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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原创 在“大数据”分发中增加责任和约束力,是否会动摇这些平台的基础?或许这才是肖程皓事件中最深层次的困境,目前还没有看到有效的办法。‍

过去几天海南电视台遭遇了奇怪的麻烦。

CDT 档案卡
标题:主持人宣扬“日本地震报应论”涨粉800万,这“泼天流量”更令人不安
作者:张丰
发表日期:2024.1.8
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主题归类:民族主义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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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肖程皓其个人账号的直播中说出“日本地震是报应”这样的“不当言论”,对机构媒体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错误”。电视台作出对其“停职”的处罚,并不算太严厉,但是仍然遭遇粉丝的反弹。

主持人似乎还“因祸得福”,一夜涨粉几十万,粉丝总数超800万。很多粉丝留言,要求他出任海南台台长,还有人扬言要向上级举报台长,这让局面处在某种奇怪的僵持之中。

在世界新闻史上,这可能都是值得留下的一笔:当机构要处罚一个员工时,如何看待粉丝的反弹?机构还拥有对其职员的管理权限吗?

01 个人和机构:电视台有权处罚肖程皓吗?

第一个困境是电视台和自己的主持人,正处在一种新的关系中。肖程皓是在自己的个人账号上说出那番争议言论的,但其个人认证信息又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播”。

这是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台,在短视频和直播时代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肖程皓的“粉丝”,并不是海南台的“观众”,只有极少数人通过电视信号收看海南台的节目。

电视台作为传统媒体,收入和受众都在快速流失。电视台营收困难,我了解的四川卫视主持人,每个月只有几千块钱工资,在网上也不时有电视台发不起工资的新闻。电视台要转型做新媒体,自己开发APP,无法找到观众。

最终,电视台不得不和抖音、快手和微信视频号这样的视频平台合作。把自己的节目简单搬到新平台,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类似“混合所有制”的局面:电视台准许其主播、记者利用机构媒体的身份在平台上开设账号,自己搞直播。

电视台的打算是,如果主播个人能够在流量时代获得关注,电视台也多少能够分得一杯羹。有的电视台自己成立MCN机构,和主播们签约,代理他们的广告、带货等权益。有的电视台反应慢,但是主播成功后,仍然可以为所在机构引流。抖音这样的机构,对此当然乐见其成,电视台和主播的大量入驻,无论如何都提高了平台的公信力,淡化了平台“草根自媒体”的形象,给粉丝一种可靠的印象。

但是,这种新局面却为电视台带来一种管理难题,他们是否还完整拥有主播的“所有权”?相似的问题,在报社的记者、编辑利用机构身份办微信公众号时已经出现。如果个人的“自媒体”获得真正的成功,就会出现矛盾。当肖程皓的粉丝达到800万甚至突破一千万的时候,“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海南电视台,又能做出怎样的处罚呢?

电视台的苦涩在于,如果员工的自媒体不能成功,机构的收获就很有限;而一旦成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自己的掌控。

经济利益如何分配,还可能通过事先的合同进行约定,而这种“不当言论”造成的冲击,应该如何处罚,应该是双方都没有料到的。

02 主播和粉丝:相互塑造和绑架,滑向“极化”的深渊

这一事件发生后,肖程皓还没有公开接受采访,或者进行一个直播来谈自己的感受,说明他还很在乎自己的机构身份,尚没有做出“单干”的打算。

他的超800万粉丝,是巨大的诱惑,也是一种危险。一个人在抖音上拥有如此多的粉丝,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且,粉丝对他是真正的“情感认同”,也就是所谓“铁粉”,这很有利于带货。

但是,如果只在乎这种经济效益转化的可能性,也是短视的。因为在粉丝的“绑架”下,不得不把自己的言论极端化、粗鄙化进行到底,不断去触碰底线,最终可能会遭遇平台封号。

肖程皓一定能够感受,“粉丝”是一种巨大的、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粉丝和主播”,与以往“观众和主持人”的关系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主持人”代表的是机构,其价值观和言论都不是自己的,而“主播”则是“自媒体”。

同样,观众可以欣赏主持人,但这种欣赏是远距离的;敬一丹、白岩松这样的主持人,只有自己出书的时候,才能真正发现和观众的联系。而“主播”则是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粉丝通过购买来表达的爱,他们已经是“家人们”。

视频平台的“主播”和粉丝,是高度一体的。人们强调粉丝画像,并且利用大数据,掌握粉丝的心理。“主播”和“粉丝”是一种共同塑造下的合谋关系,双方会不断强化“情感联系”。主播会讨好粉丝,不然粉丝会“取关”,而粉丝也会反过来塑造主播,让他知道哪些内容、何种风格是有流量的。

这种所谓“互动“,也是“日本地震是报应”这种“不当言论”出现的原因之一。一个人可以“反日”,但是媒体人使用“报应”这样的词,至少是不得体的、没有文化的。然而,他知道自己的粉丝喜欢这样的表述,知道粉丝仇恨日本,而越是仇恨日本的表述,流量就越大,这种“越界”也就具备了某种必然性。

肖程皓触碰到了这个庞大的粉丝群体,可能让他心动、兴奋,但也会灼伤他。他的言论,已经到了引发外交争端的边缘,如果日本方面就此抗议,根据当下的媒体管理办法,对他的处罚一定比停播严重。粉丝要求他更进一步,要求海南台让他当台长,这种炙热对他来说一定不是好事。

当然,这不是说抖音上的观众都喜欢这样的语言,前不久对董宇辉的支持,就能告诉我们在抖音上也有另一种口味的观众——但是,董宇辉也不得不去讨论他的“丈母娘式的粉丝”,重复和强化自己的“才情式直播”。

03 平台的困境:大数据和兴趣分发,如何更有责任心

到目前来看,似乎抖音这样的平台,是天然的赢家?

毋庸讳言,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从传播的角度,目前已经取代传统媒体。如今即便是六七十岁的人,也都在看抖音,而较少打开电视机了。这不仅是商业模式的变化,而是传播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而这一变革究竟意味着什么,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有一点是肯定的,抖音将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平台”,而是要承担相当的道德、伦理责任,守护传播的底线。

在电视上不能播出的东西,现在可以播了,这是一种言论市场的扩张,抖音上入驻的绝大部分是“自媒体”,是“素人”,不可能用对待机构媒体的尺度,来约束他们。

现实是,抖音的审核条款,可能比任何一家电视台都严格,但上面的“不良内容”仍然是惊人的,这是因为创作者和内容都是海量的,这让监管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

空洞地呼吁提高“主播”素养,并不能解决问题。就肖程皓这个案例来说,抖音可以探讨的是“电视台主播”入驻平台后的管理问题,这可以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应对。抖音利用了他们的“机构身份”,来提高平台公信力,因为“电视台主播”听上去会比普通视频播主“觉悟”高。

抖音对他们入驻初期有流量倾斜,在内容审核上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偏好”,这其实意味着,一旦“主播们”越界,抖音也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而一个更根本的困境是,由大数据和“兴趣”来推动的分发机制,一定会鼓励各方面内容的“极化”。不管是哪个门类的内容,只有“极化”才能有出头之日。每隔一段时间,抖音都会处罚一些账号,比如,那些为了迎合流量摆拍演绎的“家庭伦理”视频,人们会当“新闻”来看,但在求证后发现是假的。

真正需要反思的是这种内容分发机制本身。但大数据和基于兴趣的分发,就是这种新兴的视频直播平台的立身之本,这才是让人困惑的地方——在“大数据”中增加责任和约束力,是否会动摇这些平台的基础?或许这是肖程皓事件中最深层次的困境,目前还没有看到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