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纪元的初创，来自一群不同世代的新闻人“出走的决心”——不自我约束，尽量写应该写的。
如果你从一年前开始看我们的文章，你应该知道我们想讲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希望留下蓝底白字之外的故事。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事情很重要，我们就去到现场；既然我们在现场，我们不想对事实进行任何阉割和粉饰。
我们相信新闻的力量是让人们看见彼此，也看见共同面对的复杂现实，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同理与共情。
这个国家的人口是那样的多，而说出来的故事，却是这样越来越少。仍然有很多这样的时刻，让我们看到新闻仍然重要。譬如坚持维权的富士康女工小芳的故事被看见，一位跟她出身类似的企业管理层的读者带着鲜花来看她，而她惊喜地发现，她们也捎来了一位朋友的问候——而这位朋友，是激励她继续深造的社交媒体偶像。人生何处不相逢。
尽管没有热搜，警察的不期而至也会让记者以这种哭笑不得的方式，证实了自己的新闻价值判断。当越来越多的人自愿或者被迫沉默，旧闻也成为新闻写作的对象，记者们意识到自己被托付的记忆弥足珍贵。当记者有更多机会与采访对象见面，而不是存在于社交媒体狭窄的对话框，她们得到了更多人对记录工作的感谢。
今天仍然在意“新闻”，确实需要勇气。人们早已经在社交媒体的琐碎片段中留不下什么可靠的记忆，何况事件总是裹挟过多想当然的情绪，从狭窄经验出发的判断，以及越来越多的对他人莫名的敌意。新闻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新闻并不比其他信息更被信任，甚至因为无法取悦任何一方而陷入孤立；采集新闻的人也早已不敢奢望自己得到善意的支持，甚至时时在担心网民的攻击和当事人的反噬。
然而我们仍然相信做新闻是一件幸事。无论如何，上路去往远方，关切他人的生活和苦难，在现场，观察，提问，被回答，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公共意义，都是一种特权——在某一些被刻意原子化的社会尤其如此。这是学习之旅，也是成长之旅。几乎所有的记者都相信，人们一定会关切他人的生活；一些没有新闻背景的作者逐渐了解，新闻的意义在于，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群体都能相对信任的客观，那是社会凝聚共识的基础。
所以，我们遵循十多年前的古老报业时代的传统，请作者们回顾这一年，在现场，她们所见，所闻，所想。也许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改变这个时代，但是我们只鳞片爪地记录它，留下一个初稿，部分地有了在漫长的未来，定义它的能力。
撰稿人｜阳宝
回到武汉：五年前没有说完的故事
编辑｜赵小鲁
今年2月，我原本去武汉旅游。作为疫情开始职业生涯的记者，武汉街头的一切都让我想起五年前：原来武汉这么大、武汉三镇之间这么远，交通停摆的时候，那些医护人员到底是怎么去上班的？在九峰山烈士陵园门口，所有来看李文亮医生的人都被当“不法分子”对待，必须上交手机和包包、填好身份证和户籍信息、由专人带领才能进入陵园献花。
很多时刻，屈辱和难过混在一起，我的眼泪和五年前一样多而容易。
五年前我是杂志的实习记者，从春节到四月武汉解封，我都闷在家里采访，没有休息的时间，在记者群和求助群里，我们收到的海量信息、看到的东西远比外界了解到的惨烈和绝望，那些信息让你无法不关心武汉，无法停止为武汉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愤怒。
在线上做报道的时候，我总是会想，有一天我会长大变成成熟记者，我会有能力在现场做报道。但之后的日子，作为新记者最有力气、最需要现场锻炼的头两年都在封控中度过，社会编辑部一间间消失。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在想自己为什么运气这么差，为什么我们的命运是这样子的。关于做记者，我甚至没有目标，只要做一个可以出差、可以采访的记者就好了，我都不是要当什么名记者或者伟大的记者，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难？
从清零封控政策结束到2025年，又过了两三年，搬了好多次家，离开机构媒体，作为自由撰稿人又送别了好多编辑部，一度觉得真的没有地方再可以做报道了。
水瓶纪元一定延续了我可以继续做记者的职业生涯。在水瓶，我相继做了珠海撞人系列报道、潮汕商家闭门躲检查的报道、以及武汉五周年的报道。和外界常常的反馈相反，我并不觉得这些题目敏感，它原本就在我们的生活里。
我喜欢编辑在选题会上说：选题是没有禁忌的，唯一要考量的是在发布报道时对记者和受访者的影响。
选题是没有禁忌的。这样的目标实在太重要了，作为审查时代出生长大的记者，审查和禁令对我们的伤害远远不止不能刊发的报道和拿不到的稿费，而是会让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无法看清真实世界在发生什么的人，哪怕我们要做提供事实的工作。
在武汉，我决定去见一些人，那些五年前的采访对象们，或因采访结识的人们，我始终无法忘记那段时间的绝望、愤怒、和一种后来少见的公民团结的勇气。起初联系ta们时我很忐忑，我不知道大家还愿不愿意聊武汉疫情、或者会不会觉得在今时今日聊这样一个题目是不合时宜的？（毕竟这个环境总是让记者很心虚，我觉得我们是贼）。
好在我担心的都没有出现，许多人跟我见面，许多人愿意接受采访，收到很长的回信，说“一直把我当远方的朋友”，五年前没有讲出口的话，她觉得现在可以讲了。还令我非常意外的是，起初聊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受访者要求匿名。写完之后，我跟每个人单独确认，这不是一个温和的稿子，大家都讲了很多批评的话，你要考虑一下风险，结果还是有两三个人愿意实名。
过去做采访，心虚变成没有精力面对，有时候稀里糊涂给采访对象匿名，或者揣测对方不愿意实名。我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风向真的又有了变化，我心里也有一种猜测：会不会在信息更不自由的环境里，大家比以往都有更多的表达欲望，也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许多媒体培训的主题是“如何打开受访者”“如何让受访者愿意接受采访”之类的。工作五年之后，我的策略完全发生了变化。前阵子，一位前辈问我，“现在做采访还容易吗”，我的回答是：“也许以前的社会里有100个人都是愿意接受采访的，现在可能只有5个，但对于个人记者来讲，我只要找到我的5个受访者就可以维系我的报道”，虽然这是我用来安慰自己做报道没有那么难的一种方式，但我也确实觉得，在今天，我的责任不是让那95个人开口，（不愿意说、不能讲，这样的恐惧总是像病毒一样隐秘而又快速地传播，我觉得我永远跑不过病毒传播的速度），而是应该去找到那还愿意讲话、愿意做公共表达的5个人，努力把话筒交给ta们，扩大常识传播的声量，让藏在暗处的勇气被看见。
回头看，如果要问，究竟是什么让我还留在这个行业，我觉得是“一直还有做报道的机会”，无论我进步再缓慢、有再多的困惑，只要还一直和选题呆在一起，经验会越攒越多，困惑会被慢慢解决。只要一直还在场，经验都是可以慢慢习得的。只是在场变得如此难，让记者安心知道自己可以留在这个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这里。
（九峰山烈士陵园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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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LinChen
东莞造纸厂破产清算，数百名工人守厂自救
编辑｜落橙 赵小鲁
2025年4月的一个晚上，我在接到线人爆料之后，第二天就去了东莞，顺风车直达造纸厂门口。当时工厂大门开开合合，货车进进出出，而工厂对面的小卖部门前，聚集了不少穿着工服的工人。
实际上，就在我去现场之前，东莞和肇庆两家工厂都爆发了维权，数百工人在工厂门口，也有特警维持秩序，甚至有工人被短暂拘留。这虽然不算是全国性新闻，也算是不小的区域新闻，然而网络上完全见不到相关的内容。要知道，可能就在十几年前，社区媒体可是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写一写的，但这样的维权新闻在今天是无法被报道的。
其实，这也是我作为独立记者常有的忧虑，那就是当这些新闻没人写的时候，你选择去写的时候，你总要说服自己，“这值得报道”。当新闻不再是“热点”的时候，没有热搜，没有舆论，甚至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你还要不要写？对待每一个选题，我都有这样的担忧，只能拿出十多年前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论证报道的必要性。毕竟，你不写，这个社会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美好；你写，似乎也很难改变这个社会。
但我常常想起读书时候，自己曾在一次面试中说过的话，“就算我做这件事情，只能影响一个人，我也应该去做。”这个社会覆盖着一层幕帘，即使知道背后暗藏危机，人们乐见表面的风平浪静和简单美好，而媒体要去掀开帘子，透出一丝亮光，让哪怕多一个人知道这个社会的真相。
写这个稿子，我虽然说服了自己，也觉得这不算特别大的新闻，尤其是我发现工人组织维权的能力挺强的，也迅速取得了效果。除了社会新闻的部分，我也加诸了一些国家经济层面的分析，这使得新闻放到了更广泛的社会脉络中去。当然，稿件获得广泛的关注，有许多网络评论，相信也给很多人等带去了启发。
但有意思的是，一个月后，地方政府和警察还对这个稿件进行一番调查，先后盘查了不少当事人。这非常讽刺，毕竟工人需要努力维权，才能拿到本就属于自己的工资。但反映事实的稿子，他们调拨了更多资源，想阻止案件被传播。
这样的事件不停发生，但已经很难被关注了。如果没有线人，我也不知道这个新闻，也就无从报道。这使得报道这样的新闻的必要性增加了。没有更多同题报道，更没有过度报道，只有一篇报道，那我们更加需要去写。
-附录：5.14 CH派出所三小时记-
CH街道民警，lW分局警察，DG市三个警察于下午2点来到楼下，带我前往派出所“谈话”了解情况。唯有民警身着制服，其他便衣。
路途不远，区区400米，一路上唯有LW分局警察客气地展示他的警员证，兼同我寒暄几句。
到了派出所一间调解室，随即表明由DG来的三位警察与我谈话，还进来一位年纪看似不大的女性，称属于DG市工会的人。忘记开场白是什么，很快一位接近秃顶的警员开始说道，“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东莞一家造纸厂的工人举报一篇稿子影响了他们的权益，向警方报案，所以我们来调查，你跟这篇稿子有什么关系？”
随即开始长达两个小时的盘问，外加一个小时电脑笔录问答。期间，我发现他们并不掌握太多信息，仅得知我x月x日、x日去过XXX街，并与一位公司中层管理打过电话采访。就是这位受访者“分享了”我的姓名和电话，令人意外，他本与这篇稿子的关系微弱。
仅仅是帮朋友伸张正义，出于友情、同情之心，为朋友整理资料、寻找当地媒体曝光（事实确实如此），“当然最后当地媒体不回应，信息被四散传播，我也不知道被谁拿去当作素材写成稿子了……”
经历第三次“喝茶”，对警察的套路了熟于心。虽然现场说话还是紧张到口干，意识从未如此清醒。“我们只是要如实了解情况，你不要揽事上身”“如果你说的话有虚构、伪造，你要承担法律责任”“我们了解到的事实与你说的有出入，你这样的态度很不配合”“当时吃饭（指我在x街与朋友和他父亲吃饭）有其他人在现场吗？司机呢？”
（编者备注：此处删去作者手记458字，主要是约谈和笔录细节，删去是考虑作者安全，特此备注是不想作者遭受过的不公待遇被抹去。）
本来就是一个地方小企业的“执笠”报道，还能以此跨城追问，真是荒诞不经。放在任何一个言论自由国度，这种报道只能说是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常规内容。一个公司从上到下五六百人受害，几亿元债务漏洞不去追责，跑来查一篇写满事实的“网易号文章”，可笑至极。几位“警察”却解释，那是“经济纠纷”，“他们没办法”。
下午5点，签字画押后，一位年纪大的“警员”还假惺惺地说“谢谢”。我没有任何回应地出门走了。一路到与晚上跟朋友吃饭，都是心如止水的感觉。但终究不是一件寻常事，半夜还是影响思虑，难以入眠，脑中闪过无数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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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樟子松
黑砖厂从未消失
编辑｜申林
我是一名新闻初学者，在水瓶纪元撰写的稿子，让我收获了很多对于做新闻来说，或许很基础的东西。一点点决心——在得知报销标准后立刻规划行程，当晚就买好了周末的往返机票，完成了第一次出差、第一次坐飞机。一点点关于“现场的吸引力在哪里”的感受——第一天去了砖厂所在地，各种新闻里为人深恶痛绝的“黑砖厂”，实则坐落在当地几年前新建设的省级“绿色建筑产业园”中，静谧洁净。第二天拜访受访者的家，患有精神障碍的当事人主动问我来自哪里，吃不吃香蕉，我说我来自东北。他顿了一下，嘟囔着说自己还没去过东北，“很冷的地方”。我问他，在砖厂的时候想家吗？他说，“每天都想，可是没办法”。
我太紧张了，来不及消化任何情感，直到坐上返程的火车，靠在窗边，吃着受访者买给我的（特别美味的）锅盔，才开始感到难过和失落，在手机备忘录里一口气写了上千字的现场记录。在这里想要传达的一个（或许很幼稚的）经验是，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但要相信自己对现场的感觉。在最初的备忘录里，我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写，而是用脑海中各种视听片段剪辑后、让情节走向更流畅的叙事，顺其自然地写下来。最终稿件中采用的素材，几乎和原本的记录一致，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写稿时的压力。
最后很想感谢我的编辑老师，最初接触到砖厂强迫劳动的议题时，我没有任何思路，只会闷头写“故事”，完全不知道从哪里追因。稿子的历史纵深与个案的深度之所以成立，都来自编辑的建议，我只是按图索骥罢了（所以最后的感受是，好的编辑真的很重要，祝大家新的一年都能遇到特别棒的编辑老师！）
撰稿人｜刘壤歌
何以清白：归国清华博士后之死
编辑｜滚木
在我的从业经验里，有社会、法治、财经、突发报道，如今，“蓝底白字“的”通报时代”的确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但在其他领域，企业、社交媒体博主也会发声明、通报和说明，大多数媒体只做一件事——复制、粘贴、转发，所以我会称这个时代是公关时代——蓝底白字是官僚机器的公关。
新闻和公关是不一样的，公关是将单信源信息植入舆论的行为，而新闻，按照康德的话来说，是“勇于运用自己理智”的结果，是在可能存在的海量事实面前谦卑的努力。在互联网的信息洪流当中，信息污染藏身更深，观点混杂甚至代替了事实成为观念现实，继而巩固意识形态。我认为新闻从未如此重要，它不是一个内容容器，拒绝先入为主、被植入的事实和观念，每一次报道都是从零开始，从有出处的事实开始，所以提供独立可靠的观察；不容纳任何人的自恋，不许诺谁的被看到，所以才能看到所有人。无论是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的新闻写作都是复数。复数的事实从未如此重要，它让人看到参差多态的生活逻辑，让人心怀“邻人之爱”。
过去的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写新闻爆料人吴强、清华博士后跳楼事件和旁听士吴云鹏。吴强和吴云鹏都是最脆弱的普通人，但他们却“僭越”了一个普通人的犬儒，为当地发声，为法庭上的冤屈发声。他们的故事并不精彩，有坚决，也有退让。尽管我非常乐意写这些珍贵的普通人，但总是苦于白开水一样的讲述，发出来后报道才有了意义——总还是有人为他们受到的不公留档，让他们做的事情受到公正的评价。清华博士后跳楼事件则让我触碰到一个体制内家庭在压力下的无奈，他们夹在自己所在的体制系统、清华大学和不同的警察中间，不能为儿子的离世寻求真正的原因。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而我似乎也成了这个体制内家庭的压力，我写的第一版稿件对他们并不友好，编辑和我在新闻伦理、客观和专业之间反复腾挪，最终读者认为发布稿件可与“契科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同比。让我感到开心的是，许多读者看到了这个家庭受到的压力，也为这位博士后感到惋惜，尽管政治立场迥异。我想这就是新闻的意义，让人思考、善良，恢复更宽广的人性。
我的从业年限不长，很难来讲应该怎么做，但我认为应该坚持做普通人的报道。不过，故事也应该结合宏观、脉络观察。赵冬梅教授说，这是一个知识碎片化的时代，但制定规则的人的知识一定是不碎片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提供不碎片的知识以便读者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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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虾虾
追问天水幼儿园集体铅中毒事件
编辑｜滚木
对于一名记者来说，“以通报为准”是终止工作的意思。不再追问，不再试图还原复杂的现实，或是已采写的内容，不再允许发布，越是临近发稿，这种终止就越让人窒息。这一年在水瓶纪元刊发的几篇稿件，可能首先对于我自己有特别的意义，当我能完成原本被终止的工作时，这口气被续上了，也开始相信我还能继续做点什么。
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也关心那些被通报遮蔽的人和事实。需要补充的是，成长过程中，我对更广泛社会、更遥远的人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来自电视新闻、报刊杂志，我的“关心”也是被新闻训练出来的。所以，当成为从业者后，我仍然觉得新闻很重要，可能有的形式变成了视频、播客，但新闻本身不仅提供读者关心的内容，也在提供一种关心的方式，站在更加公共的视角，看到个体。
在采访中，受访者也给我类似的感受。做之前觉得会很困难的选题，在采访时意外顺利，被噤声的人其实也渴望被听见，我很感谢他们的信任。稿件发布后，有的获得一些讨论，也有的只有零散反馈，但足以让我知道，人们总是会关心他人，个体的故事和经历会触动另一个个体。
新闻生产是一项有专业门槛的工作，采访、组稿的过程很需要编辑部，记者的成长也很需要和同行交流学习。我入行时间不久，和编辑一起工作时，获得了许多之前没有过的帮助和指导，个人而言，能做的就是尽力把稿子写扎实，写好看。明年还有想做的选题，希望能做的更好。
撰稿人｜山谷里的蝴蝶
铊沉入水底，正等待被遗忘
编辑｜萍哆
站在一年之末回顾2025年最深刻的事情，想起的却不是那些让自己连夜苦写的稿子，反而是出发路上的体验，甚至是被“逮住”没能写出什么的失败过程。
被当地人盯梢追车，还是新手司机的自己在山里兜兜转转居然开到了目标厂房后门；大清早和大学生们排队申请旁听，硬生生熬了四五个小时，最终等到了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破格让我们进去，那是我第一次进到法庭，到现在仍感谢那位工作人员，让我感到再严密的系统之内，总有一些松动。
戴锦华讲电影时常用到一个词叫“体认”，我一度觉得这个词非常之掉书袋，不就是认识，不就是感受吗？但几次跑下来，才真正觉出差别来。
长久以来，我是无力的，好几年的工作里，我都是在做边角料的工作，甚至与新闻无关的宣传或者软报道。于是乎，我能做的是在群里“骂天骂地”，私下对一些稿子大加点评。直到有一次，自己在群里疯狂吐槽大半天，情绪消耗到疲惫，夜里发现群里一些同行已经匿名去到了现场，做出了报道。
我连夜翻了好久的聊天记录，那些热络聊过的“同在、在场”让我有种羞愧，我下定决心把当时提到的柴静采访圣战分子视频刷完，找到了那段她提到的自己不能旁观，因为她是那个受过训练的人。当晚，我把“自己训练自己”写进了备忘录。
第一次出发来的很快，原因很简单，离我很近，我想去看看，就当到场同在，然后再是半训练着自己和路人们聊了会天，阴差阳错拿到了不少信息，反馈给一位当时还不太认识的同行后，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反馈，不到一下午，几人组成小组，开始了分工合作，最后居然写成了一篇稿子，这实在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同行经历。_（编辑备注：此处是水瓶纪元珠海撞人事件第二篇报道面世的过程与原因：记者们的相互影响、毫无私心的跨媒体合作。）_我们办了个小型聚餐，享受了一个暖洋洋的午后和夜晚畅聊。总有地方是温暖的。你要去寻找它，有一天你也能温暖其他人。
本质上，我是一个悲观者，很多问题，仍没有答案，很多事件，仍没有下文，信息却又是海量的，大家都在快速遗忘中度日，我从不敢说自己的小小报道有多大的意义能带来，但至少对于我自己这个个体而已，它的确拯救了我的精神状态，新闻仍是重要的。
我强烈建议女孩们一定要早日学会开车，拿到驾驶证后即便是租车也尽量练熟，它能让你去到很多地方，不要把方向盘交给别人。不能出发的时候，安心攒点钱也不错，每年留一笔“自我训练”预算给自己，拥有多一点实实在在的底气。
最近在看《潜伏》，不管未来是鲜花还是狗屎，跑出去，写下来，战士都是百炼成钢。如果有悲伤，尽情的来，但要尽快过去。我们总能做点什么，我们要活的足够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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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齐纪
跨省抓捕海棠作者案：一次没有真正受害者的犯罪
编辑｜海沙
从实习开始到今年入行也有8年了，亲身经历和见证太多剧烈的变化，社会的、行业的，入行之初所看到的那种报道、感受的那种行业氛围和对专业主义的追求，如今已经所剩无几。如果在今天还要说新闻对我的意义，我的回答是人，是中国社会中具体的人、鲜活的人、复杂的人、愿意敞开心扉的人、作为个体的而非集体的人，是因为还有这些人的存在，还有人愿意开口说话，我的工作才可以继续。
新闻报道在这个时代仍能起到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它还在创造人与人的连接。兰州警方抓捕海棠作者一案，也是因为这种连接才得以有报道空间，事件最初作者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紧接着有律师、学者、公众接力讨论，很多律师伸出援手，才有了非常大的关注，即使面临非常大的政治压力，作者、律师和学者仍然勇敢地接受了采访，我们站在一起完成了这次报道，这是今年中国社会少见的有行动力和活力的社会动员，我也通过这次报道结识了一群仍在做事的同行记者和律师们。很欣慰的是，一些作者的案件有了比较乐观的结果，她们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案件波及的作者人数比较多，我们尚未能了解到所有人的情况，7月底时，一位作者发文筹集近30万的罚金。
安徽和兰州警方对海棠作者的大规模抓捕，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这件事关乎的不仅仅是某个小众群体的权益问题，而是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包括写作自由、言论自由、性幻想自由…..同时事件也暴露了当地警方对法律和网文创作的无知，以及保守落后的观念。警方也是由具体的人构成的，我记得采访律师的时候，她提到除了法律问题，我们还要看到这些警方观点形成的社会文化土——他们为什么会认为耽美文学会危害社会，他们对于LGBT人群的看法，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复盘6月份的报道，我认为仍然存在遗憾的是——在言论自由报道框架的基础上，未能突出性别视角。耽美作者以年轻女性为主，被抓捕的大多是女性作者，而抓捕者以男警官为主，审讯过程存在大量的性别偏见和歧视。此外，十多年来，公权力对耽美作者群体的打压从未停止，也能从中看出父权对女性创作、女性性自由、LGBT人群的态度。我们需要看到，这不止是一个言论自由问题，也是一个性别问题，就像在探讨社会革命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清楚女性的革命在什么位置。
对于新的一年，我仍然抱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只要有人还愿意说话，我和记者同行们的工作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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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羊毛
父亲工伤断指后，我见证了法律的灰度
编辑｜滚木
我不是全职写作者，写作经验局限在非常个人化的表达上，在写作自己稿件的过程中，专业的编辑指导，一来有在不断鼓励我的表达，表达需要过程和练习，二来也有在指导我深入挖掘和描写个人情绪背后的所见事实，站在尽量客观的立场去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也很感谢编辑支持了我对一些不确定事情上的犹豫，并帮助我润色文本，比如过于主观描述事情的程度、相关方的反应等等，在更有张力的文字效果和尊重事实之间选择了后者。
对我来说，新闻的意义是让人们看到不同视角的真相，而不是只有一种或者少许被主导的视角的叙事。
撰稿人｜夜莺
高举海盗旗的尼泊尔Z世代：从街头运动到政治再造
编辑｜木楠
其实很久都没写过这样的报道了，上一次还是2022年的伊朗头巾革命。
刚知道尼泊尔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到的也是伊朗。两次起因完全不同，但我心里那种迫切想要记录些什么的心情是一样的，我想要回到一个现场。
再一次碰相关的选题，感觉自己这几年像蛇一样，蜕下了一层皮。
我还记得，22年的我是怀着怎样的愤怒重新开始写作，又在写作过程中痛苦地发现，自己已经把一些东西完全内化，所有文字会在脑内穿过两次。
其实当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样做，也是在这个不做自我审查的团队里，我意识到即便自由真的来到，我也未必能够接得住。
那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开始明白赫塔·米勒的意思。她说：“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
所以又写了几篇后，我停笔了。休息是必要的。
我知道，疫情后我需要的就是想清楚和疗愈。一整年，除了论文我什么也没写。我想要确定我还想不想要写，想要写什么，以什么方式写，哪怕只是作为爱好。
显然，我找到了我的答案。
做尼泊尔这篇稿子，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受访者。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英文采访，难免紧张。第一天采访的是Aneem，他的女儿对我们很好奇。采访中途，女孩隔着屏幕害羞地和我们打着招呼。过了一会，她换上了来自印度的传统纱丽，兴奋地给我们展示。这种纯然的信任，让我们开始相信，自己能够做好。
后来的两位受访者，与伊朗那篇文章也有些渊源。Koan提到，正是看了那篇报道，他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他说：“这两周里，我差不多八九次采访，这一次可能是最有互动性、最有意思的一次。”而记者Bibek告诉我们，他之前就读过那篇文章，在他还在上海的时候。
我和22年的大家，在那个节点上，因为想要做些什么、说些什么站在了一起，彼此通过文字产生了连接。这些连接又把我带到了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又和新的好人一起继续做事。
去年刚回国时，我在日记里写：
“我的心在过去的轰炸后像是被拉高了阈值，以至于对很多事在这里发生都能产生一种毫不惊讶的情绪。或许是麻木，但也不像，我依旧难过或者愤懑，只是我对一切的结果不再抱有期待。但我还是会去做，因为不做什么都不会改变。”
如今的我，依然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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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李桂芳
比亚迪撞向十堰重庆路小学，多名学生和家长死伤
编辑｜滚木
通报中，官方回应的常是重大突发事件。区别于十年前、二十年前各家媒体的争相报导，现有媒体碍于不可抗力，报导公共事件的频率和深度均更小。仅存的十几家调查向、监督向的机构媒体肉眼可见地以年为单位衰落。选题难过，出差不易，报道易毙，有些事件甚至连通报都没有，完全不容许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公民知情权及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被大幅侵害。在这样一个通报时代，新闻才更珍贵。
发生了什么事？事情何以至此？有哪些系统性或行业性漏洞？大型事件中各涉事方应承担何种责任？个体悲剧背后有哪些结构性问题？当局是否在着力调查？ 受害者有得到妥善安置和应有赔偿吗？通报有时只会一笔带过，连基本情况都未告知。
提供报道和通报的主体不同，发表目的不同，呈现内容亦会不同。一些记者视角下的观察不会出现在通报中。记者需要在场，事件需要被看见。在冗杂的、未被核查的、易消散的线下和线上讯息中，记者能/应找出并梳理有价值的，需被关注到的事实、问题和逻辑，向相关方问责。对于未发布通报的事件，报道也能督促官方和涉事方尽快回应公众。
我接触的很多受访者未能像香港大埔火灾中的人一般，可以接受社工的心理援助，有权献花、成组织地哀悼，在成群的镜头前自由表达。面对Ta们的往往是监视、噤声和恐吓，仿佛犯错的是Ta们。如无报道，这些人该如何被看见？部分受害者该如何维权？
以随机伤人事件为例。近几年，此类恶性事件的高发频率已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公众往往会陷入恐慌，受害者和目击者尤甚。在有限的做稿经历中，一个主观感受是，愈来愈多的人在试图寻求一份解释，认为事件应该被“爆出来”而不是“遮丑”。在短视频平台，我看到一张张愤怒、痛苦、坚忍的脸。来自各地的人们试图发声，直率袒露或隐晦表达，脸庞转瞬即逝。
一位读者说，在一味噤声和只准许通报出现的环境下，“我们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同情与悲痛？”公众总有途径得知某时某地好似发生了某事，由此引发的情绪不会消失，只会在未来某个时刻爆发，很可能导致更难以预料的后果。
某种程度上，记者也在为未来的人写作，为历史留底稿。即便通宵赶出的长文一夜覆灭，世界的某个角落或许仍留有它的痕迹。
期待未来在水瓶纪元产出更多有价值的报道。新的一年，祝同行者们自由、勇敢、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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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张燚燚
一名富士康资深女工的抗争记
编辑｜滚木
最初认识小芳是因为关注工厂女工的性别问题，她曾就被性骚扰一事公开发声呼吁工厂和妇联正视问题、改善女工处境。建立联系不久后，就听说她被富士康“丢”了出来。
一年多来，见证了她从文字到视频，从私人账号到公共场域的持续发声。也听说有不少媒体接触她，但往往没有下文，或行文倾向于聚焦“女工自考成人本科”或“基层女性如何自我托举”等话题。
恰逢那时了解到更多像小芳一样的工人遭遇工厂的系统性逼退，幸好有水瓶纪元愿意关切劳工维权，才有机会发出这篇文章。发出后，有更多媒体记者、短纪录片拍摄者接触小芳，但往往在“报题”处卡住，又没有了下文。
文中有引用郝正新律师的一句话：“她的整个维权过程穷尽了一个劳动者所有的合法手段，透视了在中国的劳动者维权各个环节的困难。”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将基层劳动人民的的维权事件视作洪水猛兽或可冷静旁观的选题，也是如小芳一样的工人群体在支持系统缺位的情况下会遭遇的困难之一。11月，深圳另一个工厂的员工就全厂取消加班（五天八小时、只拿基础工资）发生大规模罢工事件，再次佐证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的事件。很多现场我们无法一一去到，但新闻也不仅只关乎宏大叙事，在寻找一个路径来报道一些难以走向大众的问题时，也可以尝试通过个体的叙事来表达普遍的工人处境。
文章发出后，虽然并没有就此改变小芳的遭遇，但有来自不同圈层的读者愿意去连接和关注小芳，并成为了她的“重要她人”。一篇报道如果可以破除仅是同温层的互相看见，让不同处境的人通达彼此，至少产生了新的际遇和可能性。这依然是新闻能够鼓舞人心的时刻。
最后更新一下文章主人公之后发生的故事：8月中旬，小芳起诉富士康案件一审结果显示败诉，小芳上诉到二审。10月中旬，友玲与前公司就非法解雇一事的仲裁开庭，11月末，友玲仲裁胜诉，但很快得知前公司提出了上诉。近来，两人正在帮助另一位刚被工厂解雇的女工收集证据、提起仲裁，一边准备和等待各自的一审和二审。她们的战斗还没结束，希望大家未来可以多多关注。
（坚持维权的富士康女工小芳的故事被看见，一位跟她出身类似的企业管理层的读者带着鲜花来看她，而她惊喜地发现，她们也捎来了一位朋友的问候——而这位朋友，是激励她继续深造的社交媒体偶像。人生何处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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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索尼克
“不可抗力”面前，日本乐迷与厂牌的失落和迷茫
编辑｜赵玲玲
2025年在水瓶纪元写作的稿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失去”。
创作者失去创作的自由，在审查红线下被阉割、噤声；居民失去了不被打扰的权利，与蚊子缠斗，运动式治理让防疫又一次沦为“政绩表演”；有人失去了旅行、看演唱会的权利，被迫取消航班、门票，为国家姿态买单；普通人失去了知道真相的权利，街头的声音被更宏大的口号替代。
作为新闻从业者，我也在不断“失去”：报道口径收缩，新黄色新闻（编辑备注：新黄色新闻，也有学者称为“消遣型新闻”，指网络短视频平台上的一类短视频。这些视频的形式基本固定，主要记录琐碎新闻或生活趣事，缺失新闻基本要素。）泛滥，“烂尾新闻”不断，有时连我自己都忘了，上一次关注的社会事件后续如何？
蓝底白字通报时代，如果无法改变什么，新闻还有什么意义？我相信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处于这样周而复始的天问中，我也带着这样的自我质疑度过了又一年。
在今年12月，最后一篇稿件中，我写了因外交风波被迫取消的日音演出。一位乐迷在采访时对我说，日音市场太过小众，连“失去”也显得人微言轻，他知道报道无法改变什么，但还是谢谢我“愿意记录下来”。
采访结束的当晚，我听着滨崎步的《love song》，在手机备忘录中写下“捍卫我们的个体生活，如果无法捍卫，那就记住它是怎样消逝的。”
我想这是新闻对我的意义：去看见、记住并珍惜已经失去的，即使无法改变，但我还在场———我看见了，我看着呢。
感谢在水瓶纪元写作的这一年，我把我认为重要的东西“自由”地记录下来，我想记住这种自由，它生而应得，但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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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胡安
失联艺术家下落：陕西榆林警方行拘20日
编辑｜路那
离开机构媒体几年了，仍然自诩为媒体人。有时朋友介绍我，还会刻意加上“独立”二字作为前缀，仿佛自带荆棘与荣光。我也曾把自己发起的行动主义内容平台称作“独立媒体”。但“独立”究竟是何意味，我此前其实并未深究。
民国《大公报》的“四不”办报方针，如雷贯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然而，“客观中立”从来都是新闻业的“神话”，在今日的政治环境和舆情生态下，面对大量信息审查和污染、意识形态对立和偏见，“意见的自由市场”即使存在也几近失效。我们不能不正视自身的信念，思考如何将想要倡导的进步价值，融汇在以事实为基础的报道中，其核心使命仍是公共监督和问责。
今年带给我最大身心挑战的报道经历，无疑是小壕兔“污染”事件，以及次生的艺术家坚果兄弟、策展人郑宏彬“被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一案。关于早年气田钻井泥浆填埋的“污染疑云”，早在2019年坚果兄弟“农夫山泉”展览引发大量媒体介入时已有详细报道，但当年的官方调查仅处理了违法排放废水的煤矿企业，小壕兔乡政府层面则指“不能判定死亡人员死因是由环境问题导致”。中石化华北分公司一度被责令停止钻井、全面自查气田开采中的泥浆和压裂返排液处置情况，后续却并未对外公布详情。在此三年前，陕西省环境督查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在查办相关举报后，亦曾通报否定小壕兔乡水污染与天然气开采的关系。媒体热潮过去后，十年间就地掩埋的泥浆池仍是原封不动。
这次回访缘起于小壕兔村6组村民反映本村近年已成“癌症村”的“求助信”。在走访多位重症村民、访问了解气田开采和排放近况、实地绘制气井与村户距离地图后，坚果兄弟和郑宏彬策划执行了“举白旗投降的羊”艺术行动，而我也全程同行参与其中。事后得知，两人行政拘留被释放前两日，还曾被榆林公安密集提审、追问我的情况。
在他们被拘留的10天内，我连日寝食难安，一边担心他们有被转刑事的风险，一边又深深焦虑和自责于自己无法拿出称职的长报道——我掌握的材料，并未超越以往报道；污染与疾病关系的不确定性，也是此类事件的通病，很容易被政府搪塞过去。我甚至不确定，这样一篇稿件是会为他们正名，还是被当地曲解为“不实信息”“造成负面影响”的“同谋”。我第一次直面行动者和报道者身份边界的张力。
那时为我带来慰藉的是哲学家朱迪斯·施克莱的书《不正义的多重面孔》。她认为，在“不幸”和“不正义”之间难以划出一条稳定、严格的边界，它往往和我们的意愿和能力有关，是否站在受害者的立场采取行动。“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一区分，不只是为了理解自己的经验，也是为了控制、约束会使我们的安全与保障陷入险境的公共层面的危险根源。”
对“艺术即媒体”的方法深信不疑的艺术家，比我们更好地履行了“倾听受害者主观的不正义感”的公民责任，而没有轻易地掉转过头去。与他们站在一起是水瓶纪元坚定不移的选择。虽然长报道未能问世，但“艺术家被行拘”的消息稿得到大量转发，更是短暂地被腾讯新闻加入精选推荐至首页，涌现了大量支持艺术家、质疑地方政府“打击报复”的“活人评论”。每忆及此，我便对身处如此逼仄的媒体环境仍心怀希望。
（活人评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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