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国家利益》中国迫在眉睫的崩溃

如同其官方名称中体现出的那样，”夏季达沃斯论坛”讨论的焦点是亚洲多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所带来的影响。今年在中国大连举行的论坛的主题是”掌控增长质量”。无论是主题还是议程，本次会议都散发出乐观的气息，坚信自由市场模式必然成功，正如福山发表在《国家利益》上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中的相关章节所概括的那样。

可以肯定的是，在1990年代，也就是福山发表该论文的那个时代，曾占据统治地位的那种巧言令色的必胜主义，如今已经无法被用来概括达沃斯的讨论。通往高质量增长的道路目前看来似乎障碍重重。如果要规避这些障碍，就需要明智的政策和良好的判断，而这次新领军者年度会议的主要目标，也正是希望能提供一个可以指导未来的航道。

这种要追随成功道路的印象尤其体现在本次会议的主题中，比如”破坏性创新”，这是由哈佛商学院的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在早年互联网热潮中创造的一个略显过时的词语。这一当年为互联网泡沫推波助澜的理论，现在出口到了同样炽热的多个东亚经济体。

充斥在达沃斯论坛上的乐观说法并非没有批评之声。有一种观点很流行：表面上高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中国体制中人，和传统上坚持怀疑乃至敌视中国的美国人，这两个尖锐对立的阵营都同意，冷战可能会延续，两个超级大国最终必然会发生冲突。

在另一条路线上，中国（或许包括其他亚洲国家）可以在自由和民主缺位的情况下由贫转富。如此一来，北京将”可以”（赞同此分析持的中国支持者们认为是”应该”）把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影响力自然会赞成如下强有力的观点：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原则（至少要等到中国足够强大来自己进行此类干涉），支持各种形式的独裁政府，以抗衡那些认为只有自由和民主才是政府唯一合法性来源的主张。

看起来，第二种观点的鼓吹者们有更好的理由。在中国，最近的二十多年已经出现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民主方面没有丝毫进步。1989年民主运动激起的希望已经粉碎，大多数中国人似乎已经接受了政治现状，安心赚钱。

作为民主实验田的农村选举似乎已经走投无路。虽然这种地方选举制度已经实施了几十年，它都没能让民主制度延伸到乡镇一级，更不用说已经济活动的中心的城市了。中央政府对于任何想要严肃争取民主权利的村庄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干涉——例如，让一名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当选，或者指示罢免一名广受支持的村长。

事实上，地方选举制度可被视作共产党的一次战略撤退，为的是更好地在国家层面上捍卫其垄断权力。在如何管理村庄此类没有意识形态价值的工作上，将吃力不讨好的的任务和责任交给地方政府管理，这一做法很有道理。

在国际事务上，中国同俄国以及几个中亚（”斯坦”集团）威权政府一起，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包括作为官方观察员的伊​​朗、蒙古和巴基斯坦。这个组织的共同利益在于推广这样的观点，没有普适性的政府模型，亚洲的情况决定了这些国家需要尊重权威的儒家价值观。

最后，中国政府努力确保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并借此追求地缘政治目标。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通过掠夺性的竞争，垄断稀土市场，在有争议的海域中，中国渔船被拘留后实施对日本出口的稀土禁运。

但是表象具有欺骗性。现有的大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往往高估自己能够达成目标的能力。美国长期以来都把禁运当作一个政策工具（或至少是用来表达政治愤怒的途径），最主要的是对古巴政府的禁运。然而，由于缺乏广泛的国际参与，这类政策少说也是无效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当其他更少冒犯美国的独裁者们被流放甚至投入监狱之后，卡斯特罗仍然执政。

中国的稀土禁令甚至还不如美国对古巴的禁运成功，仅仅五周之后它便被放弃了。它唯一的作用是稀土用户之间争相开辟自己的替代供应商，结果造成那些原本因为低成本竞争而关闭的矿井重新开放。这样一次代价高昂的希望获取市场地位的努力，毫无回报地就偃旗息鼓了。

上海合作组织也同样没有什么大用。它没有在西亚的事务中起决定性的影响。俄罗斯在促进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裂的行动中与中国希望保持领土完整的关注背道而驰。同样，该组织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倒台也没什么影响。当其他的独裁政府”斯坦”集团面临民众的严峻挑战时，很难看到上海合作组织有所作为，对继承国也没保持多大的吸引力。

如果说阿富汗是埋葬帝国的坟墓，亚洲则是国际组织的坟墓，上海合作组织看起来注定要重蹈东南亚条约组织、东盟、亚太经合等国际组织的厄运。这些组织（除东南亚条约组织因为缺乏兴趣而于1970年代解体之外，其他国际组织尚存）都曾多次召开会议，但是你却很难想到它们曾达成任何实质性成果。这些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相比，大多还有着更有凝聚力的成员和关注点，而不是象上海经合组织那样，看起来只是个无视自由民主国家的沙龙俱乐部。

最后，一个更大的疑问在于，中国执政党是否能够在充分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维持其对权力的垄断。与那些乐观的希望相反，很少有事实表明，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足以产生政权向民主化的转变。党在控制关键商业领域的领导成员，并确保他们在现有秩序中获得大量红利上做得一直非常成功。

另一方面，正如阿拉伯之春的例子所表明的，集权政府可能比他们表面上要脆弱得多。毛去世后浮现的自我挑选的寡头政治是稳定的源头之一，但在解决根本性的政策方向分歧方面，它无法提供什么好办法。

在过去二十年中国取得的壮观的经济增长使得政策分歧相对容易解决。简单地说，经济上有足够的盈余来满足所有重要的利益集团，并还可以让大部分人的收入快速增长，或者至少对可能威胁到政治稳定的城市地区人口，他们的收入可以急速增长。

阿拉伯之春再次表明，经济增长的放缓可能让社会矛盾突然爆发，即使表面上政治秩序似乎安然无忧。在民主社会，经济冲击通常会让现任政府在选举中失利，至少有人可以成为让公众指责的替罪羊，同时也是对危机来自管理不善这种假说的一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