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0日，星期日，南方报业集团值班的员工走进食堂时吓了一大跳：平常空空荡荡的餐厅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武警。这是中国「茉莉花革命」启动日。借北非突尼斯、埃及等地爆发民主运动之势，网络匿名发起者号召中国人上街聚会抗议，要求民主自由。发起者在中国多个城市指定了集会地点，「南方报业门口」是其中之一。发起者称，此后该活动将于每个星期日下午2时在各城市人流最多地点或是中心广场进行。
当日下午，在北京集会点王府井麦当劳店门前，出现上百位抗议者。比抗议者人数更多的是中外记者和中国警察。上千名警察围堵现场，抓捕了一些抗议者，驱散了人群。这是这场「革命」中最大的抗议现场。中国政府对一条网络资讯的大动干戈。在政治高压之下，南方报业门口等指定地点很少或者没有人聚集。但是，当局仍然布置了大批警力严阵以待，各地还展开了对人权律师和异议人士的大抓捕行动，上百人先后被拘捕。其中包括知名的律师滕彪、作家冉云飞、艺术家艾未未。
尽管这些人都不是「茉莉花革命」发起者，对发起者、发起过程也不知情，但大多遭受审讯、威胁和酷刑。有些人士还被长时间拘押。
当时我刚刚被要求离开工作了十年的南方报业集团。2008年，因为在FT中文网发表一篇讨论西藏问题的文章，引发一场关于普世价值激烈讨论。我先被调离《南都周刊》副总编，随后又被禁止发表文章，宣传部门仍不满意，2010年要求南方报业和我终止工作合同。
中国茉莉花革命爆发之时，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做访问学者。每个周末，我都回广州和家人团聚。3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消息说：你也在名单上，不要回来了。这让我左右为难。如果我不相信这个警告，周末照例回家，可能会遭遇拘捕、酷刑甚至牢狱之灾；如果我相信它，那么再也不能回家了，从此流亡在外吗？当时，我的女儿才一岁多，我难以接受不能陪伴她成长。
犹豫之际，法国文化部邀请我去巴黎出席活动。于是，那个周末我飞往巴黎，和中国作家余华、学者展江和于建嵘一起，参加了一场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会。大约正当我在巴黎的讨论会上发言时，中国警察去了我家。那个让我犹豫不决的警告得到了证实。来自法国文化部临时的邀请，让我躲过了这次拘捕。
没有发生的革命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场并没有真正发生的「中国茉莉花革命」，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那以后，至今十年，我再也没有回到中国。我在香港和同道创办了《阳光时务》时事周刊，深度报道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新闻。由于它的政治立场，一些同事被来自中国内地的警方约「喝茶」，甚至家人受到骚扰。出版人陈平遭到不明人士持棒袭击。
我作为该周刊的主编，在申请香港工作签证的过程中，遭到入境事务处一再刁难，拒绝批准。作为中国护照的持有人，我每次入境只能在香港逗留七日。为此，我每个周末都飞往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等地「度假」。几周之后，即便愿意继续付出如此昂贵的成本，我也被告知不能再回香港。
2011年7月，我接受伯尔基金会邀请，从柬埔寨飞往德国，以「伯尔小屋」访问作家身份在德国西部乡村避居一年。该项目结束之后，我继续留居德国。2012年秋天，中国警方通过中间人带话，声称发生了一场误会，希望我回去。被我拒绝之后，再次带话表示理解，希望能和他们在新加坡晤谈。我再次拒绝。
2021年2月20日，「中国茉莉花革命」发动10周年，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周锋锁、滕彪等人在新型社交媒体Clubhouse 上发起了纪念交流会。我在会上第一次公开谈论了自己的这一段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