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市政厅（LOS ANGELES CITY HALL）

维拉雷戈萨（Villaraigosa）市长主持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LOS ANGELES, CALIFORNIA）

2011年9月13日

引言

谢谢维拉雷戈萨市长，谢谢你的亲切介绍。

十分高兴再次来到洛杉矶。应市长之邀在这里发表演讲，我感到特别荣幸。

作为负责经济、能源和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我对洛杉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有直接的了解。洛杉矶是美国与全球经济联系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贵市的市长深知这一环节的重要性。他努力促进这一联系，尤其是与亚洲的联系。

我以极大的兴趣拜读了洛杉矶经济发展局（Los Angele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最近发表的报告。报告展示了这一地区与环太平洋国家联系的深度与广度。

–2010年洛杉矶的出口额为1,053亿美元，其中近三分之二输往亚太地区各国。

–贵市的港口和机场承担了美中双向贸易约40%的业务，2010年经手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达1,900亿美元。

–2010年南加州与日本的双向贸易额增加到530亿美元，增幅为26%。与韩国的贸易额增加到240亿美元，增幅高达惊人的37%。

由于与亚洲的这些经济联系早已确立并与日俱增，贵市获得了最好的机会充分利用总统的“国家出口计划”（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和其他贸易政策。下面我会谈到这些贸易政策的情况。

洛杉矶，乃至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由于具有创新精神、创业型人口和对全球经济的开放性，还体现了在不断变化、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经济中美国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21世纪初，通过新技术、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流通、全球供应链网络、创新中心在全世界的扩散和有竞争力公司的快速扩展，全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这种情况既为贸易和投资及创造就业岗位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又向美国提出了新的挑战。

仅在亚洲，已有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他们已成为日益兴起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并形成了新一代的工程师、科学家、创业者和发明者。他们可以并将成为主要的竞争者，但他们也可以成为美国商品和服务——从电脑、电影到农产品——的重要消费者。

现在，前所未有的众多年轻人已与全球社会联系在一起，要求获得自己的机会和自由。今天，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在中东得到最生动的体现，实际上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他们要求获得与美国青少年希望得到的同样的机会。

看一看过去二三十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所看到的是，全球体系的力量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军事手段转向经济手段，从高度负债型国家转向拥有更多现成可用资金的国家。

冷战期间，各国把注意力集中于军事力量的建设和投放。21世纪初，大多数国家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力量的建设和投放。

这 些变化反映了一种新兴的全球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经济竞争十分激烈，与近几代人面临的竞争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竞争者。但是在一个相互交织的 世界上，很多这样的竞争者不单纯是激烈的竞争者，也同时是极其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创新越来越成为一种跨公司和跨国界的现象。

在今年和未来的年代中，一小批这样的新兴经济大国将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占有很大比例。其中的少数国家将在全球系统中运用巨大的金融力量并施加巨大的影响力。

我们还看到国家赞助和扶持的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形成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state-led capitalism）这种新模式。这种模式开始与更开放的由市场推动的贸易和投资模式开展竞争。后者是近几十年来创新和全球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这种新模式的出现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体系发生巨变。目前的经济体系不仅促进了我们本身的繁荣，而且促进了全世界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很多国家的繁荣。

我们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对我们本国的繁荣与安全以及对我们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必须在国内拥有强大的经济，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并拥有可持续的财政能力，才能使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获得成功。

与 此同时，一个建构良好的国际经济政策——既促进出口和吸引外国投资，也支持美国公司的利益——是加强我们国内经济之必须。因为无论在中国或其他地方出现什 么情形，我们在全球经济中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国内的政策。如果我们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有分歧，我们当然应该提出来——但把我们的问题归咎于中国不是解决我 们问题的答案。答案必须在国内寻找。

另外，必须加强全球经济秩序，美国的繁荣和机会越来越基于这一点。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这两个目标——强劲的国内经济和有效的对外经济政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互相支持。而这两者都是强有力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关键。

今天我想同各位谈一谈我们国务院以及奥巴马政府的其他机构为解决我们今天——而且很可能在可望的将来——所面临的挑战正在进行的工作。

首先，我们需要确保国内经济实力——因为这也是我们在国外的力量及全球经济的源泉。

其次，我们如何能够利用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加强国内经济，特别是注重创造以私营行业为主导的就业机会。

第三，一个公平和有良好功能的21世纪全球系统需要什么样的新的国际规则和规范。

第四，如何在亚洲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结构。

一. 建设强劲的国内经济

首先，为在国内建立强劲的经济，工业化世界的各国政府必须加强它们的经济结构，为更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包括美国在内，在几十年里一直入不敷出，不能兑现所作的财政承诺。

现在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种路线是无法持续的。但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进程又很难改变这种路线。由于公众对他们的政治家的期望，即使那些确实看到有必要进行改革的人，也难以采取大胆行动。

但事实依然如此：我们都必须在中期实现收支平衡，只作有能力支付的承诺，而不将沉重的负担留给子孙后代。

公众的心态需要转变——许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需要启动这一转变进程。如果他们要得到政治上的支持，从根本上改变政策，就必须这样做。

需要在公共政策上采用一种现实的、可持续的新方针。

对于欧洲和美国的大批人来说，需要缩减家庭消费，同时重建储蓄。同样，政府对一大部分人口提供的某些服务也要缩减——同时仍保留对最需扶助的人的服务。

我们在美国的计划的重点将需是加强在教育、基础设施和研发上的投资——这一切都旨在提高我们国家和我们工人的生产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资源必须来自于提高储蓄率，利用国内和国外资本以及税收，以便提高生产力。

这需要一个新思维模式。复苏不能靠增加借贷去供给工业化国家不可持续的消费。在这个国家，它所靠的必须是用我们的储蓄进行明智的投资，以加强美国经济的未来，并为美国工人在有竞争力和创意的产业中创造新机遇。

坦率地说，这是我国的一项当务之急——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充满良好工作机会的繁荣未来——必须更多地投资于能使我们的公民和企业更有创新和竞争力的那些经济领域。世界正在以迅猛的速度这样做。我们必须更为迅速地这样做。

为取得这一成果所需达成的在改进税务、税收、监管和支出政策上的共识，不会来自华盛顿那些分裂性的尖刻辩论。它要求寻找一种曾对美国过去的成功起到关键作用的有新意的答案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在上周对国会的讲话中，总统宣布了一项全面的就业方案，旨在帮助美国小企业聘雇员工和增长，重建美国并使之现代化，为寻找工作的美国人提供重返岗位的途径，并给每个美国工人减税。

现在我们需要来实施这一计划，同时，寻找一个也能支持就业增长的国际经济政策。

二. 支持私营行业就业机会的国际经济政策

在国务卿克林顿的领导下，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经济成功。这意味着制定政策，使之有助于创造——并持续发展——薪水优厚、高效率的美国私营行业的就业机会。

为此，我们运用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手段：促进出口、保护知识产权、吸引外国投资、支持一个公平的国际商务环境。

取得成功还需要我们以与我们的长远利益一致的方式，加强全球经济的规则和制度。

我们正在以下关键领域采取行动：

总统提出的“国家出口计划”

总统提出了美国出口在5年内翻番的目标，争取为美国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我们已经动员国务院以及我国驻外使馆高层官员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正如国务卿克林顿所言：“其他国家的其他公司企业与他们各自的政府有着牢固的伙伴关系；不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欧洲的私营公司，他们从各自政府那里得到的支持往往远远多于我们近年来为我国工商业提供的支持。”

我们相信，美国工商业应当得到我国政府最高层的热情、大力的支持，如同外国竞争者从他们的政府那里获得支持一样。这对于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至关重要。

目前，出口为美国提供了1,000万个工作岗位。我们知道，通过帮助更多的公司——包括越来越多的小型和中型公司——出口并开发新市场，我们能够大大提高这个数字。

我们也知道，很多大型美国公司是我国最大的出口企业。他们往往必须同得到外国政府支持的国外一流企业竞争。因此，我们同这些美国公司密切合作，积极推动他们的出口促销，同时也给予较小的公司同样的帮助。

我国公司出口所得的利润为资助在国内增加科研和投资发挥着关键作用。这还有助于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优薪工作。

在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期会出现闭关自守的倾向。但我们恰恰不应当这样做。这将导致我们的就业机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我们应当做的是必须更好地利用增加出口的种种机会。鉴于全世界的消费者有95%生活在美国以外地区，扩大贸易必须成为任何创造就业机会的战略的核心内容。

我们拥有一支“从事实地工作的队伍”——我国驻各国使馆内的1,000名经济事务官员。他们都致力于这项努力。

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

在今天的知识型经济中，我们最大的财富是美国人民的发明和创造力。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在这方面的体会比其他各州都更深刻。不断创新的圣地亚哥（San Diego）的手机制造商、硅谷（Silicon Valley）的因特网公司以及洛杉矶（Los Angeles）的娱乐产业，都在创造优质工作的最重要的公司企业之列。但他们都受到盗版和强迫转让知识产权的威胁。

总统已经阐明，本届政府致力于“大力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这对于我们的繁荣至关重要，而且在本世纪只会愈加重要”。

我和我的同事定期与工商界领导人、工会干事以及技术、娱乐和制药业的人员会面，以便发现这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

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专利、版权、商标、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不受盗版、仿造、强制转让和歧视性的采购行为的侵害，是美国的一项核心经济利益。

这与美国的就业问题利害攸关。单是信息和通讯部门就有500万名从业人员，这是我国依赖于知识产权和不断创新的众多产业部门之一。这个地区的娱乐产业有几十万从业人员，还有很多人的工作间接地维系于娱乐产业。

我们希望让美国人和美国工商业能够继续从事发明创造并设计出将在未来保障我国繁荣的产品。确保他们的创新产品不遭盗取知识产权行为的侵害，对于这项努力至关重要。

在美国营造一个欢迎外国投资的环境

奥巴马总统最近重申了美国致力于一项开放的投资政策。外国投资自我们合众国创建之初便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以国外为基地的公司在美国的投资支持着大约550万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在工会组织程度极高的州和基本上没有工会组织的州都是如此。

以外国为基地的多国公司来美国投资，雇用的员工占美国私营部门所有从业人员的4.6%，其中有200万名员工从事制造业工作。在美国的研发部门，外国投资占到将近15%；在美国出口商品中，外国投资占18.5%。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我们必须努力确保美国继续成为外国投资者的首选地。

在寻求外资的过程中，国务院以创新的方式既与国内外工商界又与各级政府进行接触。例如，我们促成美国全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与其中国的对应机构之间的联系，以拓宽贸易与投资关系。

州长和市长知道哪些是通过海外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的最佳途径。他们对于这些投资能够在当地产生的影响有第一手的了解。今年7月，第一届“美中州省长论坛”（U.S.-China Governors Forum）在盐湖城（Salt Lake City）举行， 我计划参加10月份在中国召开的下一次论坛。

州长、市长和其他官员以及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乘数效应”（force multipliers）。鉴于预算方面的现实状况， 我们需要履行更节俭的外交政策，他们的作用会更加重要。

三. 打造一个竞争性的国际经济体系

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形成一个应对21世纪挑战的国际经济体系。

一个主要重点是加强和调整国际经济体系。

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有一些基于规则的、透明、公平的新型或新修改的制度与准则，从而使所有工人与企业都能有机会以自身的优势进行竞争。

所幸，我们不需要从零开始建立这些制度与准则。

这里是一些相关历史背景：国际经济上一次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时的变化比我们今天面临的甚至还要大。

二次大战前存在的各种制度都无法预防它的发生，也无法避免或迅速结束在大战前出现的大萧条。当时的全球体系完全失去了意义。

在这种环境下， 杜鲁门（Truman）、马歇尔（Marshall）和艾奇逊（Acheson）等富于远见的政治家建立了一个很有力量，而且生命力相当长久的世界新秩序。

其中包括联合国等真正的全球性机构。在经济政策领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以及地区开发银行等。

这些机构的成功可以通过以下事实略见一斑：当铁幕（Iron Curtain）最终被打破——竹幕（Bamboo curtain）也随之而去——的时候，这些地区寻求按照二战后建立的现行国际体系的框架重新加入全球经济。

但在过去十年里，国际经济的地理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经济大国成为全球金融、贸易、投资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重要角色。

我们需要鼓励新兴的经济大国对国际经济体系承担责任，使之符合其商业和金融实力，也与它们从开放和稳定中获得的实惠相吻合。它们这样做也将大幅度改善美国公司和就业增长的前景。

在20国集团（G-20）等论坛及在与中国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with China）、美印战略对话（U.S.-India Strategic Dialogue）、美俄双边总统委员会（U.S.-Russian Bilateral Presidential Commission）等双边会议安排中增加的接触，将为我们的关系建立更牢固框架提供重要的途径，并将起到加强全球经济的作用。

去年我们特别注重如何确保美国工商业能够在公平的国际规则和做法的基础上，在国有或国家扶持的公司得到优惠待遇的情况下与他们竞争。这类做法使这些公司在与私营公司竞争时拥有相对优势——危害到美国公司和美国的就业。

关于其他国家建立国有企业是否明智的问题，这由不得美国来质疑。但如果这些公司和它们的美国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条件不公平，那就是美国非常关注的事情了。

在一些情况下，国有企业和国家扶持的企业能够赢得国内和国际市场份额的大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享受私营部门竞争对手一般得不到的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监管优待和反托拉斯法豁免等。

这些特权因歧视性的市场准入或国家采购政策而愈发强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正在制定“竞争中立”的原则。我们希望看到中国、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大国建设性地参与其中。

四、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

正如国务卿克林顿2010年1月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的讲话中所言：“美国的未来与亚太地区紧密相连。”

该地区领导人将于今年11月在奥巴马总统主持的亚太经合组织（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峰会上汇集在夏威夷。

准备工作正在全面展开。我刚刚去过旧金山，我昨天在那里主持了APEC能源政策圆桌会议（Energy Policy Roundtable）。

明天我还将回到那里在APEC妇女和经济峰会（Women and Economy Summit）上讲话。这是今年的一项重要的新议程。

我们今年还侧重于韩国自由贸易协定（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和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我要解释一下我们对所有这三项以亚洲为重点的计划如何增进美国经济利益的看法。

美国的政策与亚太经合组织

APEC对于美国经济至关重要。

美国最大的15个贸易伙伴中有7个是APEC成员。

美国60%的出口面向其他的APEC经济体。去年，美国对APEC成员的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对世界其他所有地区的出口。

APEC的21个成员经济体总计占全球经济的一半以上，占世界贸易的44%。

我们希望找到实际和具体的途径来加强地区经济一体化、扩大贸易并加强监管合作及整合，以此朝着在亚太地区建设一个完善的一体化经济区域的方向推进。

APEC有几个特别宝贵的特征，其中包括：

–它是一个防止贸易壁垒出现并减少现存壁垒——包括繁复的监管壁垒——的机制。

–它包括一项将高层的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效的程序。

–它注重私营部门的参与。

作为2011年APEC会议的主办方，我们首先希望通过促进共同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来加强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并扩大贸易。

其次，我们希望通过减少环保商品和服务方面的贸易壁垒来找到促进环境可持续的增长的途径。我们还希望简化先进技术车辆的进口手序。

第三，我们希望推动监管合作和整合来减轻该地区贸易所承受的过重的负担。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

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希望国会加紧通过《美韩自由贸易协定》（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 KORUS）。

通过该协定将成为我们对该地区的经济承诺的重要标志。协定通过后将有助于稳固与一个重要同盟的政治和战略伙伴关系，并将支持在美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协定若不能通过，美国就将丧失就业机会，在该地区的信誉也会岑岑可危。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将会提供打开市场的机遇，有助于我们实现出口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正在敦促国会尽快通过《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必要的贸易调整援助（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他还寻求通过我们与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通过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的这三项贸易协定，对于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的信誉至关重要。

上述协定若不能通过，特别是在华盛顿最近就债务上限进行的令人遗憾的论战，以及某些人表示不惜将美国的全部信誉和信用置于险境而不顾之后，将会对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和可信度造成严重打击。

这还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目前世界上的其他多数国家都正在谈判达成贸易协定，一个接一个地侵蚀美国的市场份额和就业机会。

这也会严重损害我国的外交政策，因为当今世界将经济影响力视为一国施加外交政策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展望未来,美国正在与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一道起草一份应对新的、正在出现的挑战的高标准贸易协定。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将会处理诸如使监管体系更兼容等跨领域议题。这样做将能使美国公司在跨太平洋伙伴市场中的运作更加顺畅，并有助于中小型企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重点之一——更积极地参与国际贸易。

美国及其跨太平洋合作伙伴正在争取到11月APEC领导人会议召开之时拟出协议大纲。

美国亦致力于确保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体现出共同的价值观，包括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我们的目标是不仅创造更多的增长，而且要创造更好的增长。我们认为这必须包括对劳工、环境、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有力保护。

结束语

前几代美国人曾有过建立一个能够保持美国的和平与繁荣的国际体系的构想。

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继续向前迈进。

我们正在国内、国外，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推行这一构想。

我们希望在这个刚刚进入全球化、出现了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兴大国和新型经济模式的世界中，创建一个更具活力和弹性的国际经济体系，能使美国工商业和美国人民更好地把握全球经济机遇，并强化我国经济以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我们在两党分裂的情况下无法做到这一点。两党需要团结一心，共同投资于我们的未来，并且支持积极主动的国际经济政策。两党需要同心协力以巩固我们的复苏，并为我国打下健全、长期的财政基础。

我们的国际经济政策还致力确保亚太地区有更多人能积极参与并享受增长和繁荣的福祉，这也将对我国大有助益。我们需要建立保护所有参与者公平竞争的全球标准和规范，使竞争不会被人为的政府扶持所扭曲。

自二战以来，我们一直拥有一个让一批又一批民众获得全球经济惠益的体系。这个体系必须继续让新一代人参与并做出贡献，也必须适应21世纪的挑战。有关规则必须照顾到新兴大国，但与此同时，新兴大国也必须对促成他们崛起的体系尽到责任。

我们希望今年能够与亚洲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信美国将从这些日益加深的关系中获益。

非常感谢大家。