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 ”历史认识“无非是日中关系的象征

许多人认为，“历史”和“台湾”是中日关系中的“最大问题”。我一直在心里“惦记”着这句话，并且有所“怀疑”。“惦记”的理由是，这两个问题对中日政治关系、经贸关系、军事关系、社会关系、相互认同、人际交往等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确实很深刻，也很重大。“怀疑”的理由是，在今天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实质性的共同利益也确实左右两国关系大的形势下，把“历史”和“台湾”这两个原则性的、敏感性的、复杂性的、历史性的、结构性的议题视为“最大问题”，我不得不认为缺乏战略眼光，缺乏务实精神。
     我先不谈台湾。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我作为日本人是没有资格谈的，否则违背“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在这里，我专门谈谈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定位。
    首先要弄清，我也曾表述过多次，今天我们谈的内容在严格意义上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历史认识问题”。关于前者，中日两国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已经达成了政治性、原则性的共识，也意味着一直纠缠两国的“历史问题”达到了“解决”，否则中国和日本是不可能邦交的。  
    当然，在实现邦交的过程中，双方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谈判，其中也包含主张和妥协，我就不展开讨论这些了。而今天两国公民“认真”讨论的则是“如何认识当年在中日之间发生的历史？”关键不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对历史的认识”。正是在这点原则上，两国公民之间必须达成共识。至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事实关系的解读，就让我们委托给“历史问题专家”吧。那不是咱们管得了的事。
    弄清“历史问题”与“历史认识问题”的原则性区别后，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它是中日关系的“象征”。
   历史认识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纠缠”着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小泉纯一郎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某些政治家和右翼分子不恰当的言论问题以及自卫队高官违背政府立场发表“个人”言论的问题等。对于这些有关“历史”的现象，中国政府和媒体不得不表示“关注”，给予批评。
   我认为，中方这样做是合理的，否则就违背当年周恩来前总理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逻辑了。实际上，直到今天为止，日本一部分人士对当年历史的不正当言行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的原则性批评，只会加剧两国大部分友好人士之间的感情鸿沟，这实在是一场悲剧。
   “感情鸿沟”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无论是政治家、商人、媒体、学者、文艺人还是留学生，所有人的言行都会被两国舆论的氛围所影响，不容忽视。“历史认识问题造成的感情鸿沟”很有可能影响经贸关系、高官对话、首脑外交、留学生生活、文化活动、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交流，其影响性质无疑是负面的，是恶性循环的。
    可见，历史认识问题对中日来说是一种“导火索”，是往往使得两国多方面的交流陷入停滞状态的“不安要素”。它象征着21世纪中日关系的复杂和脆弱。因一次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的突发事件，首脑外交被“停止”，在华日本留学生主办的文化节被无限延期，日本大企业的销售利润和企业形象明显受损；高官对话被滞后，国民感情恶化，媒体报道脱离客观中立……导致这么多后遗症的历史认识问题难道还不是象征性的吗？
    不过，理解历史认识问题多么具有象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弄清它本身不是一个带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它是随时随处都会浮出水面的，往往也是突发性的。它本身不是一个“问题”，而是造成问题的“导火索”，是充满着象征意义的不安因素。这是我对今天中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而非“历史问题”的理解。 
   大家怎么看？
本文刊登于《以谁为师？——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2009年6月，东方出版社，加藤嘉一著）第253-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