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我在海牙到阿姆斯特丹的火车上，收到书店伙伴的信息，说活动忘了报备，将要收到处罚。
我赶紧在手机上完善报备信息，按照常规渠道发给有关部门。我以为这种紧急补救措施是有用的——当然，一直没有回音。
10月28日，我回到成都，收到“书店不能举办”的消息，我却反而更踏实。我想起在荷兰火车上的自己，那当然是白忙、徒劳，但是比结果更让人沮丧的，是和书店、现场以及这里的人们失去了联系。
当然后来情况变化，书店能够继续经营，也因为这个变故，我看到了“世道人心”，感受到会员、读者朋友的支持。
我很感谢江树兄。他第一时间获得消息，没有过多安慰，只说了一句：“没关系，和我一起卖腊肉吧。”
今天重提书店的“波折”，是想告诉大家：和荷兰的火车上相比，在成都，在书店，我有非常踏实的感觉。
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真正在场”：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能接受，也都愿意记录并表达出来。
这也是书店在做的事：它是一个透明但是又尽可能友善的空间，人们能够分享经验，看到彼此。
如果说在其中我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我希望：书店有“世界主义”的态度，在二仙桥展现它的世界眼光；它能多接前沿的思考，新书或者新的想法，能在这里获得回音。
除了三次出游，我几乎每天都在店里。这些活动，耗费大量精力——它们就是我一年的时光。
有时候会很厌倦。我这是亲手为自己创造一个羁绊，心中经常有另一个渴望：去远方啊，或者去其他书店玩玩也行。
有一天晚上活动结束，来了一只猫，隔着玻璃门与以赛亚和汉娜交流。
我猜他说的可能是：“书店很好，总是温暖，但还是比不上自由呀。”
我和店里两只猫没什么不同：见很多人，始终态度良好。
但是有很多次，内心也有不满和不安升起：过多的活动，让我自己变得稀薄。我最喜欢的，读书、跑步、写作，似乎都受到很大影响。
这让我明白，2025年的自己，和以往有很大不同。我更少“独立性”，更少自由，更少“沉默”，但是也有更多公共性和责任。
尽管在广义上都是“表达”，但开书店和写公号有很大不同，书店必须有更多责任感、爱和耐心，而写公号则是更畅快的人生。
书店风波那两天，有一位重庆的高一学生来店里支持我们。“你不是应该在学校上课吗？”
“我是逃课出来的。”
他读过很多书，想成为一个作家，这一点比我高一的时候好得多。但是以考试为中心的高中生活也让他痛苦。
当时店里还有一个和我同龄的读者，我们一起鼓励这位同学。“不要在意考试成绩，将来你会发现这些都不重要。”
西闪在书店分享《洞悉一切后的偏爱》，这位同学又和我联系了。我发给他活动链接，他说：“我已经退学了，在流浪，手机也快没电了。”
第二天他转给我29元，是活动的费用。他让我一定要收下。我说：“给我地址，我寄一本书给你。”
他说居无定所，很难收快递。几小时后他说：“也许可以寄给我的外婆。”
书已经寄出。亲爱的同学，新年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