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 旧文：团干之死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南方某知名周报报道他的死，已经过去5天，而距离他“纵身一跃，凛然赴死”，已经有20天。
 　　他的死亡似乎并没有在这个国家引起太多震动。虽然报道的媒体给予了足够的位置和“规格”，可是与人声鼎沸的药家鑫案相比，关于这件事情的谈论实际上并没有展开，在讨论死刑存废以及知识分子与民粹话语权争夺战的硝烟中，仿佛再无精力关注这个三十四岁青年人的死亡；而普通的网民，也并没有对此事表现出过多的兴趣。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般，读完报道，长叹一声，无话可说。
 　　“陈刚自杀”事情正在挑战今天社会整体的阐释能力。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太庸常：单位中想谋求晋级的年轻副处长，在升迁受挫后，寻了短见；可能是陈刚的身份含有某种让人齿冷的因素：某理工大学的团委副书记，一个大学行政官僚体系中的党务工作者；甚至还有可能，是他的死亡方式过于简单，跳楼。在被各类推手不断推高情感燃点之后，这样直接有效的方式，就传播效应而言，越来越不可取。
 　　在我看来，陈刚的死亡几乎是必然的。作为团委副书记，他是合肥工业大学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也意味着他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就早早触到了自己的人生天花板。而且，仔细想想不难领悟到：陈刚越是“成功”、越是起劲在体制内挣扎着追求“进步”、越是通过“苦难的历程”早早获得了那些别人眼红的东西——留校、学位、职位——就会越加重他人生那几乎是注定的悲剧感。
 　　那些他曾经获得的荣誉、成就，乃至曾经支撑着他的自信“阳光心态“，实际上在他人生最后的那一瞬间都成为绞杀他的绳索。正如有评论指出，三十四岁、“特别适应当下中国高校游戏规则”的陈刚，对这个社会运行的某种深层次逻辑，或者说“潜规则”，并不十分了解；而之前的“顺利”，非但没有让他深谙这些“潜规则”，反而助其产生幻觉，以为凭借着他个人奋斗、按照种种被炮制出来的人生格言——如“努力总会有出路的生活”、“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满足所有字面上规则，就自然会有相应回报，“组织会任人唯贤”。
 　　有在中国高校生活经验的人，不难了解高校游戏的所谓明规则，已经详尽到了怎样琐碎的地步；而与此同时，整个体制——高校以及他们行政体系乃至整个学术生产者全体——却是在这些琐碎规定之上，用彻底无序荒诞疯狂的方式在运行着。这种状况，并不仅仅发生在陈刚所在的合肥工业大学，也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当下的高教领域，这其实是当下社会整体的某种写照。
 　　工科背景的陈刚，书房里一面是考研的工具书，另一方面是所谓伟人、成功人士的传记。可以说，这些基本构成了陈刚的精神世界，而拥有这种精神世界的，也不会是陈刚一个人。陈刚的死亡，再次证明了这种精神世界的脆弱；然而，这种精神世界，不正是今天的大学致力于传输给学生的吗？作为高校团委副书记的陈刚，其工作内容，也正是以自己实际上脆弱的精神世界，再去“塑造”中国的青年们。
 　　陈刚的死有其价值。只不过，这种价值并非在于他自己以为的、在合肥工业大学校园里面树一块碑，彰显其“高洁”的品行并映衬他所鄙夷的不守规则的芸芸众生；陈刚之死的价值在于：在现实层面证伪了他自己信奉的这种精神世界。令他走上绝路的，不仅仅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灰色潜规则，同时也包括了陈刚自己生前信以为真、引以为豪的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存在，并被大力提倡，并不是因为它在现实生活中彰显出价值和光芒，而仅仅是因为它们能遮蔽现实、让灰色变得不那么令人绝望。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