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社会谣言则是指围绕社会的某个公共事务所产生的谣言。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物价上涨过快、贪污腐败案件增多、贫富分化差距大等社会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会迅速激化，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外，在我国，地震、洪水、传染性疾病等灾害、疫情时有发生。而在这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件发生时，社会谣言作为一种有害的伴生物常常迅速传播，对事态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容易引发群体性的非理性情绪与行为，不利于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如果任其发展，极有可能导致人心不稳、社会不安、国家动荡。因此，科学认识、准确把握近期我国社会谣言的传播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加强媒介的舆论引导，对于稳定民心，妥善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近期我国社会谣言的传播呈现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蛊惑性强，隐蔽性强，无意识传播和非理性传播等新特点，对社会的危害性进一步增强。
第一，微博成了谣言产生、扩散的重灾区，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2011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微博用户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11万快速增长到1.95亿，半年增幅高达208.9%，在网民中的使用率从13.8%提升到40.2%。微博受众的广泛性和传播的快速性，使之很容易成为虚假信息、不实言论传播平台，谣言在产生之后，往往借助微博的种种“围观”行为，获得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引发公众的误解和不满。
第二，篡改正规媒体的报道内容，蛊惑性大、隐蔽性强。为了增加可信度，某些人篡改正式媒体上的新闻，再粘贴到网上，误导受众，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七一前夕，有一个微博以极其初级的拼图手法发布了一副伪造的2011年6月25日《人民日报》的图片，甚至上面一张图片的右下角还有原上传者的微博ID，但评论中不乏信以为真者。
第三，谣言的无意识传播和非理性传播大行其道。以往的谣言包含的信息或多或少对传播者来说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甚至关乎人身安全。所以传谣者往往以相对审慎、严肃的态度对待谣言。而当今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不关心真伪的围观与跟风成了时髦。人们甚至以猎奇、娱乐的态度来制造或传播谣言，使得谣言的无意识传播和非理性传播大行其道。例如，4月下旬的某一天，安庆17岁的在校学生夏某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突发奇想，发布了“安庆地区变态杀人团伙割取器官暴尸街头”的帖子，目的只是为了引发别人的关注。又比如，6月11日晚，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发生一起民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民众聚众滋事事件后，陈某造谣孕妇小贩的丈夫被治安队员“活活打死”这一谣言，直接加剧了增城群体事件的恶性发展。
当前，社会谣言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有些是因为民众对某些问题的不了解，而有些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故意造谣，制造社会混乱，以达到其险恶的目的。
第一，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许多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人们很难为自己的未来制定准确的预期，在心理上和思想上难免会出现迷惘和浮躁，进而衍生出怀疑、猜忌、不满和攻击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往往是社会谣言产生的心理动因。同时，近年来，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加剧了民众生活的恐慌心理，也为谣言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瘦肉精火腿肠、染色馒头、硫磺生姜等食品安全事件，使百姓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大打折扣。此外，少数极端突发事件给人们的心理带来的创伤，也造成了社会心理的不安全感。
第二，科学知识的欠缺，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 历史上许多谣言的形成，都是基于迷信或对科学的无知。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科学知识的普及，这类谣言已经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如今更多的谣言则往往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利用普通群众科学知识有限、对科学盲目崇拜等心理来实现的。近些年来，伴随着一些破坏性较强的地震、冰雪灾害、旱灾等的发生，一些迷信的宿命论者将灾害的原因归结为日月食、太阳风暴、流星雨等正常天文现象。这些夸大其词的言论由国外传入国内，经网络、手机短信等渠道进一步放大，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有关专家认为，类似的以讹传讹、谣言四起，屡屡引发公众情绪集体失控的事件，是公众焦虑感和安全感缺失的集体释放，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缺失的一种表现，但根子还在于科学知识的缺失。2010年底，中国科协公布了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也就是说100个公民中，仅有不到4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比2005年的1.60%仅提高1.67个百分点。因此，人们在信息面前往往容易失去判断能力，听信谣言。
第三，社会信息管理的滞后，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机会。一是社会信息不够透明。社会信息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如果社会信息不能有效公开，民众势必会对事态的进程产生种种盲目性猜测，从而导致谣言产生。二是信息监管技术落后。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型信息传播方式不断出现，这给信息监管技术带来全新的挑战。目前，某些信息监管技术还比较落后，对一些新型信息传输领域的监管还不到位，致使有害信息得以传播，其中也包含谣言的传播。三是信息管理法律法规滞后。由于法律法规的滞后，许多新型传播行为的性质难以界定，对这些新型传播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往往也难以追究法律责任。在不能得到有效制裁和责任追究的情况下，谣言等有害信息传播的成本和风险大大降低，客观上助长了其滋生蔓延。四是信息应对能力不足。一方面不能及时组织有效信息对谣言予以反击，另一方面，反击谣言的形式、手段和方法陈旧单一，效果不好。这样不仅不能有效破解谣言，反而使权威部门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第四，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公信力的下降，使公众的不信任感增强。个别权力部门和贪腐官员的劣迹让人们产生了对政府、官办机构及官员的不信任感。例如，江苏响水化工园区2007年曾传言化工厂爆炸，当地政府当时曾在第一时间出面辟谣，而最终却被证实，当地政府由此失去公信力。因此，2011年2月10日凌晨2点，有人传言江苏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大和化工企业要发生爆炸，陈家港、双港等镇区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陆续产生恐慌情绪，并离家外出，引发多起车祸，有4人死亡、多人受伤。没有人在谣言传播的第一时间向政府报告，也没有人向政府有关部门求证。有记者曾问：“如果谣言再来一次，还会出现万人大逃亡吗？”当地官员言之凿凿地回答：“不会！”但不少村民却回答说：“还得跑，我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保命要紧。”响水事件反映出居民对化工企业安全生产缺乏信任、对政府也缺乏信任。此外，近十年来，从凡事听信专家观点，到对专家持普遍怀疑态度，专家的话也越来越丧失了公信力，这就更使人们对信息难辨真伪，谣言借机散布开来。
第五，国内一些媒体及少数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漠，助长了政治谣言的传播。近年来，少数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漠，通过短信、境内外非法出版物，传播和喜欢追逐诽谤中国高层的“秘闻”、“政治斗争史”；在酒宴和小圈子内传播小道消息和政治谣言，发表不利于团结统一的言论，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助长了政治谣言的散播。同时，某些小报、网络刊发、转载不实新闻，甚至制造谣言，恶化了社会空气。
第六，网络推手制造谣言，强化了谣言的扩散，挟持了网民的意见。在微博上传播重大信息、拥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并不是一般网友，而是意见领袖。近年来，一些网络推手在网络上散布谣言，许多网民难辨真假、信假为真，并发表一些非理性的意见和看法，致使网上舆论距离事实真相越来越远。谣言一旦形成规模，群体效应将会显现，即便有人发表质疑的言论，也可能很快被淹没。虚假信息被广泛炒作后，更会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催化剂”，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虽然许多传言事后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通过网络迅速传播，谣言仍然很快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蔓延开来。
第七，商业利益的驱动，是谣言滋生的经济动因。当前，谣言与经济活动的联系愈益密切，一些谣言的“制造者”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满足一己私利，不顾社会道德，甚至不惜触犯法律。例如，2011年3月下旬，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多次接受采访发表日化产品涨价言论，新闻媒体多次报道联合利华等品牌的日化产品将于4月份涨价，增强了消费者涨价预期，引发部分城市发生日化产品抢购。散布涨价信息前一周与后一周的市场销量相比，上海超市日化产品销量平均增长21.2倍,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
第八，西方敌对势力制造和利用各种谣言，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后，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别有用心的人，加紧了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步伐，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渠道，宣扬各种错误观点，制造和利用各种谣言，对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事件进行炒作，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2011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为题，在华盛顿发表讲话。她在演讲中公开点名中国、古巴等是“实行书报检查、限制网络自由、逮捕批评政府的博客人的国家”，再次呼吁允许公开和自由地使用互联网，并表示美国今年即将投资2500万美元，以撬动更多私人资本的方式，“开发技术工具，使‘压制性国家’的网上活跃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一般公众能够绕过网络检查”。与之相呼应，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互联网煽动非法集会，制造事端，挑起“街头政治”，目的是想把西亚、北非的乱局引向中国，搞乱中国。
谣言将伴随人类社会始终。打击谣言的始作俑者诚然可行，但政府完善辟谣机制，提高公信力，使谣言无处可传，无人可信，才是辟谣的理想方法和治本之策。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强化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加强对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的应用管理，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分裂破坏活动，不给任何敌对势力留下传播反动、有害信息的空隙和机会，稳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
首先，保障民生需求，维护群众利益。谣言十分可恨，但谣言往往并非恶性群体事件的深层主因，而只是它的导火索和助燃剂。一段时间以来，最活跃的谣言都出在群众意见比较大的方面，比如针对拆迁、城管，以及针对官员腐败等。基层政府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的公平正义，树立“民生之事大于天”的理念，切实加强以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加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领域的改革，更好地控制物价上涨问题，努力解决好民众广泛关注的就业难、看病贵、上学难、购房贵等社会热点问题，让百姓有幸福感和安全感。要主动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在推进发展过程中，始终注意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绝不能简单地以为了群众的长远利益为借口，损害群众的现实利益，绝不能随意地以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借口，损害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要主动推动信息公开，坚决不向老百姓隐瞒事实，让社会的信息需求通过合法渠道及时得到充分满足。
其次，提升政府公信力。谣言都具有攻击性，能否成功应对，直接取决于政府的公信力。防治谣言的根本是执政为民，各级政府应坦然回应来自民间的各种质疑，通过强调政府的公开、公正、公平，确立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即公信力。此外，还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法规建设，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阴暗的、偏颇的谣言在曝晒中烟消云散。在这一前提下，政府防治谣言的相关机制建设是基础。这些谣言防治机制有：一是信息、舆情的监测、分析机制，做到面对谣言能够及时发现、迅速处理；二是权威信息的准确、及时披露和发布机制，即建立健全一整套政府辟谣的科学程序，进一步提高政府应对谣言的能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政府公共微博的建立。无论是“抢盐”风潮的迅速平定还是治理联合利华涨价造谣的成功案例，都充分彰显了权威信息披露、发布机制在防治谣言中的重要作用；三是建立健全危机管理体制，并自觉将谣言防控机制纳入到既有的危机管理体制中。
第三，有效发挥微博时代“意见领袖”的作用。微博时代“意见领袖”是受高度关注的一群人，微博网络名人的“粉丝”或“听众”可以高达数十万、数百万，日益成为网络舆论的主力推手，在舆情事件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发布信息，其微博往往是舆论的源头；他们通过微博转发和评论，可以将某一事件迅速推至舆论高潮，甚至还可以设置议题，改变公共舆论走向。尤其是在真相难明，流言满天飞，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一些代表正确舆论方向的“意见领袖”，能起到辨明事实真相，遏止社会流言，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作用。因此，要加强与既有的“意见领袖”之间的沟通，同时，要培养认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见领袖，积极设置议题，利用这些意见领袖来引导网上舆论，强化主流言论，孤立非主流言论。
最后，提高民众的谣言免疫力。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噪音的干扰。传播的时间和路径越长，噪音的干扰也就越多，其原始信息失真也就越厉害。由于谣言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互联网和手机信息转发等方式，所以在传播的过程中有许多异质的信息接收者兼发送者。他们在收到信息以后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臆测，对该信息进行主观的“编辑和加工”，造成真实成分递减，信息的失真度不断加大。因此，要减少谣言的传播，降低谣言的危害性，必须设法提高民众的谣言免疫力，减少传播谣言的参与人数，增强他们对小道消息的批判能力和理性的分析能力，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从而切断谣言传播的途径。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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