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 | 让改革越改越好（上）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本来戊戌变法要推行宪政，结果因为触动满清既得利益失败了。慈禧从后台转入前台直接听政，但是宪政改革因为各方压力继续进行。然而，在既得利益层层阻扰下，满清改良越改越糟，最后民怨沸腾、风声鹤唳，等清朝统治者不得不真心改革也为时已晚；改革屡战屡败，终于流变为革命。那个年代中国内外交困、阴差阳错，一次革命又引发二次革命，王国维“以共和始、以共产终”一语成谶。百年革命延绵不断，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宪政。1949年，国民党战败退居台湾，38年之后才重新仿行宪政。大陆则直到今天仍陷于“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困境。百年革命史揭示了中国宪政的基本困局：革命不是办法，而改革又困顿难行；革命与改革周而复始，宪政却遥遥无期。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一直在改革。改革之路走得怎么样？以后往哪儿走、怎么走？这些问题需要思考。改革起步的时候刚经历过“文革”，国家的状况很糟糕，改革起点很低，所以改革自然显得越改越好，以至不少经济学家以为这是“中国奇迹”。但是当改革进入一定的阶段，尤其是在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就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的矛盾；再往下改，就不一定就改得好了，反而可能会越改越糟。其实我今晚大部分时间会花在论证改革为什么会越改越糟，甚至必然会越改越糟。这是一个可以论证的学术问题。至于如何让改革越改越好，则更多的是一个政策性话题，而不是一个学术话题。所以我大部分讲的将是改革的趋向，最后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使改革越改越好。
 
 　　一、改革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首先，什么是改革的好或糟？这个问题要回答并不难。任何合法的、正当的改革或政府创新都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基本目标。人民是谁？人民就是大多数人。如果通过改革，我们中国14亿人中的大多数都受益了，那说明改革就是好的。好的改革必然会促进人们的利益，而糟的改革就会损害人民的利益，所以评价改革的最高标准当然是人民或者说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虽然利益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这种价值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实体化的；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标准其实是比较客观的。
 　　改革这么多年，到底是好的还是糟的？这个判断比较复杂一些，不能一概而论，而要把改革分为阶段。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78年到89年，后一阶段就是后来的二十年。前一阶段时间看上去改革是越改越好，但是随着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尤其是人民的利益和官员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最后触发了八九事件。这是因为社会上已经有太多腐败，记得当时称之为“官倒”，也就是价格双轨制，当时掌握权力的人可以从一种价格体系到另一种价格体系倒来倒去赚钱。其实从今天看来，“官倒”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当时我们的社会还是理想的、比较朴素的，不能容忍这种腐败，所以人民的抗议声是很强的。这种冲突加剧之后导致了后来的八九事件。
 　　至于改革后二十年到底是好还是糟，要看对谁而言。对官员，我认为是很好，当然北大也有教授语出惊人，说改革最大的利益受损群体是官员。如果在今天做一个调查，包括官员自己作为调查，改革三十年尤其是后二十年对谁最有利？我想得到的结论显然是官员是最有利的，当然还有少数的暴发户，比如煤老板；这些人能够接近权力资源，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但这些人的命运其实也掌握在官手中，他们需要把这些官员搞定。对于官员和少数暴发户而言，改革是非常好的。
 　　对老百姓来说也要一分为二：表面上是好，真实的则未必好。好在哪？好在首先经济迅速增长，大家有目共睹的，没有谁能够否认，即便是整个GDP统计数据掺有大量水分，但是没有人否定它在增长，而且高速增长。高速增长的来源是基础设施大规模的修建，公路、铁路、楼房，确实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当然这个可能在数据上有一些争议，比如多数的收入也是在增长，但是扣除通胀后实际增长多少？但是至少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是没有争议的。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冰箱、洗衣机、电视机都没有，当时电视机还是黑白的，而且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小区里都没有，有的只是少数无线电爱好者自己装的。此后没过几年，这些设备都有了，给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法治上，立法体系初步形成。据说我们今年要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无论按照什么标准或有没有达到初步形成，但是立法在这三十年当中制定得非常快，法制理念也是越来越普及。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是这些表面繁荣并不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进步了那么多，某些方面可能还退步了，尤其是我们经济总量的增长没有带来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还有所降低。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纯粹以这个为指标，很难用一个指标衡量和概括改革的全部：到底什么是幸福指数？我刚去过印度，印度有些地方很穷，但当地的人们似乎还是很快乐的。这是为什么奥巴马在印尼讲演时说，没有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为什么我们经济在高速发展，幸福指数没有显著提高？包括现在这种环境，条件要比八十年代我做学生的时候要好得多。当时的环境相当差，家里都没有独立卫生间，这在现在是很难想像的，但当时觉得没有什么。所以在这方面人有一种适应性，人对于生存环境的感觉有一种巨大的弹性。幸福指数也许比较主观，但是毕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个东西，如果在客观指标上不断增长，但是没有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幸福，那这个增长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呢？
 　　我们可以看到不单是幸福指数的问题，社会资源、收入和职位分配存在不公，收入增长赶不上物价和房价的增长。衡量这些方面也是有多个指标，住房的质量显然和以前不能同日而语。近年来住房的质量得到提高，但是房价确实长得惊人。为什么房价会提高呢？原因没有搞清楚，而且我们平时抱怨都是大城市的情况，全国我相信是一个更复杂的故事。大城市确实造成了大量的“蚁族”、“鼠族”，我不知道“鼠族”是什么，总之大学毕业大家对房子还是望而却步。这确实是会改变民族性格的一种东西，因为人往往穷的时候，尤其大家都穷，我们对自己的生活预期并不高，没房就没房，大家都没房。国家主席也没房，他住在中南海，中南海是他的吗？不是他的。他卸任后还是要搬出来的。现在不一样了。如果你大学毕业了没有自己一套房子的话，跟同学们聚会的时候面子上也会过不去。这样大家就拼命的去干活、挣钱，对于身外之事，像改革、宪政这样的事情不会关心那么多。跟八十年代相比，大家对这类问题的关心反而更少，因为有房子、学费、医疗多座大山压在我们头上，让我们感觉不到生活的幸福或乐趣。
 　　社会危机此起彼伏，以前这些信息可以被控制在中南海内，现在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大家每天也都能看到。征地拆迁产生了太多的悲剧，构成了现在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重复建设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据说楼房平均寿命只有30年，北京的某个副市长说北京房子一半都要在今天20年拆掉。这一拆一建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面对非常严峻的挑战。我们本来人就多，人均资源非常有限，而分配又极为不公。现在正在搞“十二五”规划，其中提出要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其实收入分配要做到需要巨大的国家能力，中国根本没有这种能力，欧美发达国家都没有能力谈论收入分配，而只能保证收入过低的人群在生活上没有基本困难，给他提供廉租房、食品券补贴、义务教育，满足他的基本需要。这就是基本社会福利，但即使这些国家也无法保证能够最穷跟最富的收入差距不能超过百分之多少。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央在自己能力执行有限的情况下，不断把控制房价、解决收入不公这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提出来。
 　　即便这些问题都不谈，光是说我们中国今后生存的物质环境，我就觉得非常令人担忧。蔡定剑老师曾经说过“宪政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我对这个问题的表达是中国宪政必须在这代人得到解决，倒不是说舍我其谁、只争朝夕，而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中国人将面临基本生存危机。也许我看的过分悲观，但是我确实觉得如果宪政得不到解决，最后危及不是社会不公这些供哲学家、思想家、法学家消费的东西，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生存，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将被“开除球籍”——不是哪个帝国主义又要来侵略我们，而是我们会被自己的制度造成种种恶果“开除球籍”。
 　　在法治方面，法律体系总体上越来越好了。立法有些规定存在不到位或者超前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肯定比以前越来越好，不少立法规定了很先进的理念，但问题是这些良好的法律得不到落实。中国法治改革的规律是良法难落实，恶法则落实起来尤其快，所以说这也是表面上好，但实际上可能即使不是越来越糟，也远不是如立法表面显得那么漂亮。最近《代表法》的修改显示，个别法律的修改不进反而。目前这只是少数现象，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从《代表法》的修改来看，今后可能连这个门面都维持不住，最后在恶势力的主导连法律法规都越改越糟。
 　　越来越糟的另一个表现是行政权得不到有效约束，公权滥用、贪污腐败日趋严重，司法不公仍然普遍存在，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司法改革十年之前满怀希望，十年之后不能说一点改善没有，比如说至少有一个统一的司法考试，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改善很有限，大都也局限于表面。司法人员外观得到改善，看上去更像一个法官了，脱了军装大盖帽，穿上了法袍……但是法院和法官还是和以前一样不独立，而且近年来甚至连不断进步的司法观念都有所倒退。十年之后，我们走到了一个方向不明的十字路口。我们已经不再期待实质性的进步，只是希望不退步就可以了。到十八大之后会不会有进步，我看也很难说，要看到底谁在主管政法口，人不对的话很可能还会进一步退步。
 　　改革为什么会更糟？为什么会更好？关键是看主导改革的力量是谁。这个问题也很简单，任何人都是理性的，都首先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因此，谁主导改革，改革就对谁有利，这是一个很清楚的道理。什么是好的改革？我刚才说了好的改革对人民有利，那么对人民有利的改革怎么改？必须由人民自己来改。归根结底，只有人民主导的改革才能对人民有利，改革才能越改越好。如果由官员主导改革，那么改革肯定对官员更有利；官员主导改革，而人民不能通过制度去有效防范，他们就必然会滥用自己的权力，产生征地拆迁、贪污腐败等等。如果由官员主导，改革必然会被他们用来为自己牟利，这样的改革只能越改越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