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短论，写于温州动车事故发生之前了。由于《中国报道》杂志是个月刊。才出来。
与高铁，与我们面临的风险社会等议题相关。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温州之殇。
“新公共服务”强调协力治理
彭晓芸
高铁频频出故障，目前的报道还未能充分显示究竟是什么原因，但高铁作为一个公共服务项目，出现问题之后的各方反馈和态度倒是值得关切，从中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议题：在政府权力和资本运营密切合作的公共服务项目上，由于这类大型项目的推进往往关系民生和公共生活品质，因此，我们可称之为这是一种“新公共服务”：它既不是纯粹的政治系统，也不是一次性消费产品或一次活动，它需要强调公私多个部门的合作以及协调性，从立项论证到产品生产继而到服务环节，其实是一个流动的公共服务过程，因此，在终端产生问题，你还不一定能够立即找出问题所在。
其中一次故障发生时的视频录像在网络上传播，女服务员被乘客责问得哭泣无助，而视频底下留言多半是责备那位乘客的，并没有责备这位乘务员。
这是一个生动的场景，即人们想象中的对公权力的愤恨不满并没有发泄在这个乘务员身上，并没有为那个乘客的质问叫好。
应当说，多数人能够客观看待这类公共服务的复杂性，即终端发生的，未必是终端的责任。用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来说，高科技与高风险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性，因此这需要一种开放性的、弹性的新思维来应对和管理，如此才可能全方位地来评估风险的来源及后果。
这就需要检讨，高铁项目是如何上马的？上马过程中，公众和专业的意见是否被充分尊重？在实施这类重大工程的时候，相关的政府部门与生产部门是否经过充分协调，进而把这种协调结果公诸于众？只有当公众和专业意见被纳入这种协力治理的制度化轨道时，共同的风险意识和对抗风险的能力才可能在服务和服务对象之间产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公众才可能以足够的理性和充分的准备来应对危机，自主选择是否经常搭乘这类交通工具。
否则，一旦遭遇几次概率事件，公众要么彻底丧失信心，要么自认倒霉，缺乏足够透明的信息来支撑他们作出理性判断。
一句话，在风险社会面前，封闭式的管理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当前迫切的，是必须发展一种全社会协力的“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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