是投资能否赚钱。主张富人减税的共和党人群起而攻之，亲共和党媒体甚至指责巴菲特在挑起“阶级战争”。
作为开放经济体的新加坡，也面对全球化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profit maximisation）的压力。李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表示，他在5月选后与一群国际企业高管会面时，对方担心政府会因为屈从于“民粹”而使得“政治风险”变大。国人希望改善既有政策，减轻生活负担的政治压力确实存在，而且相当强烈；如果这被形容为民粹，外资也真有理由担心。英国和以色列的社会动荡，正是各地民众反抗资本全球化的缩影。按照巴菲特的逻辑，只要新加坡能继续提供稳定、安全、有效率的经商环境，资本不会因为“新加坡人优先”带来的人力成本提高而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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